欧阳辉教授:“特朗普2.0”来了,对中国影响几何?

欧阳辉、吴偎立 长江商学院

 2024年11月06日 18:23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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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梅开二度”成功当选美国第 47 任总统。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可谓风云变幻、悬念丛生,市场对这场选举的敏感度日益升温。如今胜负已定,这场选举的结果不仅将左右全球资本及金融市场的走向,也将对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马克吐温在一百多年前写过:“历史不会重复其自身,但押着相同的韵脚。”如今,特朗普再次上台,比较当前美国内外政策,可能会有哪些变与不变,又释放了哪些信号?

长江商学院欧阳辉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吴偎立教授曾于2024年8月14日在FT中文网发文,深度解析了若特朗普再次胜选,其政策对中国可能会产生哪些潜在影响;今日与你再次分享教授的前瞻性见解,大选的“后坐力”也许才刚刚开始。

作者 | 欧阳辉、吴偎立

来源 | FT中文网

本文首发于202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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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辉

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长江商学院高级副院长

2024年美国大选本被认为是“审美疲劳”的一届:两位80岁上下的老面孔对决,政治路线和个人风格都为公众所熟知,似乎大可以“快进”到9月份、等总统辩论和最后冲刺再看也来得及。

然而,今年的大选剧情竟如此跌宕起伏,从6月27日首场辩论拜登溃败,到7月13日特朗普遇刺、7月21日拜登退选,再到8月初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迎来“逆袭”,一个多月时间就经历了数次转折。选情瞬息万变,不到11月5日投票日,很难知道鹿死谁手。

站在当下,有必要仔细分析两党政纲,推断不同情境下的政策差异,才能得到能够指引未来的务实判断。由于哈里斯政纲基本上完全沿袭拜登政策,因此本文将主要从特朗普胜选的假设情境出发,分析可能带来的变与不变。

特朗普若胜选,推行政策将较第一任期更加顺利

一是特朗普的政治根基更加稳固。

2016年作为政治“素人”和“黑马”,特朗普属于共和党边缘人物,党内大佬普遍并未把他当回事儿,时任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与他的分歧就经常见诸报端。

而今天,他已经成为地位无可撼动的共和党“No. 1”,更准确地说,他靠一己之力把共和党主流变成了“MAGA”派(Make America Great Again)。2022-2023年,曾有不少共和党内精英向“MAGA”立场靠拢,试图融合MAGA理念与精英元素,挑战特朗普地位。但实战证明,他们的选民号召力完全不能和特朗普相提并论,于是纷纷铩羽而归。

二是特朗普的政纲和班底更加成型。

2016年,他的政纲并不清晰,也没有自己的内阁班底,上任之初不得不依靠政见与其有明显分歧的雷克斯•提勒森、加里•科恩等建制派执政;其内阁一直有大量空缺,甚至到四年任期届满之时,4000名由总统任命的职位也只填补了65%。

而今天,特朗普团队早早拟定好了“第47任总统议程”,共和党大会上也公布了清晰的政纲,老牌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还制定了“2025计划”(Project 2025),布局了超过1.4万人的高级人才网络,以为组建政府做准备(特朗普曾否认2025年计划代表其本人意见,但参与制定计划的主体人员均与特朗普过往联系紧密)

三是最高法院对特朗普更为有利。

特朗普第一任期之初,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力量大体平衡。然而,其任内先后有三位大法官去世或退休,特朗普趁机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填补空缺,使得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之比变为6:3并保持至今。此后,每当政府或国会存在争议上诉时,判决几乎都偏向共和党。今年,民主党数次向特朗普发出司法挑战,试图给其定罪,每次最高法都作出了有利于特朗普的判决。

那么,考虑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立场有天壤之别,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若再次上台,美国政策会出现180度大转弯呢?

这样的假设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却并不准确。虽然特朗普2.0时代的政纲贯彻将更加充分,但这些政策所能发挥的空间和土壤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接下来,我们将仔细分析潜在特朗普2.0版的变与不变。

特朗普2.0相比民主党政府的“不变”

财政政策

“减税”一向是特朗普的标签,全世界都记得他第一任期最大的“成就”正是《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预估十年内减税6万亿美元。

今年,特朗普再次提出要将2017减税法案永久化,并进一步将企业所得税由21%降至15%等。不少媒体报道称,只要共和党“横扫”(red sweep),即同时拿下总统和国会,美国就将再次减税,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导致财政赤字和债务大幅扩张。然而,事实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2017年减税法案中的公司税条款都已经永久化,只有个人减税条款将于2025年到期。这些条款中,民主党明确赞成延长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下个人的减税、以及儿童税收抵免等政策,特朗普所能额外推动的延长条款只有对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富人所得税、遗产税等减税,金额不过十年1万亿美元左右,合年均1000亿美元,仅占当前美国GDP的0.3%,与特朗普1.0时年均超3%GDP的财政刺激规模不可同日而语。虽然特朗普还提出将公司税由21%进一步降至15%,但考虑到疫后美国赤字和债务大幅增长,连共和党内保守派也不支持这一举措,通过国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特朗普财政政策较民主党变化并不大,无论此次谁当选,美国财政赤字都将维持在6.5%左右的高位,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已不大。

值得说明的是,这一水平在非衰退期的美国属于历史高位,美国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仍然非常尖锐。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前都没有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美国宏观政策的重大隐患。

产业政策

众所周知,民主党喜欢“大政府”,共和党喜欢“小政府”。

拜登任内连续签署《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和《降低通胀法案》,大力补贴本土半导体和新能源等行业,带动制造业投资规模上万亿美元,将21世纪美国产业政策推向了极致。

而特朗普则宣称上任第一天就要废除全部“拜登经济学”,特别是明确反对降低通胀法。但实际上,该法案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一些“红州”和摇摆州。例如,南北卡罗来纳、德克萨斯、密歇根、佐治亚、田纳西和俄亥俄等州都获得了大量投资补贴和就业机会,取消这些补贴将对共和党造成较大的政治损失。因此,估计特朗普政府只会寻求取消法案中少量争议较大的条款,绝大部分补贴都将得以保留。

货币政策

特朗普偏好宽松货币政策,1.0时就打破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总统不对货币政策发表评论的传统,多次公开批评鲍威尔政策过于紧缩。

今年,特朗普则多次指责美联储“通过控制降息节奏帮助民主党”,一度威胁上任后要换掉鲍威尔;近期又表示,若鲍威尔不在11月份前降息,就不会解雇他。媒体还报道,特朗普幕僚已开始研究如何加强白宫对美联储的控制和监督,市场对于美联储丧失独立性的担忧日益升温。

但实际上,特朗普对美联储的干预存在多重约束。美联储独立性受到法律保护,总统不能仅因“政策分歧”而解雇美联储主席。当主席或理事任职到期时,总统可以重新提名人选,但需参议院投票批准。而参议院汇集了美国最为精英的政客,以建制派为主,通常能够阻断总统的“不靠谱”任命。例如,特朗普第一任期曾提名争议人物朱迪•谢尔顿、史蒂夫•摩尔为理事,均被参议院否决。因此,特朗普2.0仍需在主流中央银行家中挑选继任。

那么,鲍威尔在2026年5月主席任期届满前会不会屈服于特朗普压力呢?回溯2018年2月鲍威尔刚被任命时,一年连续四次加息,特别是10月受到特朗普公开指责后仍未妥协,12月继续坚持加息。而今天鲍威尔根基更为稳固,已带领美联储成功渡过疫情、抗击通胀,可谓功成名就,对他来说接下来唯一的目标就是站好最好一班岗、留下好的政治遗产(legacy),用中国古话说就是“名垂青史”。因此,在这个节点上,他更没有屈从于特朗普的动机了。总体看,由于特朗普缺乏干预工具和渠道,美联储应当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保持政策延续性。

特朗普2.0相比民主党的“变”

贸易政策

目前两党都存在一定的贸易保护和“美国优先”思想,但特朗普对于关税的热衷远远超过拜登。

拜登对大部分盟友维持自由贸易,对中国则秉持“小院高墙”思路,部分产品构筑超高贸易壁垒,剩余产品则继续贸易。例如,虽然其任内对中国进一步加征了关税,但范围仅涉及约180亿美元的新能源车、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

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中国总计3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加征了高额关税,目前更是提出:将自华进口关税一律提升至60%,废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针对中国车企在墨西哥设厂“绕道”出口美国的汽车,征收200%的关税;对除中国外的美国所有进口产品全面加征10%关税,同时推出《特朗普对等贸易法》,即他国若对美国征收高于美国对该国的关税,美国有权加征关税至“对等”水平。

尽管这些提议有极限施压的成分,但特朗普对关税的钟爱无可否认。6月他还一度提出全关税联邦收入系统的想法,即提高关税以取代所得税,但由于太过不切实际,后来才不再提起。

上述关税提议中,对所有国家一律加征10%关税、推出《对等贸易法》和废除中国最惠国待遇均需要国会立法。考虑到对贸易伙伴的打击面太大,一律加征10%关税和《对等贸易法》通过的难度很大,可能性较低。至于对华关税,特朗普表现出一定的谈判意向,表示要令中国在美国直接设厂,而非通过墨西哥设厂“绕道”。

但是,目前中国可能也缺乏对美谈判筹码。2019年中美曾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同意对美扩大农产品及能源进口。但目前,中国进一步对美国扩大进口的空间有限。投资设厂方面,考虑到中美关系紧张现状和巨大的政策风险,中国企业对于赴美设厂很可能持保留态度。而特朗普的胃口可能只会比2019年更大,很难想象中美如何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加上特朗普幕僚均以对华鹰派为主,尤其是莱特希泽(近年对华态度进一步强硬化)很可能出任商务部长或贸易代表,因此特朗普2.0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将是大概率事件。

移民政策

移民问题是当前特朗普攻击民主党的主要议题之一,其称拜登边境管控松懈导致非法移民激增,破坏美国治安、增加社会和医疗负担、挤占本土就业机会。

他表示,自己上台后将从严入境审查、收紧“庇护”批准条件、加强边境巡逻、重启边境墙建设,甚至可能暂时关闭边境、遣返存量非法移民。

由于大部分限制措施通过总统行政令就可实施、无需国会批准,政治争议也较少(除关闭边境和遣返移民外),因此落地的可能性较高。

近年美国本土人口接近零增长,加上疫情期间大量老年人提前退休,美国劳动力供给一度十分紧张,助涨了工资和通胀压力。而疫后合法和非法移民的涌入有效填补了劳动力缺口,对促进美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这一趋势逆转,虽然将在政治上受欢迎,却会明显加大美国通胀压力、损害经济增长。

外交政策

与1.0类似,特朗普外交仍以 “美国优先”、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为核心特点,与民主党重视联合盟友和“价值观外交”显著不同。

欧洲方面,其主张降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投入,敦促北约成员国提升国防预算;

俄乌方面,寻求结束冲突,甚至可能促使乌克兰以领土妥协换取和平协议;

巴以方面,对以色列、尤其是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可能边际加强;

对华方面,鹰派的一面在于将推动一些领域“脱钩断链”、加大投资限制,鸽派的一面在于对 “协防”台湾并不感冒,多次指责台湾未交“保护费”、台湾芯片“抢了美国的生意”,还称台湾太远、很难“防卫”。

除上述政策之外,特朗普2.0在内政上,将推行行政体系改革,加强总统对官僚系统的掌控力,同时放松多领域监管措施;能源上,废除绿色转型支持政策,鼓励化石能源生产;汇率上,推动弱美元,以加强美国出口竞争力等等。其中,绿色政策宏观影响较小,汇率政策缺乏抓手和工具、难以落地,行政改革能否推进则存在巨大不确定性,这里不做过多讨论。

特朗普2.0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特朗普关税政策将对中国出口带来较大冲击。2018年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由2017年的22%下滑至2023年的14%,其中被加征关税商品的出口跌幅远大于其他品类。特朗普提出的新一轮加征关税税率高达60%,远高于上轮上限25%,对中国出口的冲击可能明显扩大。如果政策出台后人民币贬值,还可部分减轻出口压力,但又会加大资本外流风险。

除对出口的直接冲击外,还有几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

一是出口行业走弱还会导致从业人员收入、企业利润和税收下滑,从而拖累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相关影响还可能外溢到非出口行业。根据瑞银的测算,若60%关税落地,将在一年内拖累中国GDP增速2.5个百分点,其中一半拖累来自出口下滑,另一半来自出口行业对消费和投资的间接溢出。

二是贸易壁垒增加情况下,中国供应链向海外的转移可能加速,负面冲击国内就业。若美国对中国企业在第三国设厂生产的出口产品也征收高额关税,可能引发更大面积的中国企业破产和失业增加。

三是与上次主要针对中国不同,此次特朗普还提议对所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如果这一提议落地,将冲击美国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并引发其他货币对美元走弱,从需求和汇率两方面加大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压力。

特朗普非贸易领域政策对中国的宏观影响程度相对温和、渠道相对间接,主要通过影响他国再作用到中国,但不确定性较大。

美国方面,特朗普2.0减税等促增长政策力度不大,而控移民、加关税等行政措施通胀性明显,近日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签署公开信对此进行警告。如果美国通胀重燃,可能导致美联储降息步伐减缓、甚至重启加息,还可能干扰美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稳定,从而波及中国。

欧洲方面,特朗普减少投入、贸易保护和撤回对乌支持等政策可能恶化美欧关系,为中欧合作打开一定空间。特朗普在绿色承诺上的倒退,也可能促使中欧在这一领域携手走向世界领导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还可能导致国际环境更加混乱,引发一些“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打乱中国本身的经济和政策节奏。

总体而言,美国两党乃至整个政界都视中国为全球头号竞争对手,无论谁上台,美国在科技、投资等领域的对华遏制打压都不会变,对美国自身的产业扶持和贸易保护也将继续。

只是在特朗普上台的情况下,对中国经贸的打击可能更为沉重,国际环境混乱也将加大中国面临的挑战。鉴于此,中国更应加快发展、壮大实力,才是对严峻复杂外部冲击的最佳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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