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仙《扫除文盲奖状》（1958年）
作者 黄燕玲 云南省档案馆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云南省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让老百姓读书识字学知识学文化。扫除文盲，让人民睁开眼睛。全省各族人民精神面貌得到显著提高，云南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约5.5亿人口中，文盲率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以上，扫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会上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9月27日接见了与会全体代表，与他们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带头、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
云南地处边疆，世居民族众多，许多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扫盲运动更加迫切和重要。
1950年，根据国家教育部相关精神，云南省文教厅下发了《云南省冬学实施办法》，对开展冬学的原则、内容、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当年年底，全省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冬学运动，20余万人参加冬学，入学农民3.7万余人。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有效提高了识字速度。随着“速成识字法”的普及，至1952年11月，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习文化的浪潮中，并形成了第一次扫盲运动高潮。据统计，1950年至1953年间，全省农村累计有134万余人参加扫盲。
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并于1956年3月15日成立了以陈毅元帅为会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扫除文盲协会，第二次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
通过“一五”计划的执行，云南全省农村合作化运动达到高潮，广大农民越来越迫切要求提高文化。据1955年不完全统计，在全省1370多万农业人口中（各民族聚居区除外），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占青壮年总数的90%，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需要极不相适应。农村中到处可听到“不愿做睁眼瞎子”的呼声，农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识字，他们说：“合作化真正好，不识字太苦恼。”据档案记录，玉溪镇井乡有一个合作社，由于社员都不识字，他们只好把工分记在木板板上，这些记号不注意被洗去了，结果成了满本糊涂账，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社员之间的团结。思茅县有一个乡干部因为不识字，县上送来的文件看不懂，跑到40里外的地方去找人念，不巧碰上了一个敌特分子，这个人念了文件之后，把文件的内容泄露出去，县上曾专为此事做了通报。此后，许多不识字的乡干部接到文件后，生怕出事就把文件锁起来，影响了党的政策的学习和贯彻执行，使工作受到了影响。因此，1956年省教育厅大力提倡合作社办学，提出要使农民业余教育成为农村合作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扫盲对象以党团员、乡村干部、积极分子为重点，并明确为贯彻学以致用原则，先教农民学本村人名、地名、合作社名、工具名以及记工分账等日常生活所需的文字，然后再进一步学其他文字。
随着民校和业余教育的普及，全省进入第二次扫盲运动高潮。工矿企业采取“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1956年12月，全省扫盲积极分子大会召开，会上表彰了大理县马龙乡龙坎高级社民校等32个扫盲教学先进单位、杞麓县解家营“母亲识字班”等8个扫盲先进单位、曹炳珍等533名扫盲积极分子。截至1957年上半年，全省17.7万余人扫除文盲，其中农民13万，乡一级主要干部7000余人。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958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等社论。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 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的号角吹响了。
1958年6月，云南省农村扫盲现场会在澄江召开，会上总结推广了山西万荣、云南腾冲的经验，将学习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当年的7月至9月，全省组织了430万农民入学，出现了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扫盲运动高潮。据统计，到当年年底，全省农村共扫除文盲97万多人，为1957年底以前历年扫除文盲总数的7倍之多。通过“学万荣，超腾冲”的扫盲运动，至1960年初，全省农村识字在学316万人，为农村青壮年文盲总数的81%。
云南民族出版社拉祜组等编译的《拉祜文语文扫盲课本第一册》（1958年1月）
在全省第三次扫盲运动中，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扫盲工作取得了质的飞跃。云南结合边疆、民族众多的特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扫盲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一）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必须用本民族文字进行扫盲，只有独立语言还无文字或文字不完全的民族，在文字方案未确定前，仍按自愿原则，采用汉文和本民族所习惯用的语文进行；（二）干部、党团员、青壮年和积极分子文盲首先入学扫盲；（三）扫盲要求低于内地，农村达到能看本民族的通俗书报和写简单应用文，有条件地适当增加算术课即可。通过这一阶段的扫盲，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可以用本民族的文字记工分、写报告、写大字报。沧源卡瓦族一直都用刻木记事，扫盲后使用数字记事，理清了合作社的账目。碧江县（今怒江境内）怒族群众用傈僳文扫盲后，用山歌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汉家有金文字，民家有银文字；汉家用金文字数年，民家用银文字记月；傈僳族没有金文字，怒族没有银文字；傈僳族只得用手板数年，怒族只得用手指头记月。现在共产党给了傈僳族金文字，毛主席给了怒族银文字；傈僳族也得用金文字数年，怒族也得用银文字记月。”
通过扫盲识字运动，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文盲问题的逐步解决使得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能够参与到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中，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图片由云南省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