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方长大，小时候就很喜欢地理，但那时去的地方少，资讯也不发达，对于北方的了解几乎都来自课堂和书本。在所知不多的北方城市中，大同给我的纸面印象比较特别，中学地理课上说山西多煤，大同尤盛，地图册上大同那里画了一个醒目的地理标识“■”。课本上还提到，为了把大同的煤运出去，运出海，国家特意修了一条专门的铁路——“大秦线”。
长大以后，读了考古专业，我才得知大同的另一面：它是一座古城，而且在整个五世纪里皆为北魏都城所在，被称为“平城”，成为继长安、洛阳之后中国北方地区又一座中心城市。
尽管在大学课堂上学到关于平城考古的一些知识，但少年时代先入为主的印象太过深刻，以至于我很难将一个以煤炭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与一座古都在脑袋里拼合成一体。我更好奇的是，就一个南方人的狭隘眼光来看，长安、洛阳已是北方，而大同更居雁门关以北，那不是苦寒之地吗？冬季会很漫长吧？饭菜很粗粝吧？不然怎么会飘荡着“走西口”的悲歌呢？那片土地有什么条件，而历史又有何种机缘，使得它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可以与被誉为“江南佳丽地”的建康城一起主宰中国的命运呢？
当然，读学者们的论文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但那些论断是别人的，唯有踏上旅途，所看所感所思才能内化为自己的认知。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重返现场以获取感性体验，在具体时空中还原人与事，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读书，有时甚至更胜一筹。
永固陵封土 摄影 耿朔
永固陵
我就是在大同考察期间解开上述困惑的，但不是在云冈石窟，不是在展品众多的大同市博物馆，而是在大同市区以北直线距离二十多公里处西寺儿梁山上的永固陵。
永固陵是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的陵墓，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有治国方略之一的太后于太和十四年（490）去世后安葬于此。我们从大同市区驾车出发，一路傍着御河向北而行，公路沿途多植白杨树，笔直成行，阳光倾泻在叶子上闪闪发亮，在微风吹拂的瞬间，能从叶片翻动的缝隙间瞥见潺潺南流的河水。
御河是桑干河的支流，北魏时名为如浑水，是流经大同盆地最大的一条河流，先民择水而居，在缺水的大同盆地，人们高度依赖这条河，魏都平城就建在如浑水下游之畔，以其作为城市水源。我们一路上遇到的车辆很少，但在北魏时，沿着如浑水河谷是一条南北向的交通大道，南接平城，北通草原，想必当年沿岸有许多村庄聚落，那时去往永固陵，应该没有荒远之感。与我们相伴的还有一条铁路，那是1915年建成的平绥铁路即后来常说的京包铁路，作为曾经华北地区的大动脉，它的选址走向反映了百年前这条河谷在交通方面依然重要。然而时过境迁，今天连通晋蒙的国道、高速和高铁，均是出大同市区后往西北走杀虎口方向进入内蒙古，御河一线远离了新兴的交通路线，也渐渐远离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寂寞少人行。
接近永固陵时，地势快速升高，当车在盘山公路上转了几个大弯后，我发现已经到达西寺儿梁山之巅，这是因为数公里外一大一小两座圆形“山丘”已经跃入眼帘，在这平坦如席又植被稀疏的山顶上极为醒目。北魏时称此山为方山，大概正是望形生义吧。
方山之巅的万年堂（左前）和永固陵（右后） 摄影 耿朔
虽然贵为皇家陵寝，但今天的方山永固陵并不是拦起来收门票的景区，我们的车一直开到永固陵封土下，这便是那座大一点的“山丘”。封土系人工堆筑而成，呈上圆下方状，基底方形，南北边长117米，东西稍广，长度达136米，现有高度超过22米，恢宏雄伟，是现存北魏帝后陵寝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封土上有规律地种植一排排灌木，正努力点染出一些生机，然而这个季节里究竟还是荒草萋萋的景象，空寂和荒凉是这山上的底色。
虽然封土看起来完好，下面的陵墓却在历史上多次被盗，1976年山西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时，在墓内竟然发现了金代正隆年间和大定年间的盗墓者在墓壁上留下的题记。这次发掘虽然出土遗物不多，但搞清楚了永固陵的地宫结构，它是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的大型砖室墓，全长23.5米，仅建筑墓室的用砖就达二十余万块，文献记载，永固陵的建设历时八年，其规模之巨，于此可见一斑。
永固陵不只有封土和地宫，更是一个还包括诸多地面建筑的大型陵园。在封土下行走，我感觉并不陌生，选择高地营建陵墓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所谓“因高为基”，此前我已经踏察过许多类似地点。但当我从封土往南行走数百米，看到一道陡直的断崖忽立脚下，眼前景色之壮阔还是让我惊呼一声。
在雁北三月的天空下向南眺望，大同盆地一马平川，尽收眼底，大同城区一簇簇白色的楼宇勾勒出城市的轮廓。御河再次出现在眼前，它以俯首称臣的姿态绕着断崖缓缓流过，东西两侧皆是连绵山岭，颇有拱卫之意。《魏书》记载，“太后与高祖游于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表明这是冯太后生前亲自选定的万年吉壌，似乎要在这里长久凝望成就她辉煌人生的平城，或者说，要让生活在平城里的后人，举首可知有一个强大的灵魂在高处俯瞰着他们。这种控制欲的表达，倒是符合《魏书》对于冯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是以威福并作，震动中外”的评价。今人至此，依然可以感受到居高临下的撼人气势，这在古代陵墓中确属难得一见。
从方山上向南眺望大同盆地，近处是经过考古发掘的思远浮屠遗址。 摄影 耿朔
山崖之下有一处用植被勾勒轮廓的长方形建筑遗址，也已经过考古发掘，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思远浮屠”。在墓地营建佛寺，这是永固陵的首创，考古工作者在永固陵地宫里发现过精美石雕，我曾在国家博物馆看到这里出土的一件拱形石门楣，其两侧下端各浮雕一位童子，形体饱满，面带微笑，手捧莲蕾，让人想起化生童子，一见难忘。冯氏本是北燕皇族，世代奉佛，这种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结合的布局，可能出自冯氏本意，她将一生沐浴的佛风带入另一个世界。北魏疆域内的一些大型佛教建设工程，如平城云冈石窟、龙城“思燕浮屠”，它们的背后无不可见冯太后的身影。云冈二期出现大量释迦多宝佛并坐像，历来被认为是冯太后与孝文帝所谓“二圣”的化身，是当时独特政权格局的映现。
北魏以后，永固陵转变为地方名胜，“魏陵烟雨”名列“云中八景”行列。晚唐温庭筠寻觅冯氏遗踪，访古至此，心有所感，写下《题元魏冯太后永固陵》：“云中北顾是方山，永固名陵闭玉颜。艳骨已消黄壤下，荒坟犹在翠微间。春深岩畔花争放，秋尽祠前草自斑。欲吊香魂何处问？古碑零落水潺湲。”这首怀古诗纵然词句规整，意境经典，但就像想象中会笼罩陵墓的烟雨一样，既氤氲出一方幻境，却也模糊了历史的形状，由这条思考路径并不能生产出有效知识。
分界线
实际上，充满创新意味的永固陵，其历史意义不止于上文所提的陵园形制和布局方面的变革，它的选址本身就是大手笔。我们从封土离开北返时，刚走出数里，在路口看到通往明长城遗址的指示牌，遂驱车一观，路程很短，一两分钟后望见一座高大的烽火台立在路的尽头，到跟前一看，两侧沿着山梁星星点点分布着许多烽火台，没有包砖，一层层夯土清晰可见。这里依然是在方山之上，苍凉感比永固陵有过之而无不及。风很大，夹杂寒意，更远处高山之上有一排风车发电机组，正呼呼转动，也在几百年的岁月里把这些烽火台吹成一个个不完整的方锥体。
塞上大同的明长城遗址 摄影 耿朔
明长城是庞大的防御工事，它在晋北和陕北一带的走向，大体对应着一道自然地理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实际上后者正是明王朝修建长城时线路选择的主要依据。我们都知道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地理意义丝毫不亚于前者，它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中国半湿润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是森林植被与草原植被的分界线，两侧气候不一样，土地、作物不一样，生产和生活方式当然也大不同，必然导致社会组织形态的极大差异。概括地说，这道线大致区分出中国以农耕为主的地区和以游牧为主的地区，从大的地理空间看，平城正处这条分界线上，也就是处在两种文明区的交汇地带。中原农业社会和北方游牧社会的交往与争雄，在数千年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主题。
明长城遗址，明代设九边重镇，大同是九边之首。 摄影 耿朔
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政权，这个部族起源于大兴安岭地区，此后一路向西南方向迁徙，进入北匈奴故地。公元3世纪时，拓跋鲜卑在首领拓跋力微率领下，南下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后又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已经到达内蒙古高原的南缘，也就是进入到游牧区和农耕区的交界地带，此当中原曹魏、西晋时期。
西晋末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都于盛乐，一般认为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遗址，此为拓跋鲜卑第一个正式都城。376年，前秦苻坚攻代，拓跋什翼犍战败，不久被其子拓跋寔君所杀，前秦再度攻代，以至国亡。383年，淝水之战发生，前秦随之土崩瓦解。386年，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兴和县境内）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正式恢复代国，不久后迁都至旧都盛乐，同年四月改国号为魏，自称魏王。398年，北魏征服以今天河北为中心的后燕政权后，从内蒙古高原南下，将都城从盛乐迁至平城，拓跋珪在平城正式称帝。
为什么拓跋鲜卑南下之后会选择平城作为新都？在地图上量一下从盛乐到平城，直线距离只有140公里，今天从大同市区开车，走高速也就200公里，不过两个半小时即到和林格尔土城子，两个都城似乎没有拉开太远的距离。但如果结合地形来看，就不难理解这一选择，从盛乐南下中原，必然要走山西，而平城即是拓跋鲜卑进入山西遇见的第一个重镇，正当南下北上的交通要冲，平城所在的大同盆地是晋北最大的一块盆地，有一定的物质支撑和足够的发展腹地，这里长期又是民族杂处之地，鲜卑人来到这里，不会感到有太大的文化差异。因此，对于初入中原逐鹿，前景尚不明朗的北魏政权来说，平城确实是建都的不二选择。
此后，北魏政权以平城为基地，东攻西掠，开疆拓土，用了四十年时间使分裂百年多的北方复归统一，此后五十年里，平城坐拥中国北方第一大都市的地位，如同昔日的长安和洛阳，直至孝文帝迁都。当北魏的疆域扩大到囊括华北、河西，且北抵蒙古高原之后，平城还适合继续作为都城吗？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时的北魏王朝已经不再是部落制联盟，而是混合了农耕和游牧两大社会形态的强大政治体，都城设在交界地带，能对这两大区域同时施行有效控制，不会顾此失彼，又可进可退。这一选择的着眼点不是基于京畿地区的经济条件，而是来自中古时代政治军事形势的必然结果。
从明长城烽火台上眺望方山永固陵。 摄影 耿朔
在中国北方地区，地理和生态环境与大同极为类似的古代都城是北京。来过北京的人都会觉得城区的道路横平竖直，问路时会讲东南西北，而不像南方城市那样往往得说左右才搞得明白。北京市区确实地形平坦，因为它坐落在永定河水造就的山前冲积扇——北京小平原上，同时也是华北大平原的最北端，而从北五环开车往北，半个多小时就会发现景观大变，巍峨的燕山山脉横亘眼前，穿过这片大山，夏天的气温会低好几度，草原景观逐渐出现，而从东五环一路向东，可以贴着渤海岸去往东北。北京正处在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大平原这三大地形区的交接点上，也是这一庞大交通网络的枢纽所在，由此可见，对于从北方森林或草原南下的王朝来说，想拥有一个囊括中原大地、北方草原和辽阔东北的广阔疆域，再没有比北京更适合建都的地方了，所以从辽金以来，北京逐渐成为“天下之中”，直至今日。在此之前，大同是一个成功的实验，未尝不对此后王朝定都北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五世纪的平城
五世纪的平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宿白先生早在1987年写就的《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做过高度概括：“这座近百年的北魏都城——平城及其附近，自道武帝以来，不仅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且形成了北中国的文化中心。加上这里集聚的大量劳动人手和从北中国征调来的巨大财富，平城内外筑造了一批批规模宏伟的建置，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当时的平城就像海绵一样吸纳了整个北方地区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间或有南人因种种原因也来到平城，各地的文化在此交融交汇，加之控制河西走廊之后，北魏势力进入西域，通往欧亚腹地的丝绸之路再次被连通，诸多来自更为遥远世界的奇珍异宝也源源不断输入平城。
我在大同考察期间对北魏平城时代文化的多元性有着深切感受，在此只举河西一例。在大同城东沙岭这个地方，考古工作者发掘过一座太延元年（435）的墓葬，根据出土漆棺上的题记可知墓主人为北魏军官破多罗氏的母亲，看这个姓氏就知道是鲜卑人，墓内四壁和甬道满绘彩色壁画，成迄今发现平城时代有明确纪年最早的壁画。从草原南下的鲜卑人原先没有在墓中绘制壁画的葬俗，我下到沙岭墓中，却看到了大幅的车马出行、庖厨宴饮的画面，这与河西地区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壁画有许多相似之处。西晋末年，北方大乱，河西一带由于前凉张轨的有效统治，成为安宁的小天地，许多中原士族投奔于此，凉州成为华夏汉晋礼乐文明在北方地区的一片保留地。正因如此，入主中原的北魏政权很注意从河西吸取养分，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陆续从河西地区征迁而来大量人才与劳动力。
云冈石窟的总设计师、沙门统昙曜就是凉州僧人，他在公元439年北魏攻灭北凉的战争中被掠至平城，鲜卑人此前没有开凿过石窟，而北凉时代在凉州（今甘肃武威）有天梯山石窟等工程，正是在昙曜的建议和主持下，北魏皇帝决定在平城西郊武周山开窟造像，参与开凿的匠人也多为凉州旧人，他们一口气先开了五个大窟，这就是今天云冈石窟中最为醒目的第16至20窟，也被习称为“昙曜五窟”。第20窟因为前壁在早年间坍塌，形成了露天大佛，从而成为云冈的标志。来云冈石窟参观的人，都会在这尊大佛身前留影，也一定会对大佛高耸的肉髻、细长的眉目、隆起的鼻梁以及所穿的袒右肩袈裟印象深刻。这些形象特征无不沾染西风，但是这五个大像窟所采取的模仿椭圆形的草庐形式的窟形，却为西域和河西所无，宿白先生认为“它应是五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
云冈第20窟露天大佛 摄影 耿朔
平城就是这样一个迸发绚丽创造力的城市，而非单纯被动接受四方文化。永固陵和“昙曜五窟”都是旧俗与新制的结合，而当我走进云冈第6窟时，又见到了一种全新的样貌。那真是别有“洞”天的体验！我在洞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进去没几步就看到高约14.4米的中心塔柱扑面而来，它体型巨大，直抵窟顶，逼迫我把头仰至最大角度，我绕柱一周，环顾四壁，视线所及之处没有一点空白，佛、菩萨、天人、供养人、伎乐、白象、神龙、建筑……分层而立，各居其位，满满当当，更有基于佛经记载而布置的宏大故事场景，让我如入佛国世界，如朝天上宫阙。根据云冈研究院的初步统计，该窟现存各类佛教造像多达2900余尊！
无论是整体设计还是细节雕琢，第6窟都展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气魄，我愿称其为中国的“万神殿”。如此伟窟只有皇家才有能力开凿，有学者认为此是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所建，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云冈二期之所以是开窟活动最为繁盛的时期，正是来自于祖孙二人的直接推动。
云冈第6窟精美的佛像 摄影 耿朔
吊诡的是，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第6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也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那一年。实际上在这之前的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孝文帝已经以南征之名集大军于洛阳了，在以停止南伐的条件换来御前会议同意迁都之后，孝文帝于十八年二月甲辰日（494年3月21日）正式宣布迁都，并于三月返回平城，操控大局。这一年的八月，洛阳“金墉城成”，皇帝有像样的住地了，到了年底，孝文帝再抵洛阳，从此没有再回过平城。
也就是说，富丽堂皇的新窟落成的时节，孝文帝可能正在平城布置六宫及文武的大搬家，想必顾不上去剪彩，迁都需要去太庙辞别祖宗，但无需告知佛祖。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断裂，就如同小半个世纪后洛阳城在繁华的顶峰轰然崩落，此时的平城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命运的轨迹。
云冈第6窟大功告成的一年，也正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那一年。 摄影 耿朔
我们探访了永固陵西北方向那座小一些的“山丘”，那是孝文帝预制寿陵——万年堂，但是一座空冢，迁都以后，孝文帝最终选择长眠于洛阳北郊的邙山，没有在此陪伴他那位名义上的祖母。
孝文帝迁都，是北魏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对于这位想摆脱旧京束缚并且意与南朝一较高低从而一统天下的帝王来说，“天下之中”的洛阳显然更适合作为那个构想中的统一王朝的都城。虽然迁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平城仍有“北京”的地位，很多皇室成员和贵族重臣往来两京之间，但是它转型为一座地方性城市的大势已不可扭转。在那以后，云冈石窟再也没有大规模的皇家工程，永固陵也渐渐生草，第6窟在五世纪的尾巴上发出了平城时代最后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