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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术的间隙写一点随笔类的文字，几十年来始终如此。无非以这种更随意的文体承载不能纳入学术论文、论著的内容，亦换一副笔墨，多少有一点自娱的意思。
——赵园《岁月》
《岁月》是《随笔》杂志老作者、著名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所著的随笔集。其中大多数曾在《随笔》杂志或其他刊物发表过，此次精选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二十二篇，分“老友记”“琐记”“答问”“杂说”四部分，内容包括成长往事、求学经历、回忆亲朋师友的交往，以及研究过程中的学术思考等。
一言蔽之，作者对“岁月”的思考，大至对古今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切关怀，新旧交嬗之际知识分子（士大夫）角色的“想象与叙述”，小至知识人如何替老人表达，以及有关对现代文学有可能受到史料考证冲击而带来的对中国学科实力和专业人士品质的考验应对的提醒，都提出了发人深思的真切表达，无疑可视之为作者对岁月和自身过往著述历程及关键要点的总结式回顾。
作者简介
赵园，河南尉氏人，1945年出生于兰州。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班，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主要关注领域为现代文学，而后转向明清之际士人的研究。著有《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易堂寻踪——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以及散文集《独语》《红之羽》等。
精彩书摘：
送别富仁
写关于朋辈的纪念文字，在我，是第二篇，前一篇写日本的中岛碧先生。中岛先生长我三岁，是我最亲密的异国友人。
写作本文，最先记起的，是与富仁共同度过的1980年代。富仁由山东来北京读博，我已由北大研究生班毕业。我们曾极力向王瑶先生推荐，王先生说他不知“博士”是什么样子，自然是一句推托的话。那时学位制重建未久，王先生还没有招收博士生的准备。后来平原由广东北上，我们又极力怂恿。王先生终于松动，或许是出于对平原关于苏曼殊、许地山的两篇论文的欣赏。事后看来，富仁到李何林先生门下，平原师从王瑶先生，都属于最佳安排。以富仁不惯羁束的脾气，与王先生磨合，怕是困难的吧。
“文革”后的“前社交媒体”时代，交往方式古老。通常是神交已久，有机会聚首，一拍即合。那时我家的居室较宽敞，自然成了友朋聚会之地。最初见到的富仁，穿了当时乡镇干部的那种劣质西服，秋裤裤脚露在西裤下，有十足的乡气。这种乡气在他，至死未变。无论在京城，还是在汕头，生活上都习于粗粝。这一代人生长在匮乏年代，无论家世如何，都与“贵族气”无缘。富仁的以不变应万变，自然不是什么生存策略，本性如此而已。较之其他朋友，富仁更能“和光同尘”，古人所谓的“不立崖岸”、与人“无町畦”。倘生当古代，或许会是那种藏身陋巷或田夫野老间的高人的吧。
与富仁单独相处较多的，是1980年代末。那年3月先是在寒舍为理群、福辉做五十寿庆；围了火锅，才得知参与的朋友中，有那年恰三十或四十岁者，也就一并贺过。过后不久，我与富仁赴重庆出席老舍研讨会。会后乘江轮出夔门，与富仁同舱。漫长的江行中少不了嬉闹，富仁则是中心人物。本来就没有“架子”，闹起来更没大没小。其时三峡大坝似尚未竖起，于是看到了两岸刀劈斧削般的岩壁，惊心动魄。
到武汉后四散，蒙武大同行盛情款待，我与富仁在那里稍事停留。校园中樱花盛放。武大赏樱，在我，是仅有的经历。停留期间与富仁同游东湖，富仁大包大揽地说由他划船，下得船来，才知他是道地的旱鸭子，只好任船在岸边漂着。回到京城，到局势“底定”，像是又活过了一世，我们共同的1980年代就此结束。此后友朋间学术路向渐歧，我转向明清之际，富仁曾涉足中国古代文学，在汕头创办《新国学研究》。我对他的选择不无保留，对“新国学”一名也有异议，但知道富仁决定了的，必有他的理由；且一旦决定，即难更改。而我交友的原则，就包括了不试图改变别人。
进入1990年代，富仁任教汕头大学前，仍有同游的机会，去山东，到山西平遥、壶口。也仍会一同讲学。记得有一次因准备不足，递了条子到讲台上，求他拖延半小时，他果然多讲了半个小时。富仁天生适于讲台，剧谈雄辩，乐此不疲。培元的纪念文字，写到富仁与理群的竟夕谈。另有朋友曾与富仁同住一室，夜深入睡时，见富仁仍坐在床头抽烟。一觉醒来，富仁谈兴犹浓，接着说了下去，朋友只得告饶。这次富仁离去，带走了多少尚未发出的议论？
对富仁最初引起学界关注的鲁迅研究，我已不记得当时阅读的印象，今天更不宜置评，相信无论富仁还是理群，当年所做的，均有“破冰”、“拓荒”之功，为后来者打开了更多通道。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向五四一代致敬，自居为“传人”，承担着“再启蒙”的任务。较之富仁，我或许较少这一方面的自觉，却也在学科风气中，尤其写《艰难的选择》的时候。起点对一代人影响之深远，由友朋那里均可得证明。即使踏进了明清之际，我的专业背景依然清晰。至于富仁、理群，更有其一贯。较之王、钱二位，我一向较少对写作的“公共性”的意识，更个人、更内倾，但我们仍然都是“五四之子”。近期读到这种说法，是贬义的。我这里反其意而用之。新文化运动对于我们“初乳”般的滋养，与鲁迅那一代人同在的感觉，持久地影响着此后的学术工作与公共写作。纵然时风、世风屡变，保持了较为稳定的价值立场。
1980年代气度恢宏，我们都由这年代获益，尽管彼此间始终有微妙的差异。富仁在朋辈中，气象尤其阔大。那个年代少一点恶性竞争，虽平台有限，空间却相对宽阔，容得下不同风格、取向共生并存。也因压力较小，成名较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对此各有一份清醒。自我角色认知，则受鲁迅“中间物”一说的影响，自认“过渡”的一代，尽其所能地承担起承启的任务，寄希望于后来者，尽管期待中的“未来”遥不可及。
回头看去，一班友人，在“荒废”后起步，起点相去不远；此后的选择，互有得失，却各自由学术工作中获得了满足。能于此安顿身心，不能不说是幸运的。富仁本科读的是外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学人圈子中，这样的知识背景似乎稀有。早期的研究，即涉及鲁迅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即使这一方向上的考察未能延续，俄罗斯文学的气息想必已浸透了他的生命。学术选择方面，我较少自信，倾向于敛抑，不能如富仁的大开大阖，在广阔的论域驰骋；对他的不严格限定范围，也有所保留；以为以他的审美能力，尚有未尽之才。这多半不是富仁的考量。他很可能更享受议论纵横的快感，对世俗所重并不介怀。两次看到他病床边的书，不是消闲的读物，仍然是艰深的中外典籍。富仁倘有对斯世的留恋，也应在此的吧。
我的习惯，不大读同代人（包括友人）的文字，读得较多的，是年轻世代的，外国文学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也因此交友的选择，与学术关系不大。友朋间谈论的，往往也是“公共话题”。于此学术只是一种因缘，而非纽带。不遵循“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古训，但求精神的相契。有这种契合的朋友并不多。几十年世易时移，友朋中变化最小的，或就是富仁的吧。曾有“王门弟子”的说法，含有贬义，实则那一代现代文学界的学人，少有门派意识，校际间交流也很顺畅。富仁自然成了联系北大与北师大的人物，直到他南下汕头。2003年“非典”（SARS）时期，到过他即将任教的汕头大学，对那里环境的清幽印象深刻，却不能不想到富仁将要体验的孤独。此后凡他回京，总有小聚，只是已难以尽兴。只能暗自想，他快乐吗？
富仁的性格本有叛逆的一面。数万字的长文不加注释，曾为年轻学人诟病；我却猜想系有意为之，与越来越“建制化”的学界开玩笑，犹如那回江轮上的恶作剧。在汕大办《新国学研究》，意图也更在“冲击”，推动当代中国学术开疆拓土，也以之抵抗以“国学”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潮流。限制了刊物的影响的，却不能不是一代人知识学养方面的缺失。以富仁的清醒，对此未见得没有预估。也因此他的努力在我看来，有几分悲壮。富仁的勇猛，仍如1980年代，对“时风众势”的抗拒始终强悍，我却先他而老了。
由宋朝南渡直至明清，人文之盛更在江南。据说院士中，江苏籍人士曾占过半壁江山，不知是否如此。直至近几十年，北方人才兴起，文化界才渐多了北人。富仁写到过“大多数北方人”的“脾气”（《说说我自己》），更是夫子自道。我也是北人；敝省的民风，就颇招非议。记得一次演讲，引用王夫之关于北方“夷化”的说法，大出生在孔孟之乡、受齐鲁文化陶冶的富仁的意料。至今记得他惊愕的神情。
富仁不孔武剽悍，却是个有血性、重情义的山东汉子，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我的朋友中，这样的非止富仁，恕我在这里不便举例。有血性者会有富仁所说的那种“脾气”。无论理群还是我，都曾感受过富仁刚烈的一面，甚至犟、拗。我曾亲见富仁的盛怒，拂袖而去，令周围的人不知所措。他有自己的原则，为此并不迁就朋友。尽管那一次发作，事后看来，并不值得。但这也是富仁，即使发脾气也非干一己之私。犟、拗之外，或许还有些许霸气，陈独秀所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答胡适之》，《新青年》第三卷第3号）。）的那种。径情直行，不左顾右盼，不介意他人的眼光，也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即使为此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我自知属庸常之辈，对富仁的决定不敢妄评。对他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孤行己意的勇气，毋宁说有几分敬畏。凡此不便都归之于地域，或只是他个人的性情。“性情中人”已被说滥。所谓的“真性情”几人能有！
应当承认，我熟悉的，只是友朋交往中的富仁，其他场合的富仁非我所能知。即友朋聚谈，通常也言不及私，富仁的家世、身世，所知极有限。只记得他说过“文革”中“破四旧”，他的名字被认为“封资修”，曾由毛泽东诗词中取了两个字，如果我没有记错，是“东方欲晓”中的“东晓”。读关于熊十力的记述，熊、梁（漱溟）交谊，那种名士风度，已难再见于我所属的这代人。对朋友披肝沥胆，我自己就做不到，只能合则交，不合则罢。更无论古人所谓的“金石之交”“刎颈之交”。但毕竟有二三友人，足慰寂寞，已可无憾。
排版：肖 瑶
编辑：邓洁舲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