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外交政策】特朗普再次上台，美国外交是基于现实主义还是意识形态？

本文探讨了在特朗普政府可能重返权力舞台的情况下，美国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特别是现实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复杂博弈。尽管美国依然保持着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影响力，但国内政治分裂与长期的“干涉主义”疲惫，使得美国不得不在利益与理念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

文中深入分析了以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和以罗伯特·奥布莱恩为代表的意识形态强硬派的观点分歧，揭示了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和全球秩序转型中的战略困境。本文批评了美国过于依赖霸权主义的策略，并警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不稳定因素。通过对比不同阵营的战略思想，本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美国未来全球角色的多维视角。

本文作者佐橋亮是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准教授。

即便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其外交政策或许也会带有某种现实主义的色彩。

当然，尽管中国等国家正在崛起，但考虑到美国仍然拥有卓越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有人可能会质疑：美国是否真的需要如此敏感地关注自身利益？美国是否仍有余力确保其长远利益，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其理念？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的极化，再加上对“干预主义”的长期批评——这种批评在“9·11”事件后的多年间持续存在——美国政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逐渐增强，相较于追求理想，这种逆向的趋势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团队以及影响其决策的讨论中，常常显现出这种现实主义。尽管仍有人高估美国的力量，并以维持其霸权为前提制定战略，比如后文将提到的波廷杰，但也有一些人，如《政治杂志》(Politico)提到的可能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候选人之一——埃尔布里奇·科尔比，他可以说是一位相当现实主义者。

科尔比因主张应将焦点放在中国身上，而被误解为拥有霸权主义的战略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的目标是阻止对手在亚洲获得区域霸权，并主张尽管在中国崛起之前恢复优势已不可能，但美国及其盟友应具备拒止对手领土扩张的能力。诚然，他的观点与特朗普身边那些狭隘的孤立主义者不同，也与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派的霸权主义见解划清了界限。此外，他还与认为应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大西洋主义者们决裂，认为乌克兰问题应交由欧洲自行解决。

科尔比的主要对手原本是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也受到共和党内主张对华强硬的霸权主义者的警惕。因为这些人通常也是对俄强硬派，而科尔比则倾向于专注对华，这与他们的观点不合。科尔比的主张相当简单：中国是美国利益的“主要威胁”，应将资源集中在中国上，这样的战略目标可以说是相对低调的。

在科尔比看来，缺乏防御努力的盟友或伙伴是不诚实的。因此，他反复要求台湾和日本加大防御努力，这使他被视为对华强硬派。不过，他的观点并非源于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出于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也深受国际政治学的影响（科尔比的著作《拒止战略》引用了包括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在内的许多文献）。然而，他对通过经济安全保障和贸易政策加强与盟友关系的看法尚不明确。

2024年7/8月号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罗伯特·奥布莱恩发表了一篇文章，被一些人视为特朗普再次当选后可能采取的行动蓝图。尽管奥布莱恩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但特朗普竞选团队明确表示，这篇文章并未被提交给特朗普，也不代表官方立场。然而，这篇文章仍可被视为反映了特朗普政府主流观点的一部分。

奥布莱恩借用里根总统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这一短语，主张若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应推动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并扩大与地区伙伴的军事合作。尽管具体建议较少，但他提到了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RIMPAC)。在奥布莱恩看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令人畏惧的对手(a formidable military and economic adversary)”。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期发表的本·罗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副助理和演讲稿撰写人）的文章，虽然也提到与中国的竞争，但更强调通过外交手段进行评估。罗兹甚至没有明确定义中国。而在奥布莱恩看来，民主党的对华立场导致了拜登政府对华“模糊的信号”，他认为，像他在2020年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那样，采取一种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的方式是更为合适的。这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围绕着中国展开全球战略讨论。

即使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并非孤立主义，但依然存在着其背后依然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想的可能性。在美国霸权的前提下，共和党的主流及军队等政府机构可能会支持尽可能维持全球战略的总体框架。这种立场在意识形态上会强烈拒绝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并高度警惕这些国家的国际网络。此外，特朗普外交可能还会与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经济民族主义观点相融合，在经济上主张与中国的脱钩。

然而，不应忽视科尔比的观点。科尔比的想法与“美国优先”的理念相近，而“美国优先”并不鼓励大胆地将资源投入国际威胁。尽管他们意识到对手崛起带来的问题，但对于接近全面对抗的政策却显得犹豫。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回想起2018至2019年间中美贸易谈判不顺利时，对华强硬政策才得以推进的情景。尽管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政策出口上可能会达成一致，但“美国优先”的支持者对维护美国全球霸权或关心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并不感兴趣。然而，如果他们对安全问题仍有一定关注，科尔比提出的基于有限拒绝的主张可能会吸引这些持有“美国优先”理念的势力。

如果“美国优先”的理念被进一步极端化，那么认为与中国和平共处是可能的，或应通过外交手段避免战争等观点，可能会作为对奥布莱恩论文的批判而被提出，并显得具有吸引力。为了防止这种和解立场的出现，支持有限对抗中国的科尔比观点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至少在逻辑上并不令人惊讶。科尔比关于如何运用权力的选择性观点以及其果断的态度，尽管从传统国际主义角度看显得离经叛道，但在传统国际主义及其相伴的霸权主义失去势头时，可能成为新大战略的选择之一。

此外，像奥布莱恩这样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观点，在现实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也尚不明确。与奥布莱恩共事过的博明（前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与迈克·加拉格尔（前众议员、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联合发表的论文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冲突风险，并使盟友和全球支持难以获得。因此，拜登政府未明确设定出口，只是选择适度管理竞争。奥布莱恩式的对华方式或许在修辞上有一定空间，但在具体实施中，可能会根据国内外反应进行调整。

日本安全保障方面关注奥布莱恩等主流观点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日本应时刻铭记，当今美国缺乏足够的外交资源和政治共识来支撑这种立场。此外，我们还需注意到，除了霸权主义与“美国优先”这两种国际政治的对立立场之外，还可能出现其他难以归类的立场。美国越忠实于自身利益行事，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便可能越趋向与以往不同，即便不会陷入孤立主义。

https://www.jiia.or.jp/research-report/us-fy202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