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9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2024年学部委员选举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国强位列其中。近日，本报记者对李国强进行了专访，探寻其治史初心以及对中国史学未来的展望。
心系浩瀚青史 肩扛时代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恭喜您当选学部委员！作为新当选的学部委员，您也将承担更多的学术与咨询责任。对于这一新身份，您是如何看待的？
李国强：当选学部委员是莫大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的莫大激励和莫大鞭策。学部委员既要有仰望星空的高远之志，又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之风。今日之当选，即为新的启航。从当选之日起，就要俯下身、沉下心，从零开始再出发再创业。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更强使命担当，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的使命扛在肩上，把构建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责任举在头顶，继续协助主要领导同志把中国历史研究院建设好、发展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进一步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力量，在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上多规划，在促进学科融合上多筹划，在打造中国史学学派上多谋划，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近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一游戏的爆火，您的家乡山西迎来了“泼天的富贵”。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山西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您走上治史之路有怎样的影响？
李国强：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对我走上治史之路确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山西有很多古刹庙宇、石刻碑碣等历史遗迹，我的老家阳泉也曾经是百团大战的主战场。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有很多老街区老建筑，它们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斗精神的重要见证。我想，这也让我在冥冥之中选择了历史学专业。我是1981年考上大学的，从就业方面来看，那时候历史学可选择空间和余地并不大，而且历史学在当时还是个冷门专业，在社会上也不像现在这个时代如此被重视。不过，我还是觉得从浩瀚的历史中获取知识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历史学专业。
揭示历史本源 服务丝路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我们党和国家近年来对历史学研究愈加重视的原因是什么？
李国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和历史科学。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和历史科学的深刻认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逻辑的科学把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根本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如何走向未来？要回答好这一历史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我认为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更丰厚的滋养，赓续历史文脉，共创时代华章，为中国式现代化厚植文化沃土、为强国建设筑牢思想根基、为民族复兴汇聚磅礴力量。以我从事的海洋史研究为例，就是要通过对海洋历史的回望，科学探索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本源，客观阐释中华海洋文明的本质属性、内在特征，深刻揭示中华海洋文明的历史规律、未来趋势，不断推动中华海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海洋强国，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支撑。
早在史前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已经进军海洋，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都是中华海洋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中华海洋文明起源早，创造的文明成果非常丰富，但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我们通过海洋联系世界的方式。我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代郑和下西洋标志着我国古代时期海洋事业达到新的高度。然而，我们需要正视一个问题：一个海洋文明发展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为何会被西方列强首先从海上攻破了国门？曾令西方人崇尚和赞赏的中华文明，为何会遭到蹂躏？我们需要从历史中寻找原因、寻找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思想结晶，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文明观的集中体现，为我们深化中华海洋文明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亲切关怀下，新时代中国史学迎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华海洋文明史也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坚信，通过更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研究，一定能够在中华海洋文明史研究领域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绩，从而以赓续中华海洋文脉、传承中华海洋优秀传统文化的宏大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作过有关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专题讲解，并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请问您又是如何对丝绸之路研究产生学术兴趣的？
李国强：我在甘肃兰州上的大学。兰州位于丝绸之路上，是河西走廊的一个重要枢纽。在大学期间，我学习了许多关于河西走廊、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知识，并考察了敦煌、天水、张掖、酒泉等丝路城市。因此，我对丝绸之路有着深厚情感。
198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之后，我开始涉足海洋史研究。自从我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以来，除了重点关注南海、钓鱼岛等海洋权益问题之外，我觉得还应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海洋关系。从正史记载来看，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开拓于汉代。以此为始，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波澜壮阔，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以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为代表，中国人完成了开拓海洋、进军海洋的历史壮举。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持续探索、开发和经略，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例。加强海洋史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阐释，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它有助于为海洋强国建设、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工作多年。可否结合您的研究实际，谈谈边疆和内地历史研究的关系。
李国强：其一，中国本身就是由内地和边疆共同组成的，边疆史是中国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传统中国史学来看，对于中原或内地的研究较多，对边疆的专门研究相对少一些。在大量考古和文献材料实证中原地区的历史演进的同时，我们要追问的是我们的边疆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这些问题激发了我们不断探究未知的兴趣和热情，用专业的眼光审视中国边疆漫长的历史进程，以科学的理论阐述中国边疆发展演进的历史和发展规律，是边疆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其二，通过边疆史研究可以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大历史图景。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边疆息息相关。内地和边疆的不断交融，边疆民族不断向内凝聚，促使我们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逐步形成，谱写了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华丽乐章。
其三，没有边疆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边疆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与内地相比，边疆地区大都是经济后发地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但是，毋庸讳言，社会稳定、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仍然是边疆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边疆地区一个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这一现实要求促使我们必须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深入探索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开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局面注入强大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近来的科研工作中，有哪件事让您印象最深刻？
李国强：最近我在甘肃敦煌考察了一个考古点，名为悬泉置。它是汉代设置的一个驿站，是古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见证。根据悬泉置出土的汉简记载，这个小小的驿站最多的时候居然能一次接纳上千人！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丝绸之路人来人往是何等频繁，丝绸之路贸易是何等繁荣！悬泉置遗址与旁边的高速公路近在咫尺，一边是饱含古老文明印记的丝绸之路，一边是承载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在古今对照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昔日的丝路盛景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两者交相辉映、融为一体，使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学术意义，更加体悟到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
培养历史人才 助力学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从事边疆史专业研究，您还有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等多重身份。您是如何平衡多重身份做好相关领域工作的？
李国强：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必须肩负起相应的责任。目前我的主责和主业是管理工作，这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确实有一定影响。但我认为，个人学术研究必须服从于党和国家的事业，作为“双肩挑”的一名干部必须首先履行好管理职责。当然，在完成好本职管理工作的同时，我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放松，抓紧利用一切时间思考问题、展开研究。在我看来，管理工作与科研工作并不矛盾，相反，管理工作使我的学术站位和学术视野都得到了拓展。过去我基本上围绕边疆史领域开展学术研究，但到历史研究院工作后，由于学术管理的需要，我对历史学更多领域、更多学科有了多一层涉猎、深一层思考，甚至对之前不太熟悉的考古学领域，我也有了一些了解和学习。我非常享受这个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我认为历史学研究者不应仅仅沉浸于个人的研究偏好中，而要在对新知的持续获取中拓宽视野、丰富思想、提升研究能力和创新水平。特别是要将个人的学术研究寓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大局中，寓于民族复兴伟业的宏大实践中，这样的学术研究才更有生命力，更有持续性，更能彰显学术研究应有的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2021年的一次采访中也谈到，中国历史研究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全新的、更加多元的教学资源“富矿”。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对于提携后学、培养历史人才，目前您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后续还打算做哪些工作？
李国强：无论是作为学部委员还是历史学院院长，培养后备人才和青年人才，都是应当肩负起的责任。我在辅助青年学者成长成才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尽心尽责，把自己点滴的治学经验和心得传授给青年学生，尽可能使他们少走些弯路，多出些成绩。历史学院的管理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眼下的重要任务就是落实好院党组科教融合战略。我与历史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做了一些工作，大家很有干劲也充满信心，齐心协力地推进历史学院科教融合走深走实，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
2019年1月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相继完成中国考古博物馆、图书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史学分馆）等一系列重要设施的建设。其中，中国考古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国家级考古专业博物馆，展区面积约7000平方米，展品6000多件。历史院图书档案馆馆藏各类善本线装书、历史文献档案等，总计200多万册，是目前我国史学界文献资源最多元、藏品类型最多样、图书数量最可观的专业类图书档案馆。这些资源为历史学院本科教学高质量发展搭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路径。从实施“科教融合”以来，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纷纷加入历史学院教师队伍，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有活跃在科研一线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中不乏历史学各学术领域的翘楚。我们的师资涵盖了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以及二十多个二级、三级学科，此外还有一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历史院专家学者们的积极参与，不仅大大充实了历史学院的师资力量，而且使课程设置有了更多选择、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为历史学院的莘莘学子提供了丰厚的教学资源。
我们努力为青年学子提供更好的条件和帮助，比如大力推进“青苗计划”“研创计划”，使学生们有更多主持科研项目、开展科研实践的机会。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青年史学论坛》，这本杂志面向全国征稿，是正式出版物，旨在为青年历史研究者提供文章发表平台，同时扩大学院、学校的影响力。我们倡导“大史学”理念，鼓励综合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跨学科、多角度融汇人文社科研究，全面展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等学科优秀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坚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创新型史学人才的方向，坚持实事求是、百家争鸣、包容各方的学术态度，以“融汇旧学，交流新知，立足青年，兼容并蓄”的初心，以此刊物搭建了一个以论文质量为中心的历史学术交流平台。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是我们历史学院的学生完成的。编辑工作既是他们学习的过程、能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他们接触学术前沿、提升学术素养的过程。
为了让冷门不再冷、绝学不再绝，我们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类资源，设置了冷门绝学课程。今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满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从招生指标到教师配置等各方面学校都给予了特殊安排。另外，设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将成为历史学院新的教学场地，也必将带动教学体系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总之，在科教融合战略的推动下，历史学院在青年人才培养上一定能够走出自己的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推动我院学科建设，助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展，您未来还打算做哪些工作？
李国强：关于这些，我有很多思考，要做的工作也很多。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想首先要不折不扣地按照院党组的要求，踏实、扎实、务实地担负起学部委员的职责，发挥好一名学部委员的作用，我将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以落实院党组提出的“三项共识”为己任，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主动承担并高质量完成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课题研究和党中央交办的重大任务，担任青年学者导师并积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生授课，做学术道德楷模，开展高水平国内外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不折不扣地完成院党组和学部交办的各项任务。
二是深入学习、全面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论脉络和思想精髓。从中华文明史、中华民族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关键要素上，科学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理论品格。同时，选取典型地区和部门展开实地调研，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性、实践性、人民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学理支撑。
三是开展长时段、全局性的历史研究，追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脉络和演进历程，辨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厚度和文化源头，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对当今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和贡献，以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历史智慧。
四是围绕中华海洋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历史展开探索，努力揭示中华海洋文明的演进路径、内在机理、发展规律。通过对中华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互动交融研究，通过对中外海洋文明的相互比较研究，尝试挖掘中华海洋文明独特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精神特质。在进一步丰富中华文明史研究内容、助力构建中华文明理论体系的同时，为推动新时代中华海洋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五是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立足学术前沿，将涉海维权相关史实、国际法、国际政治相互结合，努力在涉海维权理论上有突破，在涉海维权学术观点上有创新，在涉海维权话语体系上有实效。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信念，不断拓宽学术视野，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开展有思想、有风骨、有情怀的史学研究，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