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毛主席警卫员胡长保烈士籍贯考证||曹小淦 夏 云

毛主席警卫员

胡长保烈士籍贯考证

曹小淦 夏 云

毛主席曾经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胡长保是唯一一名为掩护毛主席而牺牲的警卫员，他的牺牲让毛主席为之落泪。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在谈话中提到胡长保，并和李敏讲述了长征时的这场生死离别，李敏将这个故事写进了回忆录《我的父亲毛泽东》之中。1965年1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毛主席会见他时说：“很多次我都准备随时牺牲，炸弹落到我身边，炸死了我的警卫战士，可是我却活了下来。”

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胡长保同志牺牲也已89年。但到目前为止，胡长保烈士的籍贯仍未明确，可以说是巨大的遗憾。烈士的家乡具体在哪里，他是否还有亲人在？我们对胡长保烈士的籍贯进行了考证。

胡长保，江西吉安人，1911年出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初在中央红军警卫营担任毛泽东同志警卫班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6月4日，胡长保为保卫毛主席在四川省荥经县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关于胡长保烈士牺牲的经过，毛主席的另外两位警卫员陈昌奉和吴吉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均有详细介绍。

陈昌奉在《跟随毛主席长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中写道：

渡过大渡河，在花岭坪住了几天。这天，我们又从花岭坪出发去水子地，据说要走一天才能到。

早上从花岭坪出发，主席有事没赶上中央机关的队伍，就和卫生部的机关一块前进了。这次跟着主席的有我，还有我们警卫班的班长胡长保同志。

我们一行到了一个上下十多里的山间，三架敌机疯狂地向我们冲来，我们只好拉开距离前进。胡长保同志走在主席前面，我走在主席后面。主席仍埋头走路，像在思考问题，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敌机，我们几个人的心里却非常紧张。

敌机转到我们后面去了。我的心情刚略微轻松一点，忽然听到从背后的上空，传来两声刺耳的啸声。我立刻意识到是炸弹落下来了，猛喊了一声：“主席！”便向主席急奔过去。可是刚跑几步，几颗炸弹便在我的身边和前面爆炸了，我被爆炸的气浪推倒了，主席也被烟雾罩住了。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眼便看到主席正蹲在一个负伤的同志身边。一见主席没有负伤，心就像从半空中放下了一样，不由自主地伸手擦了一下前额上的汗水和灰尘。我跑到主席身边，见主席正在抚摸着胡长保同志的头。胡长保同志躺在地上双手紧捂着肚子，头上冒着密密麻麻的汗珠，一声不响。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钟福昌同志赶来了。主席急促地对他说：“快，给他上点药。”

胡长保同志向主席摆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把药留下，你们继续前进吧！”他原来那张红润的脸，变得像一张黄纸一样。

“没关系，你会好的！”主席安慰着胡长保，又急忙帮助钟福昌给他包扎好了伤口。然后，主席坐在地上，像托着快入睡的孩子一样，把胡长保同志的头放在自己的臂弯里，轻声地说：“胡长保同志，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胡长保在主席怀里，两只有些失神的眼睛，留恋地紧盯着主席。当他听说要抬他走的时候，着急地，但却非常吃力地望着主席说：“主席，我不行了，血全流在肚子里。我没有什么牵挂，最可惜的是我不能跟您到陕北，看一看我们的根据地。”说到这里，两颗亮晶晶的泪珠，滚出了眼角。他喘息了一会，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塞着一样，继续说：“我牺牲之后，如果可能，请您转告我的父母，他们住在江西吉安。”

主席大概已经看出了胡长保伤势的严重，他没有讲什么，只是更紧地抱着他。

“班长，你会好的，你会和我们一起到陕北的。”我和钟福昌同志一齐安慰着他。

胡长保摇了摇头，一字一字地对我说：“陈昌奉同志，我不能继续保护主席了，你要好好地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啊！”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了，越来越听不清楚了。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又一次目不转睛晴地望着主席和我们，嘴唇微微颤动着，一字一字地说：“祝、革、命、胜、利！”便合上了双眼。

“班长，班长！”我和钟福昌同志一齐急促地喊着，可是他已经再不能答应了，止不住的眼泪，流到我的脸颊上。

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来，把他轻轻放在地上，然后慢慢站起来，低声对我说：“夹被！”我顺手把挂在身上的夹被递过去，主席慢慢地将夹被打开，小心翼翼地盖在胡长保同志的身上。

天，一丝风也没有，山上的青草和树木一动也不动，它们也像在向烈士致哀。

我们擦干了眼泪，掩埋好同伴的尸首，跟着主席又继续前进了。

吴吉清的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8版）中写为“胡昌保”，其他内容基本一致，文中写道：

当走到半山腰一段开阔地时，只听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天空中突然出现几架敌机，我们还没来得及隐蔽，便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大家立刻意识到炸弹落下来了。果然，一颗炸弹落在离主席很近的地方。我们的班长胡昌保同志喊了一声：“主席！”

他随声猛地向主席身边扑了过去，把主席推到了一边。“轰”的一声巨响，烟雾罩住了我们的视线。顿时，全身的热血一下都涌到了头顶，眼前一团漆黑，但我不顾一切地向烟雾冲去。我们看见胡班长倒在路的一边，主席已走过去蹲下，双手抱着胡昌保同志，他轻轻地唤着：“小胡，昌保同志……胡昌保同志！”

周围的同志也都围了过来，看到主席没有伤着，大家才放了心。可是，看见班长胡昌保同志闭着双眼，腹部鲜血直流，我们心里阵阵难过。

这时，胡昌保同志慢慢睁开双眼，无力但很急切地问：“主席！毛主席，他……”我们告诉班长：“主席没有负伤。”班长脸上露出了放心的笑容。

主席连忙吩咐说：“小钟！快给胡班长上药，包扎！”

胡昌保同志却向主席摆摆手说：“主席，我不行了……药非常珍贵，还是……把它留下，给同志们用吧！……”

主席安慰他说：“小胡，你会好的。”

胡昌保同志躺在主席的怀里，双眼深情地望着主席说：“主席……我不行了。您要……多多保重！……我不能，跟着您……胜利到达目的地了！”他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滴滴晶莹的泪珠，跌落下来。

停了一会儿，他又声音微弱但坚定地说：“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革命胜利后，请转告他们：我为革命牺牲在长征路上了，叫他们不要难过，要跟着毛主席建设新中国！”

胡班长慢慢转过头来，看着班里的同志们都眼泪汪汪的，便很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能继续跟随主席了，你们要好好保卫毛主席啊！”

然后，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主席，我们知道此刻班长有多少话要对毛主席、对我们讲啊！胡昌保同志嘴唇微微颤抖着，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充满信心地说：“祝—革—命—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荥经县几经周折，于1990年寻找到胡长保烈士的遗骸，并从三合乡深基湾迁葬至荥经县小坪山烈士陵园。1995年8月，胡长保烈士纪念馆竣工，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笔为“胡长保烈士纪念馆”题词。

1958年，毛主席在济南军区视察时，找到陈昌奉，交谈中说起了胡长保，提出要陈昌奉找到他的父母和家人。1964年至1975年，陈昌奉到江西工作，先后担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期间，陈昌奉曾多次在吉安等地走访村落，拜访老红军战士，可惜始终没有找到胡长保的父母和亲属。四川省荥经县也尝试过多种途径，数次联系江西吉安并实地查找，均未果。

目前，对于胡长保烈士的籍贯存在两种说法，一种是江西吉安，一种是江西吉水。

产生争议的原因是陈昌奉多个版本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中关于胡长保的籍贯不一致。其中1958年和1959年版没有介绍胡长保牺牲的经过；1961年、1962年和1973年版中关于胡长保的籍贯写的都是“江西吉安”；但1986年版《跟随毛主席长征》（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为“江西吉水”。而吴吉清撰写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的几个版本均为“江西吉安”。

吉安县（古称庐陵县）与吉水县同属古代吉安府下辖县。1912年撤销吉安府，各县直属江西省。1914年置庐陵道，同时将庐陵县更名为吉安县。1926年，废庐陵道，各县直属江西省。1932年，置第九行政区公署于吉安。1939年，改第九行政区为第三行政区。新中国成立后设立吉安地区。

在苏区内部，1927年底，江西省委在吉安成立赣西特委，1929年底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辖吉安、吉水等县的红色区域。1930年2月成立赣西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此后一直到红军长征均未使用以吉安为名称的地级行政区划。

自古以来，人们介绍自己的籍贯时基本上以县为单位，极少介绍郡、府或地区。况且在胡长保出生后及参加革命期间，已经废除吉安府。革命根据地内部的文件和通信所指的吉安概指吉安县。所以我们判断回忆录中的江西吉安，或江西吉水，是指吉安县或吉水县。

陈昌奉同志从1930年3月至1937年1月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经历与胡长保大部分重合，他的回忆录最有说服力。我们与陈昌奉之女陈鲁林取得联系，她告诉我们，几个版本的《跟随毛主席长征》中，1973年之前的版本更具权威，因为全部由其父亲亲自撰写、审稿。

根据陈昌奉、吴吉清的回忆录，加上荥经县收集的资料，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条线索：一是胡长保为江西省吉安县人；二是胡长保出生时间在1911年前后，牺牲时24岁左右；三是1935年时胡长保的父母均健在。

根据这三条线索，通过查找吉安县革命烈士名录，在1978年制作的《吉安县曲濑公社革命烈士登记表》中发现姓名为胡长保的烈士。表中显示：胡长保，男，23岁牺牲，吉安县曲濑公社上塘大队人，1930年参加少先队，1931年在田心牺牲，“革命简历”为侦探。

此登记表中胡长保烈士的牺牲时间明显不对。但吉安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同志介绍，因20世纪70年代收集整理烈士资料时距离烈士牺牲已过去40多年，很多烈士的登记信息并不准确，甚至一些重要的烈士资料也存在误差。

曲濑乡（即原曲濑公社）上塘村位于赣江以西，距吉安中心城区约20千米。1930年11月主力红军东渡赣江后，吉安城周边大都沦为白区。因国民党对苏区进行通讯封锁，很多人参加红军后无法也不敢与家乡联系，烈士在外地牺牲的情况难以精准核实。为此，我们决定到曲濑乡上塘村实地调访。

由于2000年吉安地区撤地设市，吉安县曲濑乡划入吉安市吉州区管辖，2010年撤乡设镇。2022年3月2日，在曲濑镇武装部部长麻卫荣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上塘村委沙坵村小组胡长保烈士家中，拜访了胡长保烈士的侄子。

胡长保烈士的侄子名叫胡成云，1949年出生。他向我们介绍：上塘沙坵村胡姓现在只有两户，早年涨大水将家谱冲毁。他父亲叫胡贱保，家中排行第三；老大叫胡焕保，很早就去世；老二叫胡长保，参加红军，是革命烈士，家中有烈士证，但拆旧房时遗失。

我们询问之前是否有工作人员来核实过胡长保烈士的身份，胡成云表示，在他的印象中陈昌奉和四川省荥经县均未来过。他的父亲胡贱保因躲避国民党抓壮丁，很早就离开了上塘村，一直在敦厚（现吉安县城）生活，并在这里生育了胡成云兄弟三人，直到1967年才回到上塘村居住，是否因此错过也有可能。胡成云自己也于1969年在河南焦作参军，1975年退伍回乡。

根据陈昌奉、吴吉清的回忆，胡长保牺牲时说：“我的父母在江西吉安”。这说明到1935年烈士的父母都健在。胡成云告诉我们，他的爷爷奶奶均在50多岁时，20世纪40年代逝世，这一条信息也基本符合。

经过各种材料的对比，我们认为胡长保烈士籍贯位于现吉安市吉州区曲濑镇上塘沙坵村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这只是我们目前的初步考证，如果要得到确认，还须由四川省荥经县与江西省吉安市两地联合开展调查，并经过更加严谨科学的论证。也期待上级部门、各级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关注胡长保烈士的籍贯考证工作，让烈士早日魂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