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银发,黑衣加身,阿格里奇姗姗出场,观众席的爆裂掌声瞬间倾泻而出,涌向舞台。
11月4日-5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钢琴女祭司”玛塔·阿格里奇与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领衔,牵手多位音乐家,连续带来室内乐与协奏曲的盛宴。这也是今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要项目之一。
阿格里奇犹如定心丸,毫无疑问是舞台上的焦点。从二重奏、三重奏、五重奏到双钢琴、四手联弹,再到和乐队协奏,舞台上的她花样迭出,状态拉满,能量爆棚。她的双手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魔力,有着超越常人的高超技巧和手指机能,即便已经83岁,依旧火力全开。
阿格里奇和朋友手牵手,本文摄影:茅新麟
阿格里奇的演出状态上佳
神级朋友圈的一次聚会
指挥家阿巴多、钢琴家傅聪、钢琴家弗莱尔、钢琴家巴伦博伊姆、钢琴家普莱特涅夫、大提琴家麦斯基……阿格里奇的朋友圈,几乎可以串联起当代所有著名的音乐家。如今,她的“神级”朋友圈还在扩容。
在上海的两场音乐会,是一次星光熠熠的聚会。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中提琴家丽达·陈-阿格里奇、钢琴家西奥多西娅·恩托库、大提琴家埃德加·莫罗、小提琴家玛丽·帕洛特、钢琴家李坚,纷纷上阵。阿格里奇和每一位朋友亲密无间,牵手上台,又牵手下台。
沙汉姆以完美的技巧、细腻的风格、甜美的音色,奠定了他作为美国音乐大师的美誉。一直以来,沙汉姆以独奏家的身份闻名。几年前,在瑞士的一个音乐节上,他第一次和阿格里奇合作门德尔松的三重奏,相见恨晚,从此成了舞台上的亲密搭档。
“她不仅是一位传奇音乐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喜欢和她一起玩音乐,很受鼓舞,很受启发,成长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沙汉姆形容,阿格里奇充满能量,总是有很多即兴的奇思妙想,“舞台上的她如此灵活、随性,这是她‘音乐魔法’的一部分,我也希望自己成为她这样的音乐家。”
在第一晚的室内乐专场,丽达以中提琴家的身份上台,到了第二晚的协奏曲专场,她摇身一变,成了指挥家。和妈妈一样,她也有着一头银色的长发。
丽达的父亲陈亮声也是指挥家。“爸爸的助理向我建议,为什么不试试指挥,还能指挥妈妈?我心动了,想试一试看。”这是她第二次站上指挥台,妈妈会听女儿的指挥吗?“这些作品她已经演过很多次,什么地方要听指挥,什么地方可以自由发挥,什么时候要和小提琴、大提琴互动,了如指掌。音乐一直在流动、在变化,需要互相倾听。”
“指挥对我来讲不是小事,不是随便玩玩,我是有压力的。”丽达没有系统学习过指挥,她感叹,现在很多年轻指挥是天才,比如以色列的拉哈夫·沙尼,两天就能学会勃拉姆斯的交响曲,可以背谱上台,“我觉得不可能,我的脑子没有办法,我要慢慢来。”
和妈妈同台,压力大吗?“压力不是因为妈妈有名,而是你要有责任感。她对自己非常严格,但对其他人很宽容、很友好。”
“她很孩子气,像一个小姑娘。”第二晚演出前,在为圣-桑《动物狂欢节》调试两台钢琴的过程中,阿格里奇产生了一点小情绪。丽达没有硬着头皮上前劝说,而是让她自己消化,“如果她紧张,她会跟我叨叨,发点小脾气,让她发泄出来就好了。”
“麦斯基曾说,她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中断和毁灭自己的音乐生涯,但都没有奏效。”丽达至今还记得这位大提琴家形容妈妈的这句话,“她很真诚,不喜炫耀,忠于自己,善良又慷慨。她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很多人以为,弹琴对她轻而易举,并非如此。她会为每一场音乐会全力以赴,不管是卡内基音乐厅还是某个小教堂的音乐会。我想,这也是她屹立至今的原因。”丽达说。
四手联弹
双钢琴
拥有金钥匙的天才少女
阿格里奇从小就显露出巨大的音乐天赋,拥有打开音乐之门的金钥匙。
两岁零八个月,她被送进幼儿园,是所有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小朋友笑她,什么都不会,也不会弹钢琴。“我偏要反着来。”阿格里奇弹了一首老师在钢琴上弹了一整天的曲子,依靠耳朵即兴演奏,非常完美。
孩童时期的她不喜欢练琴,相反,她想成为一名医生。6岁时,在听到智利钢琴家阿劳演奏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时,她第一次有“触电”之感。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妈妈常常带她去听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得很晚,她总是犯困,“我正打瞌睡,听到第二章的颤音时,突然就打了个冷颤,那是一种电击一样的感觉。”
为了追随奥地利钢琴家古尔达,阿格里奇搬去了维也纳。她13岁,他也才24岁。她是他唯一的学生。“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人。我完全被他迷住了。”古尔达的演奏带着一种独特的诙谐,这种诙谐让她着迷。他教会了她聆听,总是给她录音,然后让她自己评论,从而得以迅速改进。阿格里奇只跟他学了一年半时间,却对一生影响巨大。
即便在睡梦中,阿格里奇也能学琴。十六七岁时,室友总在房里练习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阿格里奇是夜猫子,白天都在睡觉。迷迷糊糊中,她竟然记住了曲子,后来等她自己演奏时,就连犯的错都跟那个女孩一样。
“有人就是这样学语言的,枕头底下放一卷录音带。没想到,这件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普罗科菲耶夫这首高难度的炫技之作,后来也成了阿格里奇的一道“招牌菜”,登峰造极,圈粉无数。她却说,这首曲子很简单,“他(作曲家)很喜欢我,从没在我身上耍过花招。”
1957年,16岁的阿格里奇先后在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取得头奖,中间仅隔三个星期。
阿格里奇变成“空中飞人”,不停地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演出。“我开始与世隔绝,活得像40岁。”周围人都比她大,她一个都不认识,“我特别害羞,简直凄惨!”阿格里奇还有严重的近视,花样年华又不想戴眼镜。上台后,她感觉,琴键就像鳄鱼的牙一样闪亮,舞台上还有亮眼的灯光打在身上,“我觉得自己像只虫子。”
“你就像一幅没有画框的美丽油画。”好友巴伦博伊姆形容她。阿格里奇生性自由,热爱自由。不自由的生活让她痛苦。
19岁的阿格里奇经历了一场危机。她去拜见意大利钢琴家米凯兰杰利,但一年半里只上了4节课。之后,她搬去纽约,无所事事,每天坐在公寓里看《深夜秀》。也正是在纽约期间,阿格里奇认识了华人指挥家陈亮声,并生下第一个女儿丽达。
1965年,24岁的阿格里奇在肖邦国际钢琴大赛斩获头奖,同时获得最佳玛祖卡演奏奖和最受观众欢迎奖,重新回到聚光灯下。一代钢琴巨星就此起步,长红至今,一直是圈中“顶流”。
五重奏
乐队协奏
为了60%要做好150%的准备
临时取消演出,似乎成了阿格里奇的一个标签。乐迷甚至笑说,能听到阿姐的现场有很大运气成分,她迈进音乐厅的一刻才算踏实。
阿格里奇第一次“鸽”音乐会是在17岁。躺在佛洛伦萨一个廉价旅馆里,她突发奇想,不想去恩波利演出了。当时,她正在读纪德的《背德者》,鸽一场音乐会,是她最能想到的符合罪与罚的越界之事。她给主办方拍电报说手指受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还真拿刀片割伤自己。结果,电报送错地址,主办方还是来接她了。一场乌龙之后,演出取消了。
阿格里奇取消演出的理由捉摸不定,其中一个是不安和紧张。“有时,我会陷入严重的恐慌中,不是我故意不想演。我觉得自己演不了,没准备好。”她会脑补可能会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她也不喜欢一切都准备周全,如果被直接告知要演出,反而会更开心,真上台了反而容易多了。
大提琴家王健见证过阿格里奇的紧张时刻。有一年在日本,20岁的王健和一位日本小提琴家,以及阿格里奇,要一起拉三重奏。
演出前一刻,阿格里奇不肯上台。所有人都急疯了,但没有任何人敢跟她说话。“她说,我状态太差了,没准备好。”王健出主意安抚她,上半场他们先演五重奏,下半场再拉三重奏。她眼睛一亮。一小时后,他发现,她正在开开心心地和女儿聊天,最后欢天喜地上台了,“她那股紧张劲过去就行了,一紧张起来,她打死也不上台。”
1980年代,阿格里奇对外宣布,不再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事业重心开始偏向室内乐。“只有一个人,我就不能左顾右盼,自由摇摆。”孤身一人面对观众,她也更容易紧张,有好友相伴,能淡化她的畏惧。有时,观众离舞台特别近,甚至环绕着舞台。她不喜欢无死角地暴露给观众,甚至因此留长头发,希望至少有一个地方,她可以毫无负担地望出去,在那儿没有人可以看到她。
“从一开始,她就不是只顾技能和速度的炫技型选手。那些她都成竹在胸。她的想象力,使得她在钢琴上营造出独一无二的音质与音量。”巴伦博伊姆评论阿格里奇。阿格里奇的声望,一部分来自于她对作品的独特诠释和表达。“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诠释,就像每个人的笔迹。就声音和音乐的色彩而言,都跟演奏者的想象有关。”阿格里奇认为,演奏者有责任赋予音乐生命,不是凌驾于音乐之上,而是在其之下,要谦卑。
每次演奏,她都会有新的探索和发现。即便是演同一首曲子,她也尽量不去模仿自己。“如果你对自己过往的演奏太满意,或者落入俗套,那是因为你开始模仿自己了。那是最糟糕的。这种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而每次学新作品,她都觉得自己一无所知,过往的经验毫无用处,“我得像把自己扔进泳池那样。”
“为了能演奏出大概60%的水平,你要做好150%的准备。你还要永远有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从任何突如其来的想法、感觉、感情中学习。你还要能从你的弱点中汲取教训。”在她看来,脆弱也是很重要的,在别人的演奏中她也很喜欢这一点,因为这令人激动。脆弱之处,正是能被触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