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军事经历何以影响个人的对外政策偏好？
作者：布拉福德·瓦尔迪（Bradford Waldie），美国空军军官，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
来源：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Interventionism: How Overseas Military Service Influences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8, pp. 1-19.
引言
现役及退役军人的态度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但我们对特定军事经历如何影响个人偏好的了解却很有限。以往研究表明，军事人员过往战斗和经历暴力事件的经历，会引发更高的政治参与倾向和更加鲜明的政治偏好，但激烈战斗并非唯一具有影响力的军事经历。海外服役，尤其是非战斗部署的驻外经历，也是塑造政策偏好的普遍经历之一。
本研究提出，海外服役会改变个体的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干预主义政策态度。由于军人群体特别是军事精英群体，对外交政策与武力决策具有直接影响，因此该类个体层面的政策偏好变化尤为重要。
自二战以来，海外军事基地成为派驻部队的主要方式。美国是海外驻军的主要倡导者，但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也设有海外军事设施。自1950年以来，美国在170个国家中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并将15%到30%的部队驻扎在海外以运营这些设施。图1不仅显示了任何时刻都有大量美国部队在海外，还揭示了在战后时期，和平时期的海外驻军任务比例远远高于作战行动。
图1 1950-2020年美国海外部队数量趋势变化图
对军人以及军事精英的外交政策偏好评估具有重大意义。军人与军事精英在制定外交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在个体层面，无论军衔或晋升状态如何，军人都是重要的政治决策行为者。既有研究已将军事服役和战斗经历与更高的政治参与度、更高的投票率、更鲜明的决策偏好联系起来。此外，从军经历在非精英社会网络中赋予外交政策的可信度，进而影响个体的外交政策偏好。其次，军人影响国家层面的决策。高级军官历来在政府中担任重要顾问角色，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具有关键影响。退役军人作为民选领导人时，其过往的军旅经历提高了公众对政策建议的支持，从而增强其对国家政策方向的影响力。最后，军事影响还渗透到国际政治领域，特别是在联盟政治中。现役军人担任外国大使的顾问，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等正式联盟组织中担任重要领导角色。
理论与假设
本文主张，海外军事任务会改变个体的外交政策态度。对军事经历在塑造个人政策偏好上的重要性以及接触外国群体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改变态度的研究支持了这一主张。鉴于接触理论预测偏见的减少和换位思考能力的增强，本研究推测海外服役的军人更可能采纳驻地国民众的视角与感受，导致其民族主义态度的减弱，并增强国际主义倾向。这一预测形成了两个主要假设：
假设1：常规外派的外国军事任务会增加军人群体的国际主义倾向。
假设2：常规外派的外国军事任务会降低军人群体的民族主义倾向。
国际主义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其中就包括海外服役将提高军人主张为驻地国提供军事干预支持的意愿。因此提出第三个干预假设：
假设3：常规外派的外国军事任务会增强军人群体协助驻地国的军事干预意愿。
机制
如果海外军事服务如上所述改变了军人对国际主义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的转变可能通过几种机制发生。作者归纳了四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海外任务如何转化为更强的国际主义倾向，并将这四种机制分为两类。
第一是基于身份认同的机制，包括与当地居民的社交接触增多和共同经历的增加。社交接触理论(Social Contact Theory)预测，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增加会减少偏见并改善关系。如果这种机制在海外基地环境中改变了军人的态度，那么军人需要与驻地国家的人员在平等条件下进行面对面的合作。
第二是身份认同机制是共同经历，其逻辑与直接社交接触类似，但强调的是军人和当地人对事件的共同理解，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共同经历不同于社交接触，因为它不需要个体之间的直接互动，而是通过媒体消费或共同生活在某一地区中获得的对世界的共同理解。理论上，民族主义的兴起正是基于对时间和空间的共同理解。共同经历并不总能改善人际关系。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没有共同语言、语言交流有限的群体之间进行非结构化接触可能会增加敌意。由于派驻海外基地的军人对当地语言的掌握和与当地人互动的机会存在差异，海外军事任务可以成为测试社交接触和共同经历机制的机会，以确定这两种机制是否会导致对异类群体的认同感增强或敌对感加剧。
第三是基于“知识”的机制，这类机制强调态度变化可能由知识的增加而非身份认同的改变驱动。战略位置机制解释了军人态度的变化，认为军人在海外服役后会更了解基地的地理重要性。在海外任务之前，军人可能并不清楚某一基地在地理上的战略意义，例如它是否接近威胁或是关键的交通枢纽。而在海外服役后，军人可能获得了基地战略位置的新知识，这种知识可能使他们更愿意进行军事干预，以确保本国对该基地的持续使用。
第四是“绊线”机制。根据这一机制，派驻海外基地使军人对某国美军规模和驻地同胞数量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知识可能引发对驻地同胞安全的担忧，认为对外国人的攻击可能会威胁大量同胞的安全，从而促使他们更愿意动用武力保护驻地国家。
研究设计、方法、数据与结果
数据
为检验本文的四个核心假设，研究于2021年5月通过Lucid Marketplace平台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受访者需要通过多层筛选才能进入退伍军人样本。
因变量
为验证国际主义假设（H1）和民族主义假设（H2），该调查通过一系列从既有态度研究中提取的问题来收集数据。所有受访者都回答了四个国际主义相关问题和四个民族主义相关问题。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基于七点李克特量表评分，然后将各个问题的得分相加，形成总体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得分。这些问题不针对特定国家，而是测试海外服役是否改变了军人群体的一般态度。
自变量
主要的自变量是退伍军人在其职业生涯中是否曾在海外服役。调查询问了回答“曾在海外服役”的受访者他们曾在哪些国家服役，并要求他们列出服役时间最长的三个国家。对于每一个最多列出的三个国家，调查要求受访者填写服役的基本信息，包括他们是否自愿申请了该任务、服役时长以及任务类型。
机制
调查向曾在海外服役的受访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确定哪些机制与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和干预主义态度变化的相关性最强。两个身份认同机制通过将多个问题的得分结合来创建。为了测试接触理论机制，调查询问了受访者与当地居民一起工作的频率、在工作之外与当地居民的社交频率，以及与其服役所在国家的公民保持联系的频率。将这些问题的回答相加形成接触理论得分。为了测试共同经历机制，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在驻地国家旅行的频率以及他们关注当地新闻的程度。尽管旅行需要与驻地国公民互动，但这种接触可能是短暂的，与工作或社交接触有所不同。将这两个共同经历相关的问题得分相加形成共同经历得分。对于两个知识机制，调查分别设置了一个问题。战略位置问题询问受访者认为他们服役国家的军事运作和后勤保障的重要性。绊线问题则询问受访者认识多少仍居住在驻地国家的美国人。由于机制得分基于不同数量的基础问题，因此，每个得分都经过标准化处理，使得得分的一个单位变化等于基础回答的一次标准差变化。
结论
在假设1方面，精英样本支持海外服役能提升国际主义倾向的假设；相比之下，退伍军人样本的结果较为复杂：自愿参与海外服役的军人表现出国际主义倾向的增强，而非自愿参与者则显示出国际主义的下降。此外，在退伍军人样本中引入控制变量后，自愿者的正向效果显著性降低到95%置信水平以下，而非自愿者的结果则不显著。在假设2中，海外服役确实显著降低了非自愿服役者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自愿服役者而言，民族主义也有所减少，尽管结果不显著，但一致的负向估计结果提高了对假设的信心。在假设3中，海外服役与干预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数据可用的案例中均符合预期方向，自愿参与者的海外服役显著提升了其军事干预意愿，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另一种干预主义的衡量标准表明，无论是自愿者还是非自愿者，海外服役都提升了对国际伙伴关系重要性的认知，在多数样本中这一发现达到95%置信水平，尤其是在样本量较大的情况下。最后，在四种假设机制中，共同经历机制（假设4）并非与外交政策结果最强相关的因素，但与直接社交接触相比，共同经历对外交政策结果的相关性更为显著。
表15. 结果汇总
理解军人如何形成其外交政策偏好，对国际政治有着重要的启示。首先，通过增加海外服役所带来的国际主义倾向和减少民族主义倾向，军人可以利用他们在国家外交决策中的影响力推动更多国际合作。其次，军人及军事精英对特定国家的干预支持意愿增强，意味着盟约承诺的加强，这降低了招募志愿军队协助盟国的成本。最后，虽然本文未直接测试此关系，海外驻军能够创建一个积极的反馈机制，使得年轻军人在海外服役后成为未来的海外服役倡导者，从而通过海外接触机会转变更年轻一代军人的外交政策视角。这种增强互动和构建共同身份的过程，为外国间长期的安全承诺奠定了基础。
词汇积累
Social contact theory
社交接触理论
Interventionism
干预主义
Internationalism
国际主义
译者：曾庆鸣，国政学人编译员，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
校对 | 张睿哲 孙溶锴
审核 | 施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