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3年3月6日从日本福岛县双叶郡双叶町拍摄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上月，广岛地方法院的一纸判决，要求东京电力公司向前往广岛县避难的福岛县等地居民支付约2400万日元的赔偿，再次把人们的目光拉回到2011年的福岛核泄漏事故。避难者们在灾难的阴影中苦苦挣扎，为索赔奔走十余年，官司从地方法院一路打到高等法院，进展之缓慢令人无奈。
家园梦碎 数万人故土难归
60岁的今野寿美雄曾经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职员，他生活在福岛县浪江町，工作稳定，生活安逸。他从未接受过任何有关核事故的避难演练，平日里听到的总是“核电站很安全”这样的说法。然而，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打破了这一切。浪江町因为核辐射严重超标，被指定为避难指示区域，在很长的时间里被禁止进入。10年里，今野一家从临时避难所到茨城县再回到福岛县，总共搬了5次家，直到2016年生活才重新回到正轨。现在他们一家生活在福岛市郊专门安置灾民的社区。
过去十余年，今野试图重建生活，但不安感始终挥之不去。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他依靠打零工、从事导游和卡车司机等工作来维持生计，疫情期间无法继续导游工作更是让他的收入变得异常紧张。他说：“正常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工薪族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如今，每天都会有意外发生，有时能找到工作，有时却又闲置下来，每天都在不安中度过。”
虽然家乡在几年后解禁了，但四周的污染依然严重，生活环境早已无法恢复往日模样。最终，在去年九月，今野一家不得不将老宅拆除。在那栋住了九年的房子里，今野曾因自己精心打造的环绕立体声家庭影院而倍感自豪，那里承载了无数温馨的回忆。如今，昔日的居所已变成一片荒地，一切化为乌有。
与今野一家经历同样不幸的还有许多人。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地震引发了高达10米的海啸，致使位于震区的福岛第一核电站遭受侵袭，继而引发该核电站的3个核电机组发生熔炉事故。据不完全统计，灾害发生后，灾区避难者人数一时高达47万人之多。13年来大部分避难者已陆续重归故里，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灾区复兴计划推进缓慢，福岛县仍有超过2.5万人在外地过着避难生活，无法返回故乡。
推诿扯皮 赔偿诉讼进展缓慢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3月以来，日本全国要求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支付赔偿金和慰问金等的集体诉讼案件达30余起，相关赔偿诉讼案件除日本最高法院外，还涉及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仙台、札幌和广岛等地的高等法院以及相关地区的地方法院。然而，在受灾者赔偿问题上，不仅日本政府不愿承担责任，当事方的东京电力公司也一直百般推诿，推卸责任，导致赔偿诉讼案件进展缓慢。
来自福岛县双叶町的80余名原告，以核电事故毁掉了他们的故乡和社区为由，向政府和东电提起了5.5亿日元的赔偿诉讼。2020年仙台地方法院一审裁决“不承认国家责任”，但要求东电支付1.44亿日元赔偿金。对此，原被告双方均不认可，双双提出上诉。直到2024年3月仙台高等法院才依据日本政府2022年划定的赔付标准作出了要求东电赔偿约1.58亿日元的裁决，但二审驳回了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相应责任的请求。东电虽然表示愿与当事方以庭外和解方式解决赔偿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真正达成和解的项目寥寥无几。
除了法律程序缓慢，避难者在申请赔偿时也遇到诸多障碍。比如东电在赔偿金支付过程中过度索要“证明材料”，设法刁难。以福岛县一家花卉公司经营者渡部雅幸的索赔为例，东电方面以调查赔偿为由，要求其提供详细的公司经营台账，最终累积材料多达5750页，材料审核过程中不断被要求补充新的证明，导致他的赔偿金一再拖延。这样的繁琐手续让许多避难者感到疲惫，甚至有人放弃了申请。
十余年过去，核事故给避难者带来的阴影深深烙在他们的生活中。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工作和心灵上的安宁。这场“马拉松诉讼”何时能让避难者得到迟来的安慰？面对未来的索赔判决，他们期待一份公正的答复。
作者：本报记者 顾文俊 实习生 刘佳雯
文：顾文俊 刘佳雯图：新华社编辑：沈钦韩责任编辑：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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