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秦汉史：
出土文献的视野
陈侃理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年10月出版
571页，158.00元
文︱郭伟涛
2018年9月初，我就《中国史学》第二十七卷（日本“中国史学会”编，2017年10月）刊发的一篇文章《简牍文献与秦汉魏晋徭役研究的新进展》写信给凌文超老师，他在赐下大作的同时告诉我：陈侃理老师正在组织一本《出土文献与秦汉史研究》的书稿。甫一听闻，我就十分期待。本以为不久就能读到，不料一等就是五年。2023年岁末，这本书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而书名则是更为醒目的《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翻开“后记”才知道，这本书的筹划始于2013年10月（570页），在我翘首期盼之前，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通读全书一过，对这本“十年磨一剑”的重磅佳作，我想，再漫长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全书围绕出土文献对秦汉史研究的激发和推进展开，共分九章，分别由郭永秉、刘欣宁、张忠炜、凌文超、孙闻博、马孟龙、田天、陈侃理、鲁家亮等奋战在相关研究领域第一线的中坚学人撰写。这九章，大致可分为四组，各具特色和优长。
按照涉及的章序，第一组是新议题的引入和新领域的开掘。第一章《文字发展》、第二章《文书行政》和第八章《时间秩序》，都是传统秦汉史较少关注，但近几年颇为时兴的议题。这三个议题被开掘出来，无疑得益于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进一步说，前两个议题更多是由出土文献激发的，因为离开了新出文献，根本无法展开相应的研究。仅仅依靠传世的秦汉资料，无法分析文字的发展与演变，也不足以深入行政制度的内部，分析文书运行的细节。至于“时间秩序”，虽然也受到出土文献的促动，但其问题意识却是由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驱动的。
这三章的论述圆融老练，蕴含了非常可贵的亮点。第一章《文字发展》在分析秦汉之际的文字复古时指出，秦亡之后，六国故地兴起了重新使用旧文字的浪潮，但是秦的“书同文”政策毕竟推行已久，时人最为熟悉的还是秦文字而非已被废除的六国旧文字，因此他们努力复古的文字书写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秦文字的特点，形成新旧杂糅的风格（24-32页）。这一文字书写现象，对于重新估量诸多器物（如玺印封泥）的时代具有突出和关键的作用，相信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又如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帛书信件《元致子方书》，末行“自书所愿以市事幸留意留意毋忽异于他人”，随意的书风与正文的谨饬迥乎不同，笔墨的浓淡也有明显区别，故而学界通常认为末行乃发信者亲笔，正文则由人代笔。作者分析“自书”的含义，重施句读，并联系宋人尺牍中的类似现象（详细的分析见作者的单篇文章，该章未全文移录），指出《元致子方书》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发信者一个人写的（10-11页）。这一反差，对于简牍研究中盛行的极为依赖主观感觉的笔迹判断，很有冲击力，提醒研究者应该注意笔迹分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力戒直观印象式的分析。
如果说第一章的材料大部分是新的，而其问题渊源却十分久远——只是传统的秦汉史框架没有吸纳，这一点更体现主编的眼光——那么，第二章《文书行政》，材料和问题都算是新的。尽管学界此前也对文书行政展开了相应的分析，但多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像是做砖，而本章则努力为“文书行政”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体系，近似于搭架子。一种新学问初起，艰深的具体研究固然重要，适时地予以总结、建立框架同样不可或缺。这是本章的独特贡献。更何况，本章在建立框架的同时，还对不少具体研究进行了反思和更新。比如里耶秦简官文书末尾常见的“某（人名）+手”，其中的“手”，学界就有“经手”和“书手”两种理解，作者分析相关笔迹，并联系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癸、琐相移谋购案》的案情和判罚，干脆利落地指出了“书手”说的扞格不通（126-128页）。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于“文书行政”的界限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指出：“文书行政终究环绕着制度运作，文书中反映的可能只是形式，不见得是真实的权力关系。”（156页）这对时下颇为流行的文书行政研究，不失为有益的提醒。现在文书简牍大量出土，文书行政的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在进一步凝聚和提炼实质性论题的基础上，一定会产生更具冲击力的观察和思考。
第八章《时间秩序》，同样是新材料和新问题。虽然学界一直不乏对秦汉历法的关注，但将这些散碎的研究放在“政治文化”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之下，贯通为秦汉时代的“时间秩序”，却是作者所开创的。这一课题涉及历朔推步、物质技术、政治形势、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揭示了历史和历史解释的多面性和丰富性，足够复杂，也足够有趣。比如该章分析出土文献所见实际用历的龃龉，指出并不能全部理解为抄写失误，反而恰恰是历法安排存在多样性的反映（449-456页）。这一说法，相对于原来那种“改字解历”的解释，能够容纳更多的材料，应该更为贴近历史事实。作者的研究向来以巧妙著称，这一章更体现出他的独到思考和敏锐眼光。
第二组包括第三章《律令法系》和第五章《军事制度》，主要依据新近刊布的出土文献对相关议题进行了重新叙述，更新了学界的通论性认识。单就“重写秦汉史”的字面意思而言，这两章是最接近“重写”的。这两章同样充满亮点和特色。第三章对千头万绪的汉令体系的分析，认为应该区分令的分类和令的编纂，并主张事类令（如《津关令》《功令》）是由单行令（如《养老令》《箠令》）汇编而成的，而那些未被事类令吸纳的单行令则著录于干支令（如《令甲》《令乙》）中（178-180页）。这一思路，对于分析汉令的编纂和体系，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章对“非经考古发掘的简牍资料……一概不加采用”（161页），因此包含大量秦代律令的岳麓秦简没有纳入分析。这体现了作者的态度和坚持。当然，毋庸讳言，这一立场在学界十分罕见。无论如何，对非考古发掘文物的抢救、保护、整理和刊布等问题，学界有必要尽早从学术伦理等各层面开展公开讨论，以减少争议、凝聚共识。第五章《军事制度》并不是仅仅在职官演变的传统路数上处理军事制度，而是将军制视为政治、社会、战争、族群等多种因素综合塑造的结果，因此辟出一节专门考察了爵制、刑罚、徭役等与军制密切相关的问题（308-318页）。这样的考量，无疑丰富了军制研究的内涵，增加了思考的厚度。该章的另一特色在于玺印封泥和青铜铭文的使用，这类不易寻找也不易解读的零碎资料是古文字学或金石学的重点关注对象，而传统的制度史研究通常极少纳入分析视野，故而作者对这些资料的有效发掘和娴熟运用让人眼前一亮。
第三组包括第四章《徭役制度》和第六章《政区地理》，对积累深厚的两个议题进行了详明的梳理和晓畅的分析，在最大程度上凝聚了学界的共识，并指出了分歧和问题之所在。比如有关秦汉徭役的情况，主要体现在《汉书·食货志》和《汉旧仪》的两段核心史料上，而学界对这两段资料的认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堪称秦汉史领域的著名谜题。第四章《徭役制度》第一节针对这两段史料，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发掘出宋人的认识和注解，最后将学界对秦汉徭役结构的认识扼要归纳出四种看法（215-227页）。通过这一梳理，学界不同认识的来龙去脉和分歧的焦点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为下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高起点。第六章处理的问题更为宏大复杂，不过作者以他惯有的清晰思路、严密逻辑和简洁文笔，对秦汉政区地理与县址定位研究进行了通盘的梳理，指出出土文献对相关问题的促进和启发之处。非常难得的是，这部分梳理不仅包含了具体的问题点，还对研究思路进行了分析和反思，提示未来研究的门径。比如该章特别拈出的“政区地理断面”和“年代断限”两个核心概念，就是开展历史地理研究的可靠抓手。因此，这一章学术史梳理的截止时间虽然较早（吸纳了作者近期的相关研究），但提示的研究思路依然十分有效。
写过学位论文的人都知道，学术史并不好写，高明的学术史更难写。论文第一章的学术史梳理，往往几易其稿；通常正文开始之前写作一稿，论文主体完成之后又写作一稿，不排除中间还有修订稿；几份学术史梳理，有时千差万别。之所以如此，最关键的是，写作者对相关主题的把握和认识，会随着研究的开展而逐步加深，对于学术史的看法也随之有所变化——当然，还有一类更差的写法，那就是机械罗列论著的名称和摘要，近似于“报菜名”——因此，高水平的学术史梳理，往往是在对相关领域做过长时间的深入研究和思考之后才能产生的。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从这个角度说，这两章的学术史梳理，不仅非常成功，而且十分漂亮，堪称学术史梳理的标杆。
第四组专门处理相关的出土文献，包括第七章《信仰世界》和第九章《里耶秦简》。第七章虽然以“信仰世界”为名，但开头就交待，该章讨论的主要是“现有材料，以及对材料的理解”（389页），因此可以视为对与“信仰”有关的一类出土文献的分析。不得不说，这一章对材料的拿捏非常精准。比如学界通常根据日书材料分析汉代的“民间信仰”，而该章就指出，日书世代相传、反复使用，内容又高度程式化，因此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现实情况，是不无疑问的（425页）。这一反思值得重视。眼下不少研究依据传世的《九章算术》和出土的数学文献考察汉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信同样隐含该章指出的问题。第九章《里耶秦简》是名副其实的材料处理。该章对里耶秦简的资料发表和文本整理等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搜集和汇总，为学界提供了一份巨细无遗的综述和索引。读者只要按图索骥就能快速找到相关文献，省却不少翻检之劳。作者自述要为“初涉这一领域的读者提供一点帮助”（496页），这是他的谦虚，其实给初学者和研究者提供的帮助非常大。中国学界往往看重专精的研究，而轻视面向初学者的入门读物，其实就知识的积累和传承而言，高水平的入门读物同样十分重要。这也提示学界，是时候编纂秦汉出土文献的导读之书了。
主编在“后记”中交待，本书原题“出土文献与秦汉史”，而“重写秦汉史”这个响亮而很有气魄的新书名，“最初是责编提的”，主编刚开始没敢接受（569页）。不过，通读全书不难发现，这本书是一次非常成功也非常精彩的“重写”。相信读者对此会有共鸣。当然，也期待“重写秦汉史”能够得到不断的重写。希望本书未及涵盖的传统议题，以及由理论和材料驱动的新议题，都能在以后的“重写”中得到体现。只是，下一轮的“重写”，或许还要等上十年。
从出土文献出发
行文至此，书评的任务基本完成了。这里暂且抽离出来，谈一谈出土文献的研究取向，权作结束。
主编在“前言”中曾发出灵魂追问：“出土文献究竟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哪些以往没有的新知识？秦汉史研究中哪些基本问题是通过出土文献形成的？哪些研究有了出土文献可以做得更好，好在哪里？哪些研究没有出土文献做不了或者想不到，为什么出土文献缺少不得？”本书九章正文，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答。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出土文献将秦汉史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主编的这一追问，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一是出土文献为秦汉史研究的传统课题提供了哪些独有的解答；二是出土文献为秦汉史研究增加了哪些独有的新课题。我想，在重视出土文献对传统课题的补证和解答之外，也应该注意从出土文献本身出发，引导和催动新的课题和思考。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学校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开篇就说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新材料促动新问题，这是学术史上最为典型的两个例子。
如前所述，本书第二章讨论的“文书行政”，几乎完全是由出土文献驱动的。在“文书行政”之外，相信出土文献还可以挖掘出更多的问题。比如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研究简牍及简牍文本的制作、使用、存放、废弃和埋藏，并观照其他古典文明分析写本的特点与异同；依托大量出土簿籍账册考察秦汉的记账方式和簿籍体系，进而考虑更为宏观的财政问题；勾连敦煌吐鲁番文书分析秦汉至六朝隋唐的文书发展与演变，并进一步思考行政运作机制和体制的变化；考察从简牍到纸张这一书写载体的转变对于秦汉魏晋隋唐历史发展的影响，更宏观也更具体地考察这一时段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结合战国简册和敦煌纸文书分析战国秦汉直至魏晋隋唐的书籍形式，进而分析知识的生成和传播，等等。这些由出土文献驱动的问题，有些已引领学术潮流，有些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均有深厚的挖掘潜力。
这一取向的实质是，可以从出土文献本身出发，而非从既有的问题出发。毕竟既有问题，有些是由一轮又一轮的理论和思潮促动的，有些是由传统的文献促动的，出土文献固然与之有关，但这些问题终究不是出土文献的全部。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从既有问题出发的研究思路，而是说，从这些问题出发容易遮蔽出土文献的作用和价值，因此从出土文献出发，至少可以稍稍弥补从既有问题出发带来的缺憾。甚至于可以说，出土文献激发的一些新问题，其价值和生命力未必就比既有问题更差劲。当然，如果从出土文献本身出发，那么与出土文献或近或远的一系列问题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不过，这并不是本篇所能讨论的。
郭伟涛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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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