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重塑与还原——作为文化记忆的年代剧

纵观近年来国产电视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剧集选择回溯至风云变幻、思想迭代的过去时空，逐步建立起“回望过去”的叙事机制。在这一创作逻辑下，以《大江大河》《风吹半夏》《父辈的荣耀》《繁花》《南来北往》等为代表的年代剧生动再现20世纪不同年代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衍变。这些作品用可视的影像语言建构过去与当下的对话机制，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契合当下审美旨趣，进行思想与美学层面的艺术探索，并重构新的意义空间。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4年第7期。

近年来，文化记忆被不断书写和呈现，一方面因时代烙印而携带的表征意义具备天然的戏剧性与独特性，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修辞；另一方面，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揭示所引发的关注也成为当下的文化焦点。从宏观叙事来看，过去的重大事件和集体记忆被赋予更为深远的意义，并在当下社会语境中得到新的解读和表述；从微观话语来看，独具个人色彩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经验被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叙事时空，家与国、个体与集体、自我与他者在此并置且交融。年代剧的叙事回溯并非对特定年代简略化、浅表化的历史复现，而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情感体悟。

从“文化记忆”这一理论视角出发，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深入探讨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区别与关联。他指出，交往记忆是“单纯依靠个体的保障和交往体验建立起来的回忆空间”，①也就是交往记忆依赖实体化的承载者（也就是人），是单纯依靠个体的话语输出和交往体验建立起来的回忆空间，更多依赖身体力行的信息传递。文化记忆“被凝结成了一些可供回忆附着的象征物（Symbolische Figuren）”，②它在符号、仪式和表意系统的助力下，能对记忆进行长时间的保存甚至重塑，能将过去式的记忆融入现在时的社会现状中，实现记忆的延续和传递。

在交往记忆向文化记忆的过渡中，媒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年代剧是较为典型的公共记忆载体，兼具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个体记忆的自我性，搭建起国家与个体之间的情感桥梁，有所不同却又彼此相关。通过“文化记忆”来理解和解读历史，这代表国家的影像记录、群体的集体记忆和个体的前置经验在观剧过程中的同步。“记忆”成为鲜活且生动的叙事线索，超越记忆绝对准确的桎梏，使重大事件、时代征候和集体情绪被激活。因此，年代剧对特定年代的书写是“入乎其内”的时代记忆和集体共情，也是“出乎其外”的历史回望和当代解读。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CVB）官网发布的2023年收视年报数据统计，央视黄金时段收官电视剧单频道收视率TOP20榜单中，有《我们的日子》《人生之路》《情满九道湾》等7部作品为年代剧。可见，年代剧这一题材类型在热播剧中占据了较大比重。

● 表1 2023年央视黄金时段收官电视剧单频道收视率TOP20

年代剧满足受众的多重情感体验，它既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和怀念，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和审视；既是亲历者/当局者的真切生活体验与回味，又是后来者/旁观者的自我洞察与想象，并逐步演化为具有公共性的、集体性的一种怀旧现象。例如，《正阳门下小女人》借“大前门小酒馆”呈现老北京城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并巧妙地将人物的观念演变与情感纠葛融入其中。《繁花》借用多主人公的自我叙述再现“阿宝们”在时代浪潮中的创业起伏，展现出上海在体制转型中的快速发展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在社会剧变中的聚散离合。

此外，年代剧作为“回望过去”的媒介记忆，在文化实践中实现记忆与情感、历史与当下、自我与集体的全面勾连，整合创造出一种隶属于情感真实的心理效果，形成独特的怀旧情愫。这种涌动的情感既满足了观众的情感需求，也具有凝聚集体记忆、强化身份认同的作用。《风吹半夏》描绘青年在改革开放历史洪流中展现出的坚韧拼搏与自我蜕变；《父辈的荣耀》呈现出父辈们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坚守；《梦中的那片海》见证了独属于“什刹海”青年的奋斗成长历程，难忘的青春回响成为他们镌刻在心中的永恒记忆。这些“年代记忆”所蕴含的内容早已超越单纯回溯的叙事架构，在重温历史和意义重建中给予观众新的理解方式和认知可能，进而使年代剧生发出摆脱时间束缚的艺术魅力与情感力量。

“空间不仅是自然的、地理的，也是社会的和心理的。”③发生在物理空间中的日常化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能展现特定时期的社会转型和情感转向，借由影像塑造的人物来拓展叙事空间，为典型人物携带的社会身份提供可信赖的叙述文本。这种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向观众展现特定时代的历史“现实”，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文化记忆。同时，这种书写也有效推动了当下“现实”文化观念的正向前进，影像与两种“现实”形成显著的互文意义。

在回望过去的叙事语境中，剧集融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于其中，将不同地区的发展轨迹纳入社会整体发展中考量。最为典型的就是北京地区、江浙沪沿海地区、东北三省以及陕甘宁地区的地域叙事。

“影视剧中的社会空间提供了被解读的可能性和趣味性，观众经由特定的社会空间可以建立起自己的意义结构和情感经验，进而将个人经验与更大的社会图景产生联系。”④这些烙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年代剧不仅各自呈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更通过区域化的并列叙事，串联起中国不同时期下各地域的社会景观和市井生活。其间，传统的地域区隔被打破，地域的独特性和社会的整体性相互渗透，搭建出全新的地理叙事空间。

“北京地区”主要以“胡同”为叙事载体，以细致入微的笔触，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出发，折射出个体与时代、社会、文化的深刻关联，将个体命运与时代变迁有效缝合。如《正阳门下小女人》《情满四合院》《梦中的那片海》《胡同》等剧集从日常叙事入手，讲述了几代人在胡同中的成长与变迁，并有效融入地标性建筑、代表性美食以及京味俗语等元素。因而“胡同”这一物理空间成为展现时代风貌的一个重要切面，其不仅作为百姓的生活场所，更是他们精神依托、记忆留存和文化传承的情感场域。每一个角色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足迹，观众在沉浸式体悟“胡同”市井生活的同时，也见证了“北京地区”的时代变迁与文化衍变。

与“北京地区”的生活叙事不同，“江浙沪沿海地区”更多聚焦于传统工商业的改革和转型、新兴产业的起步与探索，讲述新老两代创业者们在时代巨流中的大浪淘沙。这类年代剧主要讲述传统与现代的理念冲突以及利益与道义的心理博弈，遵循由经商之道来探寻为人之本的叙事逻辑，从而展现出一种理性、严谨的叙述风格。《鸡毛飞上天》《繁花》等剧集，刻画了众多敢闯敢做、机敏聪慧、有勇有谋的商人形象。更重要的是，年代剧客观呈现时代赋予每一位有梦想的人以平等的创业机会，也歌颂了在时代变革来临时企业家坚守的实业兴邦精神。

“东北三省”以其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性在年代图景描绘中占据重要位置。尤其在“新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助力下，聚焦东北地区国企改制浪潮的年代剧备受关注，诸如《人世间》《我们的日子》《父辈的荣耀》《漫长的季节》等。东北特有的幽默话语和豪爽性情成为显著的文化记忆和地域标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个体在时代转型初期的不适与焦虑。它们大多聚焦时代巨变中新兴与传统、集体与个人、父与子的冲突与和解，凸显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激流勇进和顺势而为，在历史的厚重和工业化的场景中强化“人”的主体力量。

《山河锦绣》《人生之路》等深情描摹“陕甘宁地区”贫瘠却厚重、质朴的地域特质。《山河锦绣》讲述农村脱贫攻坚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进程，凝练出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中的困境与机遇，凸显个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在改变农村面貌、推动农村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人生之路》通过青年人的自我觉醒，来强化每个生命个体对自我“身份”的改写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无论是时代语境中对国家政策的表述，还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的描摹，这些剧集都有从“逃离”向“扎根”的观念转变，从否定到再确认的身份认可，还夹杂着从“自怜”到“自强”的情感位移。

上述地区成为构建年代剧回溯叙事的物理空间。除赋予传统的叙事意义外，这种根植地域特征的文化自觉和精神气场能触发观众的怀旧情愫和地缘想象。这些物理空间聚点成面，勾勒出不同地域在不同年代的真实景观与奋斗图景，也从侧面折射出人与历史关系的深层次思考，是对历史记忆的文化书写，也是对集体记忆的观念重塑。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年提出“集体记忆”，称其并非约定俗成的既有定义，而是伴随社会建构所形成的概念。“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集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⑤哈布瓦赫并没有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单独进行阐述，而是将二者相融，个体记忆是存在于集体记忆中的，而集体记忆相对于个体记忆来说，是众多个体记忆中的最大公约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充满革新、挑战与机遇，同时也充斥着传统和现代文化思潮的交融与碰撞。这种多面向标识的历史时期为影视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和广阔的叙事空间。

年代剧与当下受众有着较为适中的“时空距离”，这种“差距”能增强因“距离”而产生的美感与想象。亲历过这段历史的受众会对过去某个成长阶段产生怀旧情愫，在影像世界中将历时记忆与自我感知弥合，重新建构自我认知；而另一些受众认知中的知识图谱则借用影像得以具象，在艺术叙事中将历史叙述变得可知、可感。

集体记忆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共享记忆，具有共同性与一致性，使得一个群体能够达成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的共识；而个人记忆则更多地表现为个体的经历和感受，记录着个体的成长、思考和情感变化，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繁花》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巧妙地将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相互交织，勾画出一个时代的风貌和一群人的生活轨迹。剧中的“宝瀛大战”源自真实事件“宝延大战”，紧张刺激的商战映射出上海商业在经济体制变革下的蓬勃发展，有关资本市场的股债发行、证券交易等集体性事件成为一代股民的共同记忆。在这一背景下，《繁花》的众多人物角色都有回溯叙事，如“阿宝”“李李”以及“爷叔”等，他们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和人生轨迹，在书写集体记忆之余更能强化自我感受，带给观众多样化的视角。

“以人物命运来折射时代变迁，让个人的记忆与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交相辉映，是年代剧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⑥受众对年代的亲近感正是基于他们对这种社会情绪、时代气质、情感经历以及环境氛围的共鸣与认可，这种时代烙印成为谱写特定时代最为生动、鲜活的记忆素材。文化记忆需要被不断提及才能具有恒久的价值，让受众在伦理的、日常的生活世界中感受内隐的情感逻辑和历史真相。在集体记忆的背景书写中，个体记忆用更为细腻、独特的解读角度丰富时代印记，集体记忆召唤个体记忆的复苏，个体记忆也在集体记忆的感召中重现。

“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⑦对年代的回望不仅是一种历史记忆，更是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可行方案。文化记忆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回望过去不只是对逝去记忆的追溯，更是立足当下的现代性审视，故而这种记忆不仅是回顾性的，更是前瞻性的。此种书写方式兼具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回望和对微观日常生活的关注，在探寻社会发展轨迹的同时呈现人间百态，将“历史”与“现实”勾连，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特质。

年代剧的媒介价值可体现为一种凝聚性结构，在影视创作的符号实践中起到情感连接的作用。如今，对过去时空的再现必定立足当前的现实生活，并将此作为参照系去重返历史时空，结合特定的文化征候和时代情结对伦理情感重新描述和阐释。年代剧将现实时空中的收视人群与过去时空中的故事人物连接，通过构建的象征体系将他们凝聚，从而产生情感、道德和意义上的“代际”传递。另外，它又将时间维度上的过去与现在嫁接，重现过去的场景、事件和时代元素，将其流转入现在时的话语框架，产生新的表意空间。

《梦中的那片海》通过塑造青年群像，展现青年在不同时代需求召唤下的自我价值实现。肖春生作为在“什刹海”地区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经历了参军报国、投身高考、复员归乡、转战商海、自主创业等与中国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人生阶段。尽管人生经历不可复刻，但其中洋溢的青春气息与当下的青春样态并无本质不同。肖春生在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遭遇的曲折和挫败在当下语境中仍旧存在，只是转述为新的表现形态，而奋斗肌理未曾改变。贺红玲的爱情关涉物质和情感之间的抉择，“面包”和“爱情”的议题超越时代语境成为永恒的叙事内容，佟晓梅的圆满结尾正是对这一议题的有力回应，也是当下对爱情伦理的正向肯定。

在聚焦几代人的生存现状，构建跨越时间长河的情感表意系统，将生活在同一场域的几代人紧密串联起来，并形成完备的伦理叙事方面，年代剧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类剧集常通过展现代与代之间的情感纠葛、观念差异和话语博弈来凸显父辈与子辈间的矛盾冲突，其间无关对错，更多是源于身份与认知差异而产生的即时矛盾，一旦遭遇真切的生活压力，代际矛盾便在血缘本能中实现和解。正如《人世间》中的小儿子周秉昆一直被认为是周家最“没出息”的孩子，他因畏惧父权而产生情感疏离，并由此对父亲周志刚心生不满与怨怼。但当周秉昆全力承担起家庭重担后，他与父亲的矛盾在相互理解中自行化解。《南来北往》中的马魁与汪新有着超越师徒情感的类父子关系，该剧通过师徒二人警魂传承的独特视角，展现了他们从最初相互嫌弃到逐步磨合，最终配合默契的转变过程。

年代剧中呈现出的不同情感共同谱写伦理关系图景，其中的亲情、爱情、友情在特定年代有着差异化的外在表现，矛盾冲突指向携带时代烙印的具象事件。然而，过去时空中具象事件的精神内核又能超越时空束缚与当时的日常生活经验，在影像诠释中展现出新时代的情感书写方式，具有鲜明的当下特质。

“回望过去”不仅展现了当下影视审美的新风尚，同时在这一现代性生成语境下诠释出现代人的情感自洽与精神归属，其不仅是一种心理情结，更作为一种文化情怀存在于现实世界。这一书写机制不仅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和认同功能，也蕴含着更加复杂、多样的有关人类发展、社会文化等命题。在文化自觉的时代语境下，年代剧以回溯本源的方式来观照现实，通过“复活”历史现场来修复“记忆碎片”、再现伦理情感、重塑情感关系便具有独特的意义。

年代剧在呈现人物命运起伏与情感纠葛时，亦融入更多现代性的思考与解读，打破一元的人物刻板印象，使之更符合时代与社会的审美旨趣，更贴合现代观众的情感需求。

首先，表现在对“工人形象”的再解读。“工人形象”在年代剧的影像书写中占据主体地位，他们是改革浪潮的中坚力量，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力军。他们拥有卓越的专业技能、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并往往被赋予“改革英雄”等称号，是最具代表性的身份记忆之一。但是，在以往的一些作品中，他们在社会转型中因资源的重新分配而短暂失语。

“工人形象”在近年来重获新的话语表述，具体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复现与男性身份的彰显。正如《漫长的季节》中的王响，他满足于自己的工人身份却又被迫下岗，并经历儿子意外离世和妻子自缢身亡等生活变故，至此陷入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无依。但是王响未被生活击退，而是用执着对抗厄运，在真相大白后重获认同与尊重。《人世间》用细腻的笔触将工人阶级与社会发展进行缝合，重塑以周秉昆为代表的“六小君子”从懵懂无知到自我成长的心路历程，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的内心世界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父辈的荣耀》中的顾长山作为第二代林业人，也经历了“下岗潮”的危机。然而，他选择坚守林场，既守护山林，又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在他身上体现出的积极乐观、正直善良不仅是对工人群体的客观表述，更是对社会责任感和家庭担当的一次生动诠释。

其次，表现在对“女性形象”的新注解。“女性形象”自影视艺术诞生之日起便浮现于多元叙事空间，经由性别叙事而构建出新的社会话语与想象系统，并用所处的“第二性”地位来对社会生活的境况进行隐喻。早期年代剧对女性的描摹并不少见，诸如20世纪90年代的《外来妹》《公关小姐》《情满珠江》等。这些剧集讲述在改革开放浪潮下女性在大都市开拓生存空间的故事，其中着重凸显的矛盾冲突是男性/女性、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可以简单理解为女性在改革开放语境中具有了获得多种身份的可能性，并尝试与传统女性身份进行对抗。此种“女性形象”的生存焦虑和情感困惑要么源于生存的现实诉求，要么仅仅成为两性叙事中的必要因素。

在近年来的年代叙事中，“女性形象”虽然也有两性间的博弈、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但总体上跳脱出原始的生存需求，不断寻求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情感的独立自主，成为具有自主意识的叙述主体，并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叙事逻辑。《鸡毛飞上天》中的骆玉珠被原生家庭遗弃，但她并未深陷于愤懑与抱怨，而是将这些不利的境遇视为个人成长的磨砺与阶梯。从最初“鸡毛换糖”的小生意到“玉珠集团”的大产业，骆玉珠亲手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成就与幸福。《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凭借独到的眼光和谋略，成为领导钢铁产业发展的佼佼者。她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的决策力，不仅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更有着独特的商业眼光，能够准确判断市场趋势并抓住机遇，打破性别和行业的壁垒，书写出一段传奇故事。

多元的女性形象是《繁花》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汪明珠、李李、玲子等，用坚韧、深情和独立的姿态共同谱写了一部别具一格的“上海女子图鉴”。剧中的众多女性角色并未陷入浅层的情感叙事，而是心中怀有明确的目标并具有一个共同特质：重情且有义。她们不仅在剧中彰显了女性独特的魅力，更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女性的力量与美。

女性形象在新时代语境下有了新的阐释空间，更符合当前社会对女性的情感期待，也更为契合当下“她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女性形象”的镜像呈现成为认识世界、观察社会的重要方式，同时也以精神引领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当代女性的自我形塑与观念提升。

在影视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那些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道具、场景、音乐等元素，除直接参与故事情节的叙述、传递具体的指涉意义外，还蕴含着丰富的符号层面的表意内涵。这些元素通过其独特的符码编织，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文化内涵。

视觉系统通过具象化的物象符码来真实还原过去的生活景象，并在事件和情节中隐喻着文化内涵和情感属性。换言之，抽象的时代气质只有借助具象化的物象符码才能诉诸故事的完整呈现。如在《父辈的荣耀》中，砖房热炕、炊烟袅袅的灶台，以及铁锅中烹制的地道东北美食，在展现东北“三道沟”林场人间烟火气的同时，还能在身体、美食和地理空间中折射出东北人独具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属性。《人生之路》主要由农村（高家村）和城市（上海）两个叙事空间组成，营造出强烈的视觉反差。被“偷”去身份的高加林渴望逃离农村去城里工作，在屡屡碰壁后终于靠自己的才华在上海站稳脚跟；高双星“借由”他者身份后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终究在自我身份恢复后重返农村；巧珍的“离开”与前两者不同，其并非源于对农村的厌倦而选择主动出走，当她穿上上海阿婆年轻时的衣服时，意味着她在女性与母性的双重力量下最终获得上海（人）的接纳和认可。

除符号携带的意义外，视觉系统还能营造出契合情节的氛围情愫。《繁花》在色彩运用上沿袭了王家卫“作者电影”的艺术手法，大量采用高饱和、低明度、强对比的方式来强化视觉输出。剧中色彩的选用以及氛围的营造激起观众对上海地缘文化的想象，直观展现出这座繁华都市在20世纪末所具有的市场前沿性和文化前瞻性。高饱和度与冷暖色调的反差，有关权力、金钱与计谋，也映射感情和人性；既凸显出商战中云谲波诡的氛围，又勾勒出人物关系的紧张与压抑。《漫长的季节》的三条主线皆有独属的色调，以此来深化人物性格、营造叙事氛围。尽管剧集中夹杂着阴谋、死亡、背叛等元素，但仍高扬着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金黄的麦穗和伸向远方的轨道都是对“明天”的尊重和珍视，也是对“往前看，别回头”人生箴言的真切诠释。

音乐能增强画面的叙事能力、构建空间想象，即形成独特的声音景观来参与或补充叙事，为人物、环境和情绪做铺垫。此外，独属的声音回响赋予剧集特有的时代标识和历史记忆，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逐渐成为剧集的出圈“密码”。在《风吹半夏》中，经典歌曲《海阔天空》多次出现，每次响起都契合“钢三角”事业发展的关键节点。歌词中所蕴含的曲折、迷茫和困惑，恰如其分地映射了“钢三角”在成功道路上的艰辛，而这首《海阔天空》正是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精神写照。此外，歌曲《我的眼里只有你》在剧中成为高辛夷与童骁骑的爱情专属旋律，从初时的情愫暗生到日久生情的默契，这首歌都将爱情的细腻和温柔的陪伴融入其中。在《繁花》中，每一位出场的人物都有相应的旋律。歌曲《偷心》细腻地描绘了阿宝的感情线。剧集用这首歌曲串联起阿宝与初恋雪芝、汪小姐不同阶段的爱情选择。歌曲《执迷不悔》则见证了汪小姐虽遭遇事业和爱情的双重打击，但勇敢地重新审视自己和突破自我，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回“黄河路”的心路历程。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有所调整，而“怀旧金曲”却始终成为一种情感寄托与回忆延伸，其不仅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更是岁月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这些精准且深具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成为人们回味过往、寻求共鸣的介质，不仅成功地还原出过去时空的生活场景，还让观众有了更直观的时代感知，是唤起记忆的“内在装置”。

“回望过去”已然成为一种成熟的叙事机制，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唤起观众的共同记忆，还能够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和反思当前社会。有关过去的年代剧重建起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它以鲜活的影像语言和历史现场描摹时代演变轨迹，将文化记忆进行现代性解读，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重组社会话语，构建想象性和真实感兼具的社会图景。观剧如同重返“过去”，观众仿佛置身于特定的真实生活空间，与剧中人物共同经历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回望”的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郝静静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玥玥系山西大学文学院2024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