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1日，文坛前辈、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的聂华苓去世。
聂华苓一生的经历，是真正的“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对于1960以来的世界文学，尤其是世界华语文学而言，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之一。
讲述｜李浴洋
来源｜《文学的现代中国：1635-2066》番外
01.
聂华苓其人
聂华苓对于年轻一代也许是个陌生的名字，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她的生平。
聂华苓1925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44年考入抗战时期迁至重庆的中央大学经济系，随后转入外文系。1946年她跟随学校复员回南京，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喜爱老舍的小说与曹禺的戏剧。
1948年，聂华苓从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次年渡海赴台，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编辑工作，与雷震、殷海光等人共事。在担任《自由中国》“文艺栏”主编期间，她发表了梁实秋、林海音、吴鲁芹、陈之藩、余光中等人的作品，同时自己也写作了一些小说和散文。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查禁。聂华苓在该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1962年，她应台静农邀请，到台湾大学讲授小说创作；又应徐复观邀请，到东海大学与余光中共同开设文学课程。
1963年，聂华苓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相识。次年，她赴美出任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顾问，从事写作与翻译工作。
《三生三世 聂华苓》
这之后，从1967年开始，聂华苓与安格尔共同创立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作家访美，展开文学交流。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整个冷战时期承担了东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角色，因此曾经被《亚洲周刊》表彰为“小联合国”。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头说，聂华苓的一生，就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的缩影。
02.
“爱荷华的故事”
关于聂华苓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故事，中国诗人王家新有一首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首诗写于2015年聂华苓90岁生日之际，题目是《爱荷华杜比克街1104号——给聂华苓女士》。杜比克街1104号是聂华苓的寓所。诗中写道：
又是飘零的秋天。
我放佛又看到你，远远地，
在那个山坡上的房子里
缓缓穿行。你手扶栏杆，
从一楼攀援而上，
楼道上，那满墙的各种面具，
一副副人性的遗容，
带着深藏的爱意或哀悯……
而你来到二楼，带着
你的八十九个被秋光照亮的年头，
你走过那张长餐桌，我们曾
一次次在那里就座，喝茶
谈诗，或听你讲爱荷华的故事：
“这里坐过八百多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
他们中还有的获得过诺贝尔奖，
但更多的，已不在人世……”
你一一念着那些很难记的名字，
像是在自言自语，“老天爷，
您为什么让我活这么久？”
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人，对于王家新在诗中提到的“爱荷华的故事”，大都不会陌生，指的就是围绕着“国际写作计划”展开的种种世界文学人物的交汇。
爱荷华 “国际写作计划”自1967年开办开始，每年都会在世界范围内邀请作家前往，每届为期四个月，不同国家、种族、意识形态与文化立场的作家在这里相聚。
借用聂华苓的话说，他们来到这里是“交流”而非“交锋”。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充满对峙与斗争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国际写作计划”发挥的作用尤为引人关注。它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而言，更是具有别样的意义。
1978年，聂华苓访问中国大陆。次年，她与安格尔在“国际写作计划”中发起了“中国周末”活动，邀请大陆作家陆续赴美。
于是，我们看到萧乾与台湾作家陈若曦在爱荷华相会；王蒙与艾青一道前来，并且在这里学会了英语；丁玲与苏珊·桑塔格这两位东西方重要的左翼女性作家在一起度过了四个月的愉快时光；吴祖光、茹志鹃、王安忆与香港作家潘耀明在这里畅谈……
《三生三世 聂华苓》
王安忆在日后表示“我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认识美国，还可以认识台湾，认识香港，认识西欧，东欧，非洲”；谌容、徐迟则与台湾作家高信疆、柏杨在爱荷华成为了好友；此外，还有张贤亮、冯骥才、阿城、邵燕祥与汪曾祺等人先后到来，在这里与港台作家对话，同时也走向世界。
这一切，都是“爱荷华的故事”的一部分。“爱荷华的故事”的另一部分，是聂华苓与安格尔的独到眼光与道义担当。
作为国际性的作家交流平台，“国际写作计划”虽然也邀请功成名就的作家参加，但他们所占的比重其实很低，大部分的名额被留给了尚在成长中的年轻作家。
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托尼·莫里森、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与中国作家莫言等，都曾经在年轻时就成为聂华苓的“座上客”。
几乎所有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在其崭露头角时，都会进入聂华苓与安格尔的视野并得到他们的帮助。
聂华苓邀请作家，除去看中潜质，往往还会考虑作家的现实境遇。
像她在“巴拉格之春”来临之际邀请捷克作家哈维尔，在“白色恐怖”中邀请台湾作家陈映真，以及当大陆作家白桦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之后向他伸出援手。尽管有的最终功败垂成，但聂华苓的勇气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聂华苓与安格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高度评价与普遍尊重。
03.
三生三世聂华苓
1991年，安格尔猝然离世，聂华苓开始写作回忆录。她的《三生三世》《三生影像》《三辈子》与《三生影像（增订本）》在海峡两岸相继推出。
2013年，由陈安琪导演的电影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在港台公映并在大陆一些文化活动中播出后，一个隐含在“爱荷华的故事”背后的“聂华苓的故事”开始广为人知。
“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的这句话不胫而走，成为了阅读其文其人，以及她经历与见证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与世界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在她九十岁生日前后，大陆的《读库》与《中国新闻周刊》先后推出了两篇人物特写。无论是前者的《聂华苓叙事》（作者夏榆），还是后者的《90岁聂华苓：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作者苏浩），都是循此“三生三世”的逻辑展开的。
的确，一个世纪的政治沧桑与文学浮沉如此凝练而又戏剧性地集中在一位穿梭于东西方之间的中国女性身上，通过三个异质空间的转换完成了一部九十年的时间叙事，堪称传奇。
聂华苓对于自己的故事也具有十分自觉的历史意识。她的首部回忆录《三生三世》自序的标题便是《我所知道的一点儿民国史》，而首章首节即是《再生缘》。
而《聂华苓叙事》开笔便是从“故国离散”说起，与传主的自我叙述正相契合。不管“再生”，还是“离散”，都是晚近海外华语文学研究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重要命题。
而聂华苓很早就将它们从自己的人生道路中作为关键词提取了出来。历史就像她身体中流淌过的血液一样鲜活。她不仅在自己的讲述中呈现了历史，也通过讲述的逻辑与策略为后人提供了一种阅读历史的方式。
在公共阅读与见证历史的意义上，以《三生影像》为代表的聂华苓的回忆录，也许是她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文学的现代中国的重要收获。
《三生三世 聂华苓》
聂华苓的回忆，大多到1991年为止。即便在最新版的回忆录中，她增订的内容主要也只是关于此后经历的照片，而几乎没有任何文字。
她说：“生活似乎是老样子，很生动，很丰富。但是，没有了Paul的日子，回想起来，只是一片空白。不写也罢。”“回忆录要待续吗？”她自问自答：“也许。那份情缘完不了。也许有来生，也许有天堂。聊以自慰吧。”
她把对于安格尔的追怀看做不断书写的动力，聂华苓的坦诚非但无可厚非，还相当中肯。不过，或许她的理由不限于此：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人”，聂华苓通过回忆录，已经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完了。
保罗·安格尔离世的1991年，刚好还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的结束时间。这个时间点，无论对于聂华苓个人，还是整个世界史，都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
现在，历史大幕已经落下，世纪长河悄然远去。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聂华苓比谁都明白，对于一部志在传世的回忆录而言，恰到好处的“留白”远比“不能自已”的抒发更为重要。
这之后，聂华苓独自跨入了新世纪，跨过了第九十个“被秋光照亮的年头”，直到以99岁高龄在爱荷华的家中安详去世。她把自己的故事永远地留在了二十世纪。
爱荷华永远记得聂华苓，美国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因为她的命名而存在的。“爱荷华”最早由聂华苓中译，现在通行的官方译名为“艾奥瓦”，但“爱荷华大学”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仍然选择沿用她的说法。
04.
聂华苓小说中的人生
除去组织了“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还是创作、翻译、评论与研究的多面手，其中她尤其以小说创作与翻译见长。
今天我们提起聂华苓，会说她是文学家们的伯乐，但她自己也是一匹文学的千里马，只不过她日后作为伯乐的声名太大了，以至掩过了她的作家本色。
早在1959年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担任编辑时，聂华苓就已经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翡翠猫》。次年，她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
此后的《桑青与桃红》更是奠定了她作为华语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继而，她又有多部短篇小说集与长篇小说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回忆录的写作之前，聂华苓就已经在自己的小说中援引了自己的身世作为文学资源，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失去的金铃子》中，聂华苓以自己抗战时期流寓重庆的经历为背景，即兴点染，书写了一位少女的隐秘心迹，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成长小说”。
而《桑青与桃红》则通过主人公横跨三十年的故事，呈现了一位中国女性在四个不同时空中的坎坷人生，包括内战时期的长江上游、“天地玄黄”之际的北平、1950年代的台北以及1960年代的美国。
这部作品致力挖掘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时将易代去国的悲欢离合压在纸背，是聂华苓的小说中艺术水准最高与先锋色彩最浓的一部。
1980年，《桑青与桃红》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时，鉴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与读者的普遍接受程度，删去了其中实验性质最强的第四部分。而这一部分，正是被评价最高的篇章。白先勇认为，聂华苓在其间写出了“卡夫卡式的梦魇”。
不过，1981年大陆又出版了小说的全本英文版，这也构成了《桑青与桃红》的接受史上的一段逸闻。
《千山外，水长流》是聂华苓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两代主人公在1940年代中国与1980年代美国的故事为线索，讨论了“中美之间”这一话题在战争、人道、伦理与情感等多重层面上的展开。显而易见的是，其中有她对于自己在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的反省。
也正是因为她在多部小说的写作中已经积累了讲述自己人生阅历的成功技艺，加之她的散文也多以志人志言为主，所以当她开始写作回忆录时，也就能得心应手，很快打开局面。
如果我们系统阅读聂华苓的小说与人生，尤其是她小说中的人生，就会发现，在她的作品里，我们不仅可以见出历史在文学中的表现形态，更以可见出文学在历史中的结构作用。
05.
一代传奇落幕
聂华苓还曾经在台湾与美国的高校任教，讲授写作课程，她熟悉 “二战”以后西方世界的文学潮流，在她的早期创作中，也曾经有意探索透过现代技艺叙述“中国故事”。她对于西方文学作品的中译，也大都围绕现代主义的取向进行。
不过，日后她在回顾这一历程时却说：“离开中国愈久愈远，我也就愈‘中国’；回归本土文化传统的渴望也就愈强烈。作为一个人和创作者，我都是‘浪子回头’——这是从实际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中一步步悟过来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聂华苓对于西方经验的接受也多是以调和中西传统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她对于中国作品的英译，也能够见出她的历史眼光。
《三生三世 聂华苓》
除去《中国女作家小说选》，聂华苓还是《毛泽东诗词》与《百花齐放文集》的英译者。后两者在美、英、法等国陆续出版，曾经风行一时。聂华苓为这两本书做了详尽注释，借以触摸与考察亦近亦远的“红色中国”。
在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诗人邵燕祥看来：聂华苓六七十年代就关注中国的文学状况，对情况了解得比较真实，所以在聂华苓面前，他不用假装。
邵燕祥经常被人引用的两句诗是他的“人生不满百，活在真实中”，而这与聂华苓的追求可谓异曲同工。聂华苓的历史态度决定了她写作的“中国故事”，区别于同一时期部分海外华语作家基于西方视野建构起来的或正面或负面的“中国想象”，因此也就更具感染力、穿透力与生命力。
聂华苓的一生堪称一部传奇。但在强调聂华苓的传奇性的同时，还有两点需要补充。
一是她的选择无独有偶，是一代渡海赴台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她将自己的早年作品结集成为《台湾轶事》，与白先勇的《台北人》在多个向度上交相呼应；而她的集大成之作《三生三世》，如果拿齐邦媛的《巨流河》进行对读，更会发现一番精彩的“交响”与“共鸣”。所以，她的经历应当放在20世纪华人史与世界史的大背景下理解。
二是聂华苓的经历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她一生的追求却都是极为朴素的文学精神。无论云谲波诡，还是云淡风轻，在她那里都是以一种光英朗练的方式被理解着与实践着。而聂华苓的意义，就在于她呈现了“文学”之于人生和世界的力量与气度。她在很多时候坚守的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常识却又如此可贵。
如今，一代传奇落幕。就在聂华苓老师去世的当日，她的女儿、舞蹈家王晓蓝正在北京访问。我们原本约好过几日见面。忽然接到她的信息，告知聂老师病危，她需要提前赶回美国。几个小时以后，聂老师去世的消息就传来了。
王晓蓝老师说，在她出发来北京之前，对聂老师说：“妈妈，你一定要等我回来。”聂老师回答：“我当然会等你。”而现在老人在女儿不在身边的时候去世，在王晓蓝老师看来，是因为聂老师她怕女儿伤心。
聂华苓晚年以其回忆录写作，诠释了何为“文学的记忆”；而她“三生三世”的百年道路，也是文学的现代中国的一份宝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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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文学的现代中国：1635-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