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军国征服变为集中管理,奠定了两千年帝制王朝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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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秦灭六国,以中央一元化帝制取代分层封建制,完成军事、政治统一。但在治国理念上,秦变周“敬天保民”为根基的礼制,转为刚性手段,激起民怨而亡。汉承秦制、袭帝制的同时,纳封建制以缓和矛盾,将军国征服型帝制变为集中管理型帝制,奠定两千年帝制王朝的根基。

用生命体悟“从封建到大一统”的鲜明脉络

文 | 刘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迁生龙门”,这是《太史公自序》的首句,《括地志》云:“龙门在同州韩城县北五十里。其山更黄河,夏禹所凿者也。”认为黄河从龙门山经流而过,得益于禹通河道、开凿九州。年少的司马迁站在家乡山上眺望,裹挟着黄土高原泥沙的河水,由北向南奔腾而下,在引力作用下侵蚀、沉积,将河床抬高,经过几十年后黄河改道从另一侧低地通过,来回往复,产生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估计太史公不会想到他的命运轨迹,正合乎此谚语:年幼耕读,弱冠入仕,春风得意;怎奈一朝诤谏,幽于缧绁;身残志坚之际,发愤著作,终成绝唱;身死之后,高山仰止,传诵千年不绝。年少得志时未必了解谚语真意,身心受辱后必有切身体悟。而子承父业,创写《史记》的情节,正与替父折罪、疏河解患的大禹相类。《史记》鞭辟入里,将自黄帝至汉武的历史,熔炼于五十二万字的纪传体史书中。其间有世事沧桑,有人生跌宕,但当司马迁回望河水滔滔,“三十年河东/西”的历史规律自有轨迹,盛衰荣辱皆非永恒。韩昇教授的《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正是在体悟司马迁人生经历,对《史记》成书抱持“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写就的。作者指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包含着家学渊源、时代文化积淀和个人生命体验的深厚内容,该书以此为基础,通过贯通《史记》的时空两条主线,勾勒出从封建到大一统的鲜明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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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到大一统的时空线索。全书两编九章。上编七章为主体,按《史记》时间轴展开,纵向梳理政治进程,钩稽孤立事件间的内在联系。第一章考察中华民族始祖传说的意涵。第二章通过考古遗存追寻三代文明。第三章分述春秋五霸更替,回答“何谓春秋”之问。第四章考察战国争霸,对合纵连横有精彩论述。第五章通过制造秦始皇、君临天下等节,勾勒首个帝制王朝二世兴亡的轨迹。第六章考察秦亡汉兴间的楚汉战争。第七章将视角转入帝制的扎根与定型期——汉,揭示帝制与封建制间的结构性矛盾。
下编两章,以空间为轴,从自然、社会角度切入《史记》,选取《货殖》《游侠》两传,通过多个并不等值的截面,分辨出错综事物间的轻重缓急。第八章对应《货殖》,在“九州攸同”的总纲后,分地域勾勒九州风土人情,将之与政局关联。第九章以《游侠》为依托,考察上古伦理的义与侠,以郭解案为锚点,阐释侠义式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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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两编的线索即书题“从封建到大一统”。所谓“封建”,是指春秋前以封邦建国为表相,将权力与义务分层的结构模式。《史记》对三代前的追忆,重在构建以黄帝为人文始祖、各族同出一源的华夏族形成史,塑造明主顺天应人的传统。三代时重心从“人”转向“王朝”,尤其是西周的分封、宗法制,以天子为共主的封建制国家已形成。西周确立了农耕民族国家的生产方式,以礼制为标准,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民族认同性与融合原则也确定下来。从封建到大一统的转变,发生于春秋战国。群雄为富国强兵进行集中资源的变法,改变权力分层的封建,形成集权的中央,成为大一统帝制的滥觞。
“大一统”是在具有绝对威权的帝制下,国家由君主主宰,个人生命权、财产权从属于君权,直属于中央的郡县取代封邑。秦灭六国,以中央一元化帝制取代分层封建制,完成军事、政治统一。但在治国理念上,秦变周“敬天保民”为根基的礼制,转为刚性手段,激起民怨而亡。汉承秦制、袭帝制的同时,纳封建制以缓和矛盾,将军国征服型帝制变为集中管理型帝制,奠定两千年帝制王朝的根基。从汉初与民休息,到武帝大一统儒学,汉既承继周的文化传统,又吸收春秋以来的政治伦理,终成文化统一,形成共同礼俗和价值观下的民族认同,将族群凝聚为“汉族”。
封建制与帝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道路和政治逻辑,分权与集权的矛盾正是汉以降王朝在帝制下行分封均告失败的根源。该书以《史记》为依托,将从封建到大一统主线的起承转合,清晰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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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古栈道 艾绍强摄

发现史料新意,书写新历史。韩昇教授曾阐述历史研究寻求突破的两种途径:一是重新挖掘史料隐藏的信息和价值,发现新意;二是另辟蹊径,用新的方法和手段获取证据,重写历史。该书的创新处,正是通过这两种途径挖掘出来的。
第一,对经典史料的解读推陈出新。对经典的解读,首先要回归文本,订正史料,还原场景,方有推陈出新的可能。该书对史料的解读,没有先入为主的价值评判,而是探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关于鲧禹父子治水的讨论。作者在考察区域环境后,指出鲧在明知堵水不能治水的情况下,仍选筑堤壅水之法,直接原因是控制区域过少。而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尧选贤任能的支持下,实现了总体治理,这意味着华夏族控制的区域已扩展至出海口,基本覆盖了黄淮和长江流域。楚简《容成氏》载大禹在治水后“敷土”,说明水患后土地开发、扩宽疆域的同时,也促成了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通过此史例,作者揭示出从鲧到禹华夏控制区域扩大的进程,使旧史料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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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门口 惠怀杰摄
第二,多学科互证的交叉研究。交叉学科研究顺应时代潮流,有如火如荼之势。厚重的历史学科拥抱前沿科技成为学科发展的出口之一。作者吸纳遗传生物学、分子人类学等前沿学科的成果,利用基因检测从现代科学角度验证华夏由多部族融合而成的史实,指出五帝虽血统源于黄帝,实际分别来自北方的西、中、北部。《史记》用黄帝血脉将融入华夏的各部族串联起来,形成同出一源的华夏形成史,这是汉巩固帝制的产物,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
第三,中外对举的比较方法。作者眼光未受时空局限,显露出对东西方文明异同的比较与反思。如考察周农业文明的确立,作者将之与根植于航海游牧生活的西方文明对比,指出后者流动性大,可用“后会无期”概括,因此处理相互关系时,需契约保护。而农业的定居属性,是“后会有期”,倾向于长期性的利益补偿,出现了身份性的规定“礼”,通过年齿、辈分和尊卑调和矛盾、分配利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最初是“后会无期/有期”即时性处事方式的不同,衍生为规则性与思维模式的差异,反映出商业、农业文明各自的特点。文明比较的视角,不仅有利于读者把握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对于理解西方国家的行为逻辑亦有参考价值。

诚然,如后记所言,囿于篇幅,该书叙述结构存在失衡,下编仅占四分之一,《史记》的社会史价值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但瑕不掩瑜,作者的研究未停留在史料整理、考订层次,而是以个人的生命阅历与历史共情,阐述了历史中国的不同社会形态及其演变过程,揭示了根植于中国社会及人群的共同文化基因,并以平实的语言将历史的法则与智慧传递给读者,兼具深刻的学术性与广泛的公共性。

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

韩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5

ISBN:9787108050946 定价:128.00元

《史记》建立了中国正史的编撰体例:既在时间轴线上说清历史推演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在空间轴线上探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关联。《史记》建构了后世文化传统的历史基础:人文始祖黄帝、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易姓革命”的正义性、宗法制度的天下一家观念、“以夏变夷”的民族融合道路……《史记》记载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全部依次上演,司马迁从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感悟的深刻道理,正是理解中国的重要启发。

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昇教授,结合多年研读心得,从时间和空间两条轴线展开《史记》的历史记述:在时间的轴线上,展开从早期部族向国家的进化、从封建制向专制帝制的政治形态转变;在空间的轴线上,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讲述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和各个社会阶层的样貌以及历史变迁中的各色人等。通过对每一个重要节点的探讨,带领读者把握历史演进的脉络与法则,进而从中理解影响中国人行为与思维的基本要素,理解传统发展的轨迹,并对未来有理性的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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