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上的枫叶被悄然点亮，漫山遍野，红得灿艳、炫目。
掩映在红枫中的岳麓书院古朴庄重、工丽典雅，似乎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片黛瓦、每一棵香樟，都闪烁着时代的光华。游走在清幽的庭院内，不知不觉间像是走进了一本册页泛黄、厚重如山的史书中，那一个又一个流光溢彩的“山长”步履从容，款款走来……
“山长”即院长，是书院教学、行政的主持者。千年书院岳麓书院有过多少任山长？
从周式到王先谦，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58位，他们既是同时代一流的学者和热衷教学之人，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如果把58位山长的名字一一串缀起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部山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岳麓书院兴衰史。
一
周式，见于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一位山长。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素来喜欢兴办学校的潭州（长沙）太守朱洞相中了岳麓山这片“风水宝地”，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拓增”，创建岳麓书院，时“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
谁来负责书院的具体办学事宜？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朱洞推举周式出职首任“山长”。
潭州府湘阴县人周式好像天生就爱聚徒讲学，诲人不倦。湘学宗师胡宏，一代“真儒”周式，都是张栻的老师。
岳麓书院在周式的苦心经营下，小有名气了。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慕名在内殿召见周式，两人相谈甚欢。周式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每讲到精彩妙趣处，宋真宗便忍不住抚掌击节、开怀畅饮。或许宋真宗真的被周式人品和学识打动了，欲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其在皇宫做主讲。
可周式仍执意要回岳麓书院做山长。嘉许兴学的宋真宗拗不过还是放行了，赐周式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让其回潭州潜心教学。
扛着“岳麓书院”匾额，周式乐颠颠地回到了岳麓书院。宋时，皇帝召见一个书院山长尚属首例，岳麓书院因“朝廷重之、士望归之”而风闻天下，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100多人，超过了其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后来，便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兵攻陷潭州，岳麓书院几近旷废。乾道元年（1165年），刘珙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次年，已是断壁残垣的岳麓书院得以重建。
可是，请谁做山长？看着修筑一新的书院，刘珙有些犯难了。揆情度理，当然非开启湘学之统的胡宏莫属，且胡宏亦有此意，特地向秦桧写信，表示欲任岳麓书院山长一职。秦桧再度拜相时，曾有意征召胡宏出仕，谁知胡宏却托病搪塞不出。许是秦桧生了恨意，对胡宏的来信迟迟不作答复。
无奈，刘珙只好延聘胡宏的高足张栻出任山长。这下就让张栻尴尬了。不是张栻不想当山长，而是他认为老师心心念念未能得到的职位却被学生得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不恭。于是，张栻推拒。可是，推来推去，推不脱，不得不就的张栻最后答应任岳麓书院主教，代行山长职事。
二
岳麓山上飞珠溅玉，溪流潺潺，岳麓书院亭台琳琅、楼阁焕然。张栻看到掩藏在浩瀚层峦之中的书院面朝奔流不息的湘江时，不觉怦然心动，朗吟曰：“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岳麓志》云，张栻“最赏其处”。
在岳麓书院，张栻倡导以“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的全新教学观念。
“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告诉学子，刘珙重修岳麓书院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惯于清谈、应对科举考试和只缀辑文辞功夫的庸竖之人，而是要造就注重德行操守，传道济民的经世安邦之才。
张栻不遗余力地教学生辨义利、明人伦，自编教材《孟子说》，“学者潜以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他觉得为学没有比分清义和利更重要的，士子应当“见义忘利”，而非“见利忘义”，为功名利禄而读书。
学习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粗到精，通过日常的“洒扫应对”的锻炼来履行弟子职责，再之“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祭祀等实践活动，再经过“弦歌诵读”后进入到《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
张栻还要求学子做到知行并发，“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行两者缺一不可，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在张栻的精心培养下，岳麓书院的弟子重躬行践履，吴猎、彭龟年、游九言、赵方等“岳麓巨子”皆成了湘学的中坚力量，对后世“经世致用”的学风浸染甚远。
乾道三年（1167年）秋，和张栻一生交好的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岳麓书院造访好友张栻，两人制造了一件可载入史册的学界盛事。朱熹、张栻“潭州嘉会”共两个月的时间，那一段时日，岳麓书院讲堂上，两位理学界顶尖大师就《中庸》之义展开争辩，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电光石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锋，其神色里丝毫没有露出“三日不曾合眼”的倦怠。讲堂周围，密密匝匝挤满了岳麓书院生徒和闻风而至的外地学子，可通往岳麓书院的路上，依然尘土飞扬。这场会讲给天下的书院和读书人带来了自由讲学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学风。“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乾道五年（1169年），张栻知严州（桐庐），彪居正任岳麓书院山长。和张栻同为胡宏门下，彪居正深得胡宏仁、敬之学，“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一个敬字”。被时人称为“彪夫子”的彪居正，其教学理念比张栻还要放得开，“论《大学》次第，开学者义利公私之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了湘学的传播基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发出感叹：“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
绍熙五年（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甫一上任，他就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题写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朱熹意欲用这种方式来提点书院的诸生，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经过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三
淳祐十年（1246年），宋理宗赐“岳麓书院”匾额，同时别建湘西精舍于岳麓书院南。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当时，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抗元，潭州城破后大多随山长尹谷一道自杀以殉高洁。
元朝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长沙学正刘必大重建岳麓书院，废了十余年的岳麓书院又见生机。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长沙别驾刘安仁主持岳麓书院大修。
只是，整个元朝，岳麓书院没能寻得一位出色的山长。仿佛繁密丛林的风涛湮没了学子的琅琅书声，阳光下，唯有书院屋顶的琉璃瓦仍是熠熠生辉。元末战乱又起，至正十八年（1358年），岳麓书院再度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之策，全国书院大多颓废。岳麓书院亦然，似是山中一颗隐秘的珍珠，阒然沉寂。明朝弘治九年（1496年），长沙府通判陈钢方才恢复了岳麓书院的旧貌，首创崇道祠，并请来山长叶性重开学业。这之后，经过历任长沙地方要员的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奠定了现存建筑的基本格局。
叶性以人品和德行闻名于天下，学子闻之纷纷前来求学，岳麓书院又开始迈向中兴。
万历十年（1582年），岳麓书院迎来了一位“状元山长”张元忭，顿时，“士风翕然丕变，湖南正学，绝而复苏”。
张元忭是王（阳明）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王畿的弟子，但他并不恪守王学，相反，他对王畿乃至王阳明的一些观点、思想表示怀疑和批评，注重经世致用这一湘学精髓。针对空谈误国，张元忭提出了“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
这一阶段，恰逢张居正执掌宰相，诏毁天下书院，禁止自由讲学。张元忭不管张居正那些，继续执教主讲，且聘请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来岳麓书院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岳麓，潜心学问。岳麓山下，湘江河畔，学子穿梭，书声琅琅。
张元忭视湘学为正学，推崇岳麓书院“忠孝廉节”之传统，只不过他更新了形式，特拟了《内馆八条》：“忠、廉、诚、慎、慈、俭、谦、和。”有趣的是，他还各系以诗，摘史传中贤宦事迹，各为训解，日取一条，让两个年长弟子宣读两遍，其余的学生围绕在旁聆听，然后再齐声歌咏。
张元忭教的学生中有一位叫吴道行。他出生在善邑七都象鼻嘴（今长沙望城），听着岳麓书院山长的故事长大，对岳麓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年岁稍长，则入书院求学，接受张元忭主讲的正学。崇祯六年（1633年），吴道行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10年。
吴道行首编《崇祯岳麓志》，致力于殷勤讲贯朱（熹）张（栻）之学，力纠王学空疏之弊，使明末长沙岳麓书院与无锡东林书院成遥相呼应之势。《善化县志》载，吴道行“留心经史，百家诸子，兵饷军政之属，部决利弊，悉见施行”，延传“道南正脉”。崇祯十四年（1641年），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吴道行与高世泰成为至交好友，两人共同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出了一代思想巨擘王夫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已是84岁的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最后一次经过钟情一生的岳麓书院时，好像时间倒流，吴道行看见了年轻时的自己正与诸生一起，在学馆内同声歌咏张元忭之诗：“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不久，吴道行遁入岳麓山深处，“不食而卒”。
四
据考证，岳麓书院历代山长有史可考者有58人，其中宋代9人：周式、孙胄、彪居正、张栻、吴猎、顾杞、黎贵臣、凌登龙、欧阳守道；元代3人：张图南、朱某、张厚；明代6人：叶性、陈论、熊宇、张凤山、张元忭、吴道行；清代40人：郭金台、刘自廷、王祚隆、蔡上宽、车万育、郭金门、李中素、刘大抚、刘琪、程佑祉、陈际鼎、廖俨、李文炤、易宗涒、吴尧山、李天柱、曹耀珩、黄明懿、房逢年、王文清、刘暐泽、周焘、旷敏本、欧阳正焕、刘元燮、万莱峰、万年茂、张九镒、张檀亭、熊为霖、罗典、王坦修、袁名曜、贺长龄、欧阳厚均、龙瑛、丁善庆、周玉麒、徐棻、王先谦。58名山长中，有科举功名者32人，其中进士出身25人，有任官经历者38人，湘籍42人，皆是满腹经纶的名士。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不足60年内两次获得皇帝赐颁“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名气愈大，对就任的山长要求就愈高，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昭示，要礼聘经明行修、品行方正、素为士林推重者为山长。因老成宿望、学行兼优，罗典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聘为山长。
康熙、乾隆御赐匾额。图片来源：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
罗典讲学手舞足蹈，极具个性，这样就遭到了个别湖南巡抚的攻击，上奏朝廷污称罗典为人狂傲，不堪师表。哪知嘉庆皇帝批驳：“罗典文艺优长，非尔所及，手舞足蹈，正是其读书有得，宁可议耶！”连嘉庆皇帝都嘉许罗典，那些上奏的巡抚也只能对罗典“以宾礼礼之”。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罗典掌教岳麓书院27年，长沙人才辈出，肄业人数三倍于朝廷规定的学子数目。那时，湖南拥有200多所书院，唯罗典弟子科举就占了举人一半，其间还出了个状元彭浚。
岳麓书院专祀罗典的慎斋祠。图片来源：岳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无巧不成书，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继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厚均也像老师罗典那样，在山长这个位置上深耕27年之久。
欧阳厚均对岳麓书院的一切都特别关注，查看斋舍，训迪学子，无比恪尽职守。由于自己已绝意仕途，所以他也不想把学生束缚于科举功名内。他撰写励志诗九首，敦品励行和指导为学的态度及方法：“小阴分阴，古人所惜”“一技之妙，及凝于神”“为山九仞，毋息尔肩”。
传统教育中多是训斥方式，不太注意学生的自尊心。欧阳厚均则勇于破除以往框框式的教书模式，善于运用今天称之“正面教育”的方法。他主张对学生要严，但要严得恰当，特别要“于培养之中寓鼓励”，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每当他发现学生有”日新月异”的好文章，便击节欣赏，并与当世文人学士质证研讨，对“中材”者，则予以督促鼓励，故而，岳麓书院“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
湘水日夜奔流，麓山静默如初。在欧阳厚均任岳麓书院山长的27年里，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拨负笈学子。在其教诲下，仅道光五年（1825年）就有28人金榜题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都是欧阳厚均的学生。
晚清时期，岳麓书院似乎失去了活力，昔日之盛无存。光绪二十年（1894年），“姿如柳弱秋先觉，心似葵倾日愈高”的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彼时，长沙维新思潮兴起，为了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王先谦请来梁启超讲学，为了让学生“开广见闻，启发意志”，识时务，开风气，特意将《时务报》定为书院必读教材。
同时，王先谦颁发《月课改章手谕》和《新定译学会课程》，引入了分科分班、百分制、按钟点上下课、交费上学、毕业文凭等一些西方教育的概念与办法。一番调整后，书院课程分经、史、掌故、算、译五门，经、史、掌故由山长亲自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另延教习，从此，岳麓书院改变了经史一统天下的格局，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式”。
这貌似可以让岳麓书院迎来新的转机，然而，王先谦围绕科举兴学的一切努力莫不被新式思想冲击得粉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山中岁月长，林深不知处。那天，夕阳余晖，如诗如画，岳麓山上的层林被映照得如火焰般殷红，王先谦孤立在岳麓书院前，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曾经出没近10年的书院大门，倔强地将头上的辫子向后一甩，步履蹒跚地没入市井之中……
至此，叫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山长已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