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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新时代下，家庭教育面临诸多新情况、新挑战：人口迁徙和出生率降低严重影响教育资源配置；AI技术的兴起，对传统教育产生巨大冲击和影响……
日前，由新东方举办的第十六届家庭教育论坛探讨了上述议题，具体包括数字化、少子化时代对家庭教育的挑战和启示，以及家校社协同合作等。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淑文在开幕致辞中提到，面对时代变化和挑战，家庭教育更需加快回归与重构，即要回归育人初心、回归家庭本位、回归生活教育、回归政府主导。家校社协同育人，营造“不内卷、不焦虑、不躺平”的教育新生态。
在对话环节，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和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梁建章，就如何从中国人口趋势看教育发展方向发起探讨。
“生孩子是家事也是国事，生育成本成了影响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因素，其中包括财务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等。”梁建章认为，除了国家投入，企业和社会也应该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帮助家庭减少育儿成本。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育幼服务体系建设，强化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
俞敏洪将培养孩子类比为培养有机农产品——要给它适当的环境，不能随便施肥，不能拔苗助长，让它更自然地成长，种出来的才好吃。培养孩子是同样道理，要使他们保持积极的心态，鼓励和帮助他们发现、发展自己的爱好和天赋。
而对于“AI是更加支持还是阻碍了教育？其中有什么风险和挑战？”论坛上，新东方CEO周成刚与剑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资深教育专家Rupert Wegerif进行了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对话”。
Rupert Wegerif表示，电脑可以让孩子们知道如何自主探讨话题，给孩子提出探索方向，提供反馈。现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实现把AI运用在对话式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当大家考虑如何在课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时，必须清楚认识到，使用这种技术只是使当前的教育更有效率，但不能忘记，孩子的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Rupert Wegerif认为，应把人工智能和对话教育结合起来，让孩子在课程中思考和理解。
他还指出，现在人们对于AI的风险认知有夸大的成分，很多是受科幻电影的影响。“人们对AI有误解，以我自己对编程的了解，目前AI没有自主意识，只是人类能力的一种延伸。人们把一些认知工作外包给AI来做，自身可以更加关注于决策与创新。”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学生》作者黄灯也在论坛上发表演讲。她曾用五年时间，跟随她的二本学生回家的路线，前往全国各地展开家访。
在她看来，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空间？如何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愿意结婚，也愿意生孩子。”
在黄灯看来，家庭教育应该给孩子提供一张精神的垫子，在他们撑不下去的时候，有家支撑着他，而不是把垫子抽掉。“鸡娃真的没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样，可能当时有一点点用，但把时间拉长几年，它的作用基本上是失效的。”
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内教育领域重点关注的话题。
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首次提出“家庭教育概念”；202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再到日前，教育部、中央宣传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推动各地结合实际建立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
整整70多年的时间里，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力图提升家庭教育质量，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当前中国的家庭教育焦虑已成为常态，家庭教育问题为何如此难解？痛点到底在哪里？
《家庭教育蓝皮书（2024）：中国家庭养育环境报告》曾对34万全国各地家长做过调研，数据显示，受访家长在家庭教育上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即认知符合现代教育理念，但情绪与行为却无法跟上。
75%受访家长认同拥抱等肢体语言表达对孩子的爱，65%的家长赞同应让孩子自己做决定。但在情绪和行为上，80%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表现感到焦虑，60%的家长时刻担忧孩子出现意外，45%的家长经常过分插手孩子做的事。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曾对界面教育指出，现实中的家庭教育呈现三大状态：一是更焦虑，隐形变异学科培训野蛮生长；二是更功利，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改革被功利教育观、成才观绑架；三是更复杂，家庭教育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的特点，但教育供给无法满足。
目前中国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给仍比较单一。政府制定的家庭教育政策大多是宏观指导、缺乏实地可操作性。在政府的带动影响下，社区及学校虽然积极开办了各种家庭教育相关活动，如讲座、报告、亲子活动、实践课程等内容，但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政府和学校之外，头部教育企业等社会力量也对家庭教育有所布局。
早在2008年，新东方就成立了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好未来也开放了家庭教育相关课程。还有部分企业在职业培训上寻找商业机会，提出“家庭教育指导师”考证服务，曾一度出现“家庭教育指导师达年薪50万”的宣传噱头。
但家庭教育业务在商业机构的宣传口径上大多带有“公益”性质，其商业化相对有限。
艾瑞咨询在《2020中国家庭教育行业研究报告》中提到其行业局限性，即家庭教育属于低频率、要求高、服务周期长的行业，消费行为不能随时发生。同时，部分家庭教育企业管理水平落后，对加盟者审核不严格，导致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其行业供应链涉及品类繁多，小型企业难以为继，初期投入大，打不起价格战，难以发展扩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对界面教育表示，家庭教育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国家责任”和“社会协同”，并不排除一些专业机构采用市场化的方式。但如果机构采取过度营销、炒作焦虑，最后让家庭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