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提起学者樊树志，很多人会想起他的《晚明史》。
他曾提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开端”，《晚明史》曾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1937年生于浙江湖州的樊树志教授，早年致力于明清社会史研究，《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在改革开放后开江南研究先河，上世纪90年代转向晚明史研究，主张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探讨中国历史变迁。退休多年笔耕不辍，以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推出了《重写晚明史》（五卷本），从嘉靖时期到明亡后的吴梅村，鸟瞰式的描述整个晚明社会各层面的问题。
11月3日上午，“樊树志教授《重写晚明史》（五卷本）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举行。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华书局联合举办，也是迎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立10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之一。
来自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多所高校院所的学者齐聚一堂。
80岁再出发，重写晚明史
樊树志1957年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我们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提到，樊老师在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晚明大变局”的概念，并提出要把晚明的中国社会放在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大变局中来讨论，把中国内部的变化和世界发生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论述。
从1988年出版第一部专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开始，樊树志迄今有15部专著出版。年近八旬，他又开始撰写200万字左右的《重写晚明史》。复旦历史系主任黄洋说，这种退而不休、孜孜治学的精神，让人叹为观止，也代表了历史系学人薪火相传的学术精神。
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说，樊树志教授和中华书局有着深厚的友谊。早在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学术大众化方向的第一本书就是樊树志的作品。随后，《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国史十六讲》《明史讲稿》《明代文人的命运》《崇祯传》等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
尹涛提到，尤其是《国史十六讲》的出版轰动一时，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中华书局开拓新局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是当年的“畅销书”，荣登17个主流媒体的年度好书榜，一年销售八万册，这是学术书很少有的现象，让中华书局上海聚珍公司坚定地走在学术大众化的道路上。
樊树志回应道，晚明时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期。虽然政治体制没有变化，但是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变，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趋势。“所以我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
晚明社会变革与晚清革命息息相关，樊树志表示，这个观点有些大胆，但现在得到了李伯重先生的响应。这套五卷本《重写南明史》，装帧非常讲究、漂亮，符合大航海中西交流的背景，配了很多插图，赏心悦目。
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认识晚明史
《重写晚明史》积樊树志六十余年研究之功，把晚明71年历史作了透视。他以宏阔的全球史视野推进晚明史研究，而且对中国大历史的变迁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让读者看到晚明的经济、文化的变化，以及政治制度没有革新，终难免覆亡的结局。
新书揭幕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力行指出，樊先生的《重写晚明史》是江南市镇研究的延续和扩张，前因后果，互为因果，构成了完整的晚明史。他广征博引，从传统史书，从日本、韩国的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论述当中，通过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海外贸易的领导者和绝大多数的参加者，是中国的走私商人，而不是倭寇。
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在座谈会上分享，樊老师所说的晚明大变局，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从全球史的视野。晚明正处于世界大变局之中，也即随着15世纪末叶至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正汹涌澎湃，席卷东西方，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大为加速，而晚明也毫无例外地卷入其中。
二是晚明自身也出现了很多新气象，经历着自己的大变局，除了半被动半主动地卷入了全球化贸易的浪潮，突破了原先的“海禁-朝贡”体制外，还包括国内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现象的出现，出现了以王阳明、李卓吾为代表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也涌现了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在西学东渐大潮中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及文人结社与言论风起的新气象。
读完樊树志的《重写南明史》，虞云国的感受是“制度才是关键”。比如张居正改革，开始还涉及吏治改革，但很快就退缩回避，只局限于经济，尤其田赋税收领域，晚明的体制性贪腐就越演越烈。改革的经济红利不仅很快消耗殆尽，而且在外患与内忧的夹击下应对失据，最后导致明清鼎革。清朝以更独裁的体制统治中国，造成晚清大变局。
赠书合影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回忆，朱东润先生和他们谈得特别多的，就是南宋在金人入侵以后还能维持半壁江山，为什么明人半壁江山都占不住？朱先生自己的解答是，明朝不仅是皇帝、大臣都烂了，连南方的读书人也烂了，没有人能够站得出来，没有人能够维持大局。“这个话可能有一点极端。但是朱先生谈到很多明清之际的事情，好多的问题，在樊老师这里能够得到佐证的回答。”
西方的崛起和发展同时，美洲的番薯进入中国，四川人的口味从吃甜转为吃辣，这些社会变化改变了人们的习俗和生活。但在制度的层面、世界眼光方面、国际贸易这方面以及一系列问题上，从万历、泰昌到天启、崇祯，一步一步走得很荒唐。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一个好的人文学者，一定要写出世道人心。“世道”方面，从王朝更替写到国计民生，对历史学者不难，但写出“人心”并不容易。比如一般学者写张居正，集中在写变法的内容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但樊先生多了一部分，就是张居正倒台了之后，世人怎么对待他，给我们很僵硬的历史注入了很多温情。在后记里，他提到晚明史让他感觉到辉煌、苍凉、悲愤、无奈。《重写晚明史》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抒情的底子。
座谈会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范金民、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邹振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巴兆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卫国、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肖卫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何孝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冯玉荣等学者纷纷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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