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防范

（2024.8.5，清华公管学院报告厅）

成都农商银行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跟各位交流，自己以研究者定位，主要就金融发展、金融安全方面研究形成的认识来作个汇报。这个主题当然也要紧扣中央说的金融强国建设。在金融强国建设的大方向上，中央一方面强调的是金融为全局服务，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在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要充分注重防范风险，特别是防范系统性风险。

在新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又对于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作了最高决策层面权威性的进一步指导。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当然要依据中央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文件和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来切实助力金融为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服务——深化金融改革，打造金融强国，防范风险，保证运行中在金融安全的同时以金融作用充分发挥，来支持现代化战略的贯彻落实。

我们的现代化，应该讲是自中国近代史帷幕拉开之后，整个民族最为根本、可能核心的发展问题。在过去一系列的努力奋斗中，要特别提到，上个世纪三件大事依次发生：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承前启后，把现代化的概念落在邓小平高瞻远瞩规划的“三步走”战略部署中，而它的前两步得到了提前实现。到千年之交后，中央在第三步的半个世纪时间跨度上，首先给出了一个节点目标，即2024年全面小康，这也经过评估明确地宣布实现了。目前我们的推进阶段是全面小康基础之上新的“两步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一次予以强调——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这个愿景的实现要依据客观规律，以人民为中心，紧密联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中国梦”梦想成真的现实。这也是对全人类要作出中国应有的更大贡献，是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平发展、和平崛起。

而伴随着现代化战略的中央关于金融方面的任务，已说明是五篇大文章，各位一定都在反复学习讨论这五篇文章相关的文件精神，涉及到的有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我理解五篇大文章各自的内容，都非常丰富，非常值得探讨。从五篇大文章内涵而形成的外延来看，它们还有相互之间的重叠部分。比如依我的理解，科技金融、数字金融有重叠部分，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显然也有重叠部分，绿色金融需要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的支持……我们今天的探讨还不能这么展开一一讨论，按照自己研究中的心得，想突出主线而抓一些重点，主要谈一下怎么认识金融发展结合着金融安全这方面，基本认识框架之下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我的汇报肯定不是体制内管理部门官员身份的发言，就是研究者的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不可能求逐字逐句怎样精准，主要是希望能够放开一些，汇报自己探讨中的看法，使各位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在认识方面产生有益的参考作用。在结束之前会有一个专门的讨论单元，与在座的各位来讨论互动。

如果说讨论金融发展、金融安全，基本的背景，是中央所给出的一系列“五位一体”、“四个全面”这样的指导精神之下，落在我们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进步。整个金融发展、金融安全，必须跟创新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汇报的基本认识框架，是金融和整个改革发展的系统工程紧密结合中的创新。如果作为第一动力在创新发展上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就形成了属于高阶的金融安全保障条件，总的思维逻辑，还是要以创新来推进金融工作，做出金融发展，同时解决好金融安全问题。

在这个大思路上，我的基本认识有八个大的方面的“势在必行”。按照顺序向各位汇报。

首先一条，以金融创新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势在必行。中央几次金融工作会议，现在看起来有一条很清晰的线索：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落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是要追求高质量的升级发展。要把升级发展对应到领导人新近反复强调、大家都在认真学习领会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解上。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新质生产力支持着的跃升式发展，是支持我们现代化在当下过程中继续追赶，“大踏步赶上时代”，而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新的两步走”的发展道路上，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呢？是2010年中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以后，一直是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讲到现在，认为是“我们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合乎逻辑的理解是，中央认为运行中出现了威胁我们行稳致远地达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不利因素、风险因素、威胁因素，必须克服这些不稳因素，我们才能如愿继续按照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已经反复研究过的时间表，达到意愿中的战略目标。所以，要在稳中求进的过程中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新”就新在原来高速发展的高速特征难以为继了。2010年我国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当年报出了10.6%即两位数特征的增长速度，被称为高速增长状态。改革开放后到2010年算总账，30年年均增长速度9.8%，四舍五入就是两位数增长。特别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老百姓称“南巡）以后，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从南巡到2010年这18年间年均增长速度是超过10%。所以2010年跟前面的发展特征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和南巡之后的情况高度吻合。但中央那时已经意识到，再往后必须下决心做出一个发展阶段的转变，从原来的经济起飞阶段的粗放型发展，转为集约型、高质量的发展，这样就必须牺牲一些速度，才能解决后来中央文件中直接说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威胁和挑战问题。

后来中央文件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表述，最浓缩地说、我愿意从两个视角点一下，一是物的视角、二是人的视角。物质生活视角上，2010年前后在运行中突出的问题，就是动不动雾霾影响大半个中国，在受到威胁性的大气严重污染的背后，还有普遍的水流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家长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就会落空。而人的视角，是指人是结成为社会的，我们寻求的和谐社会的人际关系，受到了挑战，最典型的就是收入分配：那时候学者们已经在不断地抨击收入分配在中国出现了过大差距、悬殊，甚至说是两极分化。老百姓虽然知道统计上人均收入水平节节上升，而获得感、幸福感没有能够同步上升，似乎人人都觉得有问题，都觉得存在收入分配的不公。早年所说的“不正之风”，已经演化为高发的腐败问题。这样从人际关系视角上看到的问题和挑战，如不解决的话，我们也显然不能如愿继续按照现代化目标做好实质性推进了。

这些矛盾、挑战怎么化解？中央说的引领新常态，“新”直观看就是速度要往下适当调整，调为中高速。速度往下调的同时，关键要提高发展质量，要从原来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质量水平向中高水平提升。而牺牲一些速度过程之中，速度又不能够一降再降，它需要完成L型转换——这是领导人以权威人士笔名（当然也跟着身边的“秀才”班子）形成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专门点明了的，说我们面对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不能认为是V型反转，下来以后马上又上去；也不能认为是U型反转，下来以后走一段又上去；只能认为是个L型的转换。这也是比喻：L的这一竖是下行，但尾巴要拉出来，必须是在中高速的量值区间之内，由新入常，形成一个常态的平台运行。

这个平台上的运行，它延续的时间当然越长越好。中高速平台在中央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量值区间是多少，我们作为研究者，可以看到5%-8%，大概是这个量值区间。如果能够以这样的量值区间来运行，实际上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就是我们要追赶的、在现代化概念比较意义上人家走在前面的这些经济体，相对应地来说，我们有充分的速度保证去不断缩小和他们的距离。现在我们的速度特征是已经落在了底线上的5%左右（2022-23年的复合增长率低于5%），中央说的把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我理解就是5%以上。这个5%，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满意速度的2倍，是欧洲、日本这些也非常有影响力的发达经济体他们满意速度的3倍以上。我们这样由新入常中高速的运行，只要有高质量，就是在可持续发展中不断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实现高质量关键是什么呢？中央给出的具体战略方针，后又称为现代化推进中的主线，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改革”这一制度创新的全称。

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提出的时候，有人问，讲了这么多年改革，现在中央又给出三个字眼合在一起的全称表述，听起来还文绉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过去说了这么多的“改革”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它就是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在改革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内涵，同一个概念，其实没有区别。但现在这个全称，却表明十八大以后形成的新的决策层领导集体，特别看重科学决策、政策优化要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如果从学理、基础理论层面来讲，改革是什么呢？是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于是“供给侧”先标上；而制度供给的有效性，一定要在制度安排方面结构性地清除弊病，通过变革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和解放生产力。这个制度结构，首先涉及领导人所说的改革核心问题，即在制度安排上怎么处理政府和市场（说全了就是市场主体、市场机制）的关系；还有我们几十年反复探讨的怎样让中央和地方都发挥出积极性、“两条腿走路”的政府层级间关系。

政府和企业、和市场的关系，首先是要充分发挥后者的潜力，形成活力，使整个经济发展中要有生产力得到解放以后的澎湃动力，支撑着整个发展过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市场机制的关系要处理好，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又特别突出地涉及从中央到各级地方之间的关系怎么合理化。这种制度结构中，还有一点我们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各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体系，公权在手的主体和公民，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在座每一位都是作为自然人的公民，在现代经济体里面，这个关系的处理我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关系。至少以上三大方面这种制度结构、制度机制安排的优化，必须革除我们已清楚认识到过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端。

这在改革开放启动时，邓小平同志说得非常清楚，“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是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百余年经验、走到那个时候我们终于结束了WG，终于在考虑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他的战略性基本判断：必须是以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光明前景——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同样是落在制度创新的改革概念上，要带出的是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就有更复杂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像我们平常在实际生活中不断讨论的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区域发展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包括金融系统里面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结构特征等等，非常复杂——整个经济运行中，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的大体系，需要以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配合着思想观念创新，以形成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样的看法，中央把它说到环环相扣，非常清楚，正是在引领新常态中明确下来的“推进现代化的主线”。

现在引领新常态已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候。我们走到2022年11月防疫转段，不再严防死守地清零，而全国各地经过2个月时间有先有后扛过了高压力期以后，在2023年使我们的经济运行摆脱了前面疫情三年滑出合理区间底线的状态，站在5.2%，即年度同比中高速的底线之上了。今年继续提出实现5%左右的增长，实际上是要保住这个底线。上半年下来，就是5%，运行中一季度比预料的好一些，二季度比预料的差一些。现在，我们又注意到有央行又一次降息，财政方面也在探讨是不是还要给政策加码。今年下半年非常关键，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还是能够看到今年继续在5%左右、争取5%以上，来实现运行状态维护在合理区间。

说了经济发展这么多的背景情况，上述所需要的高质量发展，就是把中国已经有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但“大而不强”的状态往上升级。这就落在我一开始强调的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这是要把“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这离不开金融服务经济发展、服务全局的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从这个命题，就开始切入今天要重点讨论的金融发展、金融创新了。同这方面有一系列矛盾和挑战性的问题，要再作展开一些的讨论。

将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表述为第一个势在必行，首先还是要对金融的重要性充分肯定。虽然我们金融说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支持全局，落在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但要领会好邓小平当年言简意赅说的一句话，“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他考虑要开发浦东，把上海打造成一个非常有力的增长极而从全局战略出发给出的一种判断。我过去在财政部科研所担任所长的时候，要处理每个年度博士招生的出题。我曾经出过一道题：怎样理解邓小平同志所论述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实这种题并没有标准答案，就是看考生自己的理解，能否不简单重复一些报纸杂志上看到的文字，而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的论述。

如果我作回答，我会说：可以把金融理解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心血管系统，当然它就具有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它是通过信用方式，形成由信用带来的媒介作用，不同于其他经济活动时空方面高度一致的特征，可以有时间差而凭借信用拉开了时间段以后，把原来按照其他规则无法推进的经济活动变为可以推进。这样一个信用媒介系统，类似于整个生命机体中间心血管体系发挥的循环和保障作用，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央文件现在的说法，“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我觉得与上述“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个意思。整个心血管系统作为血脉，是必须承认的核心，而这个核心对于现代经济的意义越来越突出，影响力越来越明显。但同时，实践也告诉我们，它的风险也特别突出。经济生活中的风险无处不在。你说哪个经济活动一点风险因素都没有？任何经济活动都可能遇到与我们原来的意愿不一致之处，这就称为风险。风险一般意义来说是一种考验，有时候非常容易引出的，则是不良结果。金融体系这样的风险就特别明显，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金融领域出现风险、出现不良情况，很容易变成危机，然后变成系统性风险而打击全局的危机——这个核心有可能变成空心。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到本世纪的世界金融危机，咱们都领教了核心变空心的风险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这里比较直率地讨论一些问题。有人讲中国总体来说，还没有经受一个全局性的大危机，主要这是讲经济和金融。不像其他国家，一般来说都有过那种非常严重的、极端的金融危机经历，就像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的大萧条，那是延续好几年，弄得惨不忍睹，经过好几年努力，才回到正常局面。中国虽然全局而言没有经历过这样极端的系统性风险，但局部的、区域的，我认为是有的。

以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方面出过的局部危机，可以看看温州的案例。温州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很有名，文G期间说它那里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无非就是温州那个地方人多地少，又是海防前线，从来国家不给安排投资，老百姓要过日子，自己找出路，就得搞点当时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私活。到了W革结束以后，温州率先勃发底层民间草根创新创业的冲动，就有了“鸡毛换糖”、初期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前应后厂”式小微企业，对比金融方面的常规金融支持跟不上，搞出了民间“抬会”。

对这个事情我都有体会，“十年文G”期间我在农村有经历以后到了部队，又退伍回到北京在门头沟矿务局机电厂当了几年产业工人。我们车间里各个班组，就有“抬会”，即每个人出点儿钱合在一起存在银行里面，那时那个利息很薄，但毕竟有利息。有利息情况下，到了约好的一定时候，大家抓阄，一个人或两个人抓到了阄的，可以用那个利息（生息的部分）拿去改善生活。民间早就有这样的事。温州的抬会，迅速演变成地下钱庄，当时还惊动了中央，派人去专门调查，后来也没有听说极端的做法，不像文G时说资本主义复辟了等等扣这样的大帽子，就是说要注意引导、把常规的金融机制发展起来，等等。

这方面的过程其实要说起来故事很长，最简单地说一下。温州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小商品市场迅速兴旺，又曾经造成了假冒伪劣的泛滥，跟着有过打击。温州当地领导和上面高层领导总体来说，没有把打击变成一下子通通封死，抓了一些人以后，并没有把草根创新创业活动给封杀掉。引导的结果，过了几年桥头钮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成了气候，再往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能源头，就从温州这样的地产开始形成了，现在是联通世界的影响。

这个发展过程中，常规金融当然也在发力，但劲道不足，而非常规的金融这方面始终存在。民间资金力量迅速上升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国内其他地方议论评价温州，是说有“混乱”。再往后，则出现越来越多的肯定。这就是改革中调动了基层人员的聪明才智、创新能力，使温州的局面越来越好。到了90年代初期，杜润生同志也专门到会的温州改革综合试验区（当时叫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现场会上，我知道一开始老百姓搞生产经营都要戴红帽子——自己实际上是个体户，但戴个村集体给的红帽子，开始创业创新。再往后成为一定规模的厂子、有企业规模化经营以后，他们搞出了一个非驴非马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制怀疑是“私有化潜行”，不放心，所以要加个“合作”，合作就是集体经济，这个保护色就上来了。当时就讨论，股份制是一股一票的决策，合作制是一人一票的决策，到底是什么决策机制？人家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有这个保护色。这时候金融的支持也是常规、非常规混合在一起，支持它们。

在发展中间，到中央最后肯定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江泽民总书记讲“三个代表”，当时下面理解为民营企业家都可以入党，这个时候才放心了，以后他们走上比较规范的股份制之路，产业化的实体经济由此发展起来了。一度整个社会上的评价，转为主导性的肯定温州实践。我知道后来还有人拍了电视片，因为很忙，我也没有看过，但总体而言都是肯定这个创业发展过程。以后比较规范的股份制框架下，形成了现在仍然还较有影响的一些企业。

温州人随发展有了资金力量以后，又出了房地产业的兴旺，著名的“温州炒房团”在国内曾经有一段时间到处去攻城略地，但后来由于房地产调控，他们又铩羽而归。

发展过程中，就要说到后来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其冲击影响一波一波很快到了国内，在温州这个地方，出现了“跑路事件”，跟前面周小川行长委托、社科院著名专家教授牵头做的金融生态研究评比结果之间的反差出来了：金融生态评比是每年给各地打分，地市级的全国一览表上，温州连续7年全国第一。结果却出现了突然的跑路事件，即局部的金融危机，资金链断了，首先是当地“眼镜大王”自己的资金链断了，为了避祸（倒还不是政府要拿他怎么样，是债主对他有威胁），跑到美国去了，跟着有几十家纷纷跑路，这个事情震动全局。当时温家宝总理以视察为名到杭州坐镇，贴近指挥当地灭火。听说是温州的领导通过越洋电话动员那个姓胡的人称眼镜大王的企业家，说回来吧，保证你人身安全，政府帮着你把资金链接上，回来继续发展。把他先稳住了以后起了个好头，跑路危机没有再扩大。但其后温州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已经造成了资金链一度断裂、局部危机以后萧条低速的局面，暴露的是温州产业出现空心化，本来应有的继续发展跟不上劲，大局面上不去了。这个产业的空心化延续了若干年，使温州痛失好局。炒房团的失败和跑路事件，带来温州一些年间的不良状况。

回到温州的金融上来讨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时候我也曾在温州参加过专门的讨论会，当地人民银行支行的行长还很自豪的说，我们温州可是连续7年全国金融生态评比第一，我听着就觉得很有讽刺意味。应该讲，那个金融生态评比打分，主要是根据常规金融的表现，但是实际温州在出现跑路事件之前，已经主要是非常规金融的运行撑着大梁了，中利贷、高利贷比重上升，这是不得已的。等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压力一来，冲击波到了以后，当地非常脆弱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这就造成整个局面是在一段时间里风险集中爆发，简直不可收拾。只好以体制内特殊的力量来平息，首先摁住面上局势。以后慢慢化解危机暴露的问题，中央又给了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部署，让它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再以创新解决问题。当地这种以高利贷的脆弱性带出的局部危机，可以说是温州辖区内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特别防止“核心变空心”式风险的出现。一旦出现，整个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诉求就要落空，支持全局的现代化推进，就要受到严重的威胁和打击。

虽然中国的后发优势仍然值得看重——学术上讲，我们作为后发经济体，可以模拟学习人家先发经济体技术路线上的成功经验。比如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计算机风靡起来，中央处理器开始叫286，我们知道了，以后人家还有386、486、586。我们没有必要一步一个台阶这么跟着爬，可以利用比较优势，能够买来的直接买，一下就在586的这个平台上进入信息时代，这就叫后发优势。

但同时，还有现在学术界时时提起的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学术考证上更早是西方学者用的这个概念。杨小凯生前的诠释，是强调后发劣势主要讲的是制度安排能不能过关，在技术模仿、学习、追赶过程中屡屡得手，后发优势看起来确实令人鼓舞的时候，很可能忽视那种啃硬骨头的制度创新攻坚克难。中国现在到了改革深水区，如何达到攻坚克难任务的完成？中国真的碰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反思杨小凯说的后发劣势概念，就意识到深水区的改革要真正啃下硬骨头，何其之难。

我们本来看着爬坡过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十四五末期应该过得去，现在看来已存在着变数。由于这几年人民币对美元主要在市场力量作用之下贬值，而国际上的比较是以美元为标准口径的，所以我们的经济总量和美国相比，这几年从原来最高摸到近75%，现在落到了60%以下——有人报出的最新统计只有59%了。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本来升到了1.25万美元，看着再往上冲就冲到1万3千出头，达到高收入群体门槛水平了，但现在看起来又止步不前，这就是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全球统计现象，前面70多年113个达到世行可比口径（即按美元计价衡量）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里面，能如愿地继续上升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只有1/10，绝大多数过不去。如果14亿的中国人能够过去这个槛，那一下子世界上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员总规模，要翻倍。原来美欧日这些发达经济体合在一起人口规模10亿出头，中国如果进去了，一下子会增加14亿人，这个意义可想而知，全球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会体现出重大进步。但我们就在这个槛上，还要经受住考验。

于是前述温州这个事件的回顾，还有放在全局里我们这几年感受到的挑战性问题，就非常值得通盘考虑。为了真正能够爬坡过槛，冲过历史“三峡”，实现新的“两步走”，中央强调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这样一个命题被反复强调以后，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把它变成现实。这样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对于金融使命来说是义不容辞，整个发展态势上是势在必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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