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王安忆写下小说《富萍》，讲述了一个来自苏北的女子在上海的遭际。王安忆自言是去了一趟扬州，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灵感，对上海特有的移民群体产生了新的理解。不得不说，作者一以贯之的文风加上对上海城市生活的熟悉和批判，小说达成了一种独有的王氏味道。在普通生活中，普通人活过了普通的一辈子——就是这份坚实、粗砺的普通，成就了一本不可多得的、描写苏北移民在上海生活的精彩小说。
“苏北”，或者“苏北人”这一称谓，在上海的历史语境中大抵是灰色的。互联网的记忆比鱼要强，尽管上海实际上就是一座移民汇聚的城市，但是“排外”始终是网民对这座魔都的既有印象。如果要从头去梳理上海人“排外”的历史，那么苏北人一定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群体。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群体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置于城市市民鄙视链的最底层，相反“苏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慢慢地渗透进了上海的毛细血管当中，如果哪位市民在嘴里蹦出几句苏北话，反而会被视为一种调笑和幽默，上海本土的滑稽戏中就有不少融合苏北腔的段子。
然而真的要问苏北是哪里，苏北人具体又指哪些人，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或曰长江以北全是苏北，也有说到了淮河那块才叫苏北，扬州人可能最难认同——我们怎么也算苏北……这其中有一种巨大的困惑，从民国开始到刻下，居然没有一个精确的“苏北”这一提法的确切界定。实际上，这里面凝结的历史、经济、政治、族群等要素远远超过了地理层面的定义，足以成为解读近现代上海城市发展的某种方法，或者说一种尺度。
近日，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时隔二十年重版面市。研究者在序言中说到：“由于有关苏北人的资料极度匮乏，好几次我差点放弃这个项目。”韩起澜对“苏北人”感兴趣，或许是由于这一群体在上海的境遇让她想起了那些在美墨边境逡巡、在美国都市中存在的墨西哥裔移民。令她感到不解的是，苏北文化（以扬州作为代表），在清朝中期被认为是高雅隽永的象征，到了19世纪晚期渐渐被视为低级鄙俗。从20世纪早期开始，称呼某人为“苏北猪猡”就意味着这个人即使实际并非来自苏北，也是穷困、无知、肮脏和鄙俗的。他们来到上海从事本地人和浙江移民不愿从事的工作，拉黄包车、剃头、修脚、倒马桶……他们盘踞在苏州河沿岸建成了蔚为壮观的“滚地龙”（棚户区）。韩起澜困惑的是，苏北移民并非异族人，不像19世纪早期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也不是非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相反，“他们在形体上同其他上海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几乎全是中国汉族人。尽管精英集团可以像对待不同种族一样对待苏北人，但事实上只有方言才能把他们区别开。”最终，她这样精练地表述——“苏北人并不是一种天然概念，他们不是在苏北的人，而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
历史上，苏北移民来沪很多是为了逃避战乱。《繁花》里小毛的妈妈这样表述：“当年东洋人，封锁药水弄，草鞋浜关进苏北难民，饿得两眼发绿，人人去刮面粉厂的地脚麸皮，等于吃烂泥，也有人，去吃苏州河边的牛舌头草，每天毒煞人，饿煞人。”语言中的无奈和辛酸，是属于第一代苏北难民的真切回忆，他们的后裔（比如小毛）只能从自己母亲、楼下扬州剃头老师傅、周遭苏北邻里那里听得几句乡音，真实的历史惨剧已经无从得知。在接下甫师太让去“红房子”买西餐的任务，并讨得一点小费的同时，老师傅的调侃总能勾起上海人对苏北腔的回忆——“乖乖隆地东，韭菜炒大葱，我妈妈呀……不得命了，发财了，小毛……”在《繁花》的设定里，小毛一家已经住进市西大自鸣钟附近，这是苏州河沿岸的腹地，苏北移民的密集场域。
作为《富萍》《繁花》中苏北代表的扬州，在这一称谓被固化、污名化的过程中，也发出过属于自己反抗的声音。韩起澜在书中援引20世纪30年代易君左的《闲话扬州》强调了扬州和苏北之间的区别，他宣称：“江北人的性格多强悍而扬州人则很和平。扬州人虽在江北早已江南化了！他自隋以来代表整个儿的江南民族性，说扬州是江北，真黑天冤枉！”在扬州人看来，他们有高雅的曲艺文化，独树一帜的淮扬菜系，同时经济上也较为富庶，茶、盐、棉、丝市场繁荣，且当地人也酷爱经商。按照这种逻辑，只有扬州以北才算苏北。
《富萍》中，主人公丈夫的奶奶在上海做帮佣，这位老太太从16岁来到上海做工，已经30年了，“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这位奶奶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作是荒凉的乡下。但不能回避的是，就是那些所谓的边缘（闸北、普陀）其实是她家乡人的聚集地，因逃难而来，就地扎根，在彼时的苏州河沿岸林立的工厂，他们撑起了上海的基础工业。但是即便如此，“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
奶奶以及小说后文中出现的吕凤仙，都喜欢给人做规矩，哪怕你是解放军南下干部也要有“规矩”。吃的要精当，穿着要考究……这些细则无一不彰显着“现代”“文明”的标签，即便她们来自苏北，但是很快被现代城市的生活法则所规训，作为外来者，这种皈依现代的狂热让她们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而她们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虽然帮佣实际上也是体力劳动）的同乡则被划入了落后、蒙昧、肮脏的定义里。
就像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里指出的那样，上海与扬州（江北）的一升一落，除了战乱的影响，还有海运崛起取代漕运、河运的因素。而漕运依赖政府的统一管辖，每年都需要投入不少银两进行疏浚，然而清末的纲纪废弛，漕运已经无法定期治理，随之而来的水患、旱灾，让江北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接踵而至的便是苏北移民向南的迁移。
或许会有人疑惑，彼时的上海华洋杂处，圈内的各色移民都在此营生，如今上海的某些街区依然能找到各个省份当年留下的会馆、同乡会遗迹。那为何只有苏北人这一群体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恶意，甚至延续至今仍有余波。韩起澜的解释是当时上海的精英阶级对于苏北人的塑造，当时上海工部局认为苏北人的定居对摩登高雅的上海构成了威胁，对这个通商口岸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申报》《时报》《大公报》对苏北人“滚地龙”进行了连篇累牍的笔伐。
与之形成“合力”的是来自浙江商人群体对于苏北人定义的推波助澜。浙江商人群体的生活习惯以及文化品味借助经济的力量，在上海的城市生态中获得尊位，与不断涌入的苏北难民相比，以宁波人为代表的浙商显然更得租界喜欢，他们所喜欢的戏曲风格也逐渐盖过了淮剧。韩起澜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在上海待过不少时间，她说自己跟随当时（1990年代）的上海淮剧团调查，团里的人都表示淮剧在上海“不讨喜”，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习江北戏曲，剧团最受欢迎的时候莫过于每年去江苏省进行巡演。
如同《富萍》中的奶奶不喜欢同乡人，实际上是想要完成一种对于原籍的切割。苏北（人）、江北（人），实质上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称谓，它的合法性来自于中国现代城乡的矛盾，借助上海的现代城市地位，这一蔑称的能量变得巨大。在韩起澜笔下，许多来自这一地域的受访者，都很忌讳自己的苏北出身，比如相亲时只愿写自己来自江苏，因为如果对方看到苏北的这些城市，相亲多半是会黄的。
这个被排挤、孤立、贬损，受到不问来由的歧视，被充斥报端的揶揄和调笑丑化的群体却是承担着这座大都市基本运转的实际劳动力，他们白日里可能是苏州河岸边工厂里的劳工，晚上则是在夜校里接受共产主义文化课的工人群体，五卅运动的领头人顾正红也正是来自这一群体，他们用自己的付出乃至生命惊醒了国人。
“那青年看着涨水的苏州河，河面开阔，河水清冷，船抬得很高，几乎与岸齐平。沿岸的大仓库，还有人家，画卷似的慢慢展开，罩着水色。天也罩着水色，一律发出青蓝的颜色。”富萍最终选择逃脱被人宰治的命运，选择在上海立足，哪怕是混迹于奶奶看不起的边缘地带。上海的城市形象除了消费和小资，那种沉潜于浮华之下的坚韧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些苏北移民带来的，半江瑟瑟半江红，彼此交织、冲突、融合，以“苏北”作为一种方法，或许是体认上海这座城市复杂精神内核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