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罗卫东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布置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
这里特别点了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其中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城市,实际上是整个浙江的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举世瞩目的。从一个地处东南沿海、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国后列的经济小省,一跃成为综合水平位居前列的经济强省,应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
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不仅探讨文化和经济、文化和产业的关系,它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也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以市场经济为其根本动能,以优秀文化为主要内涵,以审美体验和道德提升为基本诉求。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其自身文化精神的指导和驱策。生产者、消费者、管理者的行为,受不同历史文化的影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浙江作为人文资源大省,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备发展人文经济的独特文化禀赋。
对浙江发展背后的人文经济学,我们可以从发展动能、产业特色以及文化与经济的双向赋能机制这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首先,浙江具有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的内生动能。
这个动能首先来自于浙江的本土内生性精神观念,“实学”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浙江人民积极进取、奋力拼搏,事功而不尚清谈,务实而不求虚名。在浙江,无论哪个行业,都讲求实事求是,注重实干和实效。这种精神品质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理性品质是高度契合的,这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浙江一马当先,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如鱼得水、走在前列的重要文化因素。
“浙江自古就有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文化传统。这种地域文化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市场经济是人文经济的本质特性,因为,市场经济是以消费者选择为基本依据的经济,一切资源配置活动都要以市场需要不需要、产品销路好不好、经营合算不合算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依据。人人都是消费者,因此,人人都参与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浙江经济的市场化起步早、速度快,主要原因是浙江文化中对商品交换、盈利等市场经济基本观念的包容和支持。
浙江的儒学对于“义利”关系有着更为独到而深入的理解。长期以来,儒学的主流观点是重义轻利,而源起于宋代的浙东学派则明确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永嘉学派的叶适就大胆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与之相应的,是南宋以来浙江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经济,“重商”思想在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延续至今,成为浙江人内在的文化基因。繁荣的工商业活动也塑造了浙江人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本土知识,体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相处、合作共赢。正因如此,浙江能源源不断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商业群体,从历史上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到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商人、台州商人、义乌商人等,浙商群体不仅推动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也成为中国开放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浙商群体骨子里的吃苦耐劳、求真务实和积极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浙江本地内在精神文化所孕育的,它是一颗生命力极强的种子,只要有合适的外部环境,就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有阳光就开花,一有雨露就发芽。
其次,在文化内容层面上,浙江人精益、集约和注重品质的气质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孕育、培植和积累了异常丰沛的文化资源。
浙江文化多样性强,是文化遗产大省,更是非遗大省,从美食到技艺,从文艺到民俗,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具有文化产业化的肥沃的资源和土壤。
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关注到了文化禀赋之于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一个族群的文化禀赋,是其不可转移的核心特征,也是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德国的印刷机产业和手动工具产业、瑞士的钟表业和滑雪运动产业、日本的工业机器人和乐器制造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瓷砖产业等,无不体现着各自国家的文化禀赋。对浙江而言也是如此,文化的印记一方面体现在浙江商人的产业选择上,例如杭州女装在上世纪90年代的崛起、文创产业在当下的快速发展、乡村民宿的遍地开花等。另一方面,文化的印记也融入了浙江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在我的观察中,浙江的企业家往往会采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时乐于投资文化性的事业,形成经济对于文化的反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浙江文化逐渐生成了对于精致、品质感的追求,这种文化特性也渗透进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对生产者的技能就有着极高的要求,其生产流程中包含大量精细缜密的手工技艺,成品充分体现了浙江人民精致细腻的审美追求。如此文化浸润下,浙江的劳动者和消费者普遍拥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为什么园林艺术能够在江浙地区蓬勃发展?除了一批优秀的园林创作大师和能工巧匠的努力,也离不开江浙地区整体文化氛围的滋养。而最能体现文人气质的书画业,浙江也能找到众多举世闻名的代表。比如,杭州自南宋便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金石篆刻领域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也诞生于此,湖州所产的“湖笔”更是以精湛的工艺、上乘的品质成为传统“文房四宝”中的精品……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现代的传承,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和多样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基于本土文化内容的创业,就是最为方便的选择,浙江的文旅产业虽然其总产值与制造业相比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依托的文化资源以及所带动的经济主体的规模无疑是最大的。
最后,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转化上,浙江悠久的文脉传统厚植了历史上兴盛的文化经济,也深刻塑造了当代浙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
“浙江文化经济交融互动,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亮点”。走人文经济发展之路,最关键的就是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浙江的亮点在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激活蕴藏在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并挖掘出文化双创的本土资源。一方面,文化双创赋能产业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又带动文化发展,交融互动,良性循环。在这个双向赋能的机制中,政府、企业和市场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协同互动、形成体系。政府鼓励各种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企业积极挖掘其中的经济价值,市场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在这方面,杭州的文旅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乌镇也可圈可点。
面向未来,我认为浙江需要以更加自觉的意识,做好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将人文精神和文化关怀融入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同时在文化与经济之间建立更加稳定、更加畅通、更可持续的内生转化通道,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发展贡献浙江力量。
浙江的过去成绩斐然,未来前景美好。继续走好人文经济发展之路,浙江未来可期。
(罗卫东,浙江大学人文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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