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脸谱化的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 文史杂谈

摘要

 
中青评论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学技法,在本质上都是作者文学观乃至思维方式的呈现。

一提起《三国演义》对人物的塑造,很多人都会指出其脸谱化的问题,如曹操就是奸诈形象,刘备、关羽、张飞就是忠义英雄,诸葛亮就是鞠躬尽瘁的臣子榜样,黄忠、赵云等武将也是武艺超群,忠心耿耿,矢志不渝地追随主公。

确实,与《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相比,《三国演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比较固定、乃至刻板,也缺乏成长、流变的过程,更缺乏细腻的心理描写,对政治、军事等宏观层面的叙事呈现较多,而对私人生活、情感世界等微观叙事着墨甚少,最终写出“粗线条”的三国故事。还有不少读者认为《三国演义》价值观较为保守,只写古人忠义,缺乏名著该有的批判思想。然而,造成这一切的,真的是罗贯中写作能力方面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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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三国演义》剧照


问题的答案恐怕没这么简单。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任何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学技法,在本质上都是作者文学观乃至思维方式的呈现。说《红楼梦》文笔好,并不是说曹雪芹仅仅精于文字雕琢,而是他能将生命历程与情感体验转化为“满纸荒唐言”;讲《水浒传》文学性与通俗性兼备,也不是因为施耐庵能轻松驾驭不同类型的创作,而是他对人性、历史的认识,已经超越了狭义的作家视角,而是具备政治家谋篇布局的思维,是对民众在元末乱世中的愤怒与挣扎的文学再现。罗贯中也是如此,他让三国人物的形象显得有些脸谱化,也是其创作观念乃至思维方式的体现。

从小说呈现的价值观来看,罗贯中认同传统的伦理秩序。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和蜀汉被视为毋庸置疑的正统,尽管曹魏的实力远远超过蜀汉,罗贯中也认为曹操是篡夺正统权力的小人。事实上,在三国故事流行之前,在主流叙事里,三国的正统是曹魏而非蜀汉,是《三国演义》确立了蜀汉的正统形象,先在民间有巨大影响,而后影响到官方叙事。罗贯中苦心孤诣地强化刘备的形象,绝不书写任何不利于诸葛亮与五虎大将形象的文字,根源也在于此。周瑜可以爱生气,孙权可以军事指挥能力差,杨修可以恃才傲物,司马懿可以被吓得狼狈逃窜……这都是为了反衬蜀汉集团的崇高形象,捍卫罗贯中心中的忠义观念。

这样看来,四大名著里只有《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偏正统的,其他三部都有很强的反叛精神和打破时代局限性的冲动。《三国演义》甚至有历史循环论和天命论等保守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物形象稳定不变这种“写作大忌”反而不那么刺眼了。

罗贯中以脸谱化思维来书写三国人物,从捍卫其内心价值观的目标来看,优点之一是可以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定,或者说,尽量少体现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多迎合民众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写作思维问题。对此,若不从创作者角度来看,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红楼梦》的自传风格明显,《水浒传》和《西游记》也有很多作者独特的批判视角,甚至有些“反传统”,这都呈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但《三国演义》很明显是从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这也是其通俗性、传播性最强却被不少人诟病“文学性”最差的根本原因。

《三国演义》的书写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但保守和反叛,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很难说孰高孰低。面对朝政腐败、浑浊乱世,我们或许能借《水浒传》来浇心中块垒,但在一个社会发展蒸蒸日上,以及个人精神成长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恐怕还是阅读《三国演义》的价值更大。这其中的隐秘问题就在于:每个人生下来,都希望活在一个价值观稳定、体制力量健康乃至充满正义、高尚氛围的环境里,尽管人性有晦暗之处,社会有惨淡现实,但多数人还是生来向往光明,敬仰英雄,希望自己和社会都向善向好。《三国演义》最大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是维系千百年来国人心灵世界稳定与健康的重要精神要素,是我们民族的宏伟史诗,类似西方文学里《伊利亚特》《奥德赛》这样的强大存在。有了这样的文学之源,我们纵然前行之路布满荆棘,依旧能披荆斩棘,最终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与《三国演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水浒传》,批判精神很强,甚至不乏各种愤怒的“爆点”,如林冲火并汪伦,武松斗杀西门庆,宋江怒杀黄文炳,都是快意恩仇,直到梁山大军击败高俅等人率领的朝廷大军,完成了精神上的彻底叛逆。正如清代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言,《水浒传》是一部“怒书”——水浒故事让人愤懑不平之处很多,但水浒里的绝望与希望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于我而言,《水浒传》就是一部在漫漫寒夜中点燃一束火光的温暖之书,让人在直面黑暗和绝望之后得以释然激愤的情绪。《水浒传》是在真正书写小人物喜怒哀乐与跌宕命运的作品,它距离我们普通人更近。而《三国演义》的世界则是大人物们的纵横捭阖,是需要读者仰视的辽阔时空。经过对比,我们才能在根本上理解三国人物脸谱化的原因,这与罗贯中写作技法的关系较小,更多的是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问题。

文/黄帅


编辑/任冠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