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东南”）榕江县的大利侗寨之中，有一份特殊且“有趣”的村规民约：砍伐古树、风景树林，盗取树块的人要请全村村民吃一天饭（含酒、肉，酒保足）；有违反规定造成山火、寨火的，每起罚“3个180”（即：180斤肉、180酒、180斤米）……字里行间展现出的是侗族村寨村民间的和谐团结，也是侗族人所展现出的精神信仰。
大利之传承，是侗族人民超越历史时空凝聚起的身份认同。中国有大约一半的侗族人口都居住在贵州省内。榕江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的东南部，与湖南、广西交界。侗族大体因风俗、文化、服饰、语言的差异，以贵州省黔东南北部的锦屏县为分界，以南为“南侗”，以北为“北侗”。南侗集中分布在黔、湘、桂三省交界地带，因此榕江的侗寨众多、密集。
这里溪河交错，山川秀丽，地形复杂——许多侗族村寨，分布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盆地或河溪两岸的台地，也就是贵州人俗称的“坝子”。坝子与坝子之间山高林密，只有小河小溪才能绕山而行或穿山而过，这些水道古称“溪洞”。
大利村以前叫做“利洞”，村民习惯自称“大利洞”。“洞”作为“峒”的异体字。古时“洞”是当地人传统的行政单位，在唐宋时期，“溪峒”泛指今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字面意义则指藏在深山幽谷中，溪流纵横的盆地。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们，就被称作“峒人”——这也是通常所认为，“侗族”名称的由来。
侗族并非湘、桂、黔一带最早的原住民，而是从古代南方百越民族的一支发展而来，多迁徙自广西梧州、江西吉安、珠江流域、岭南海边，与水族同属一个支系。
如今侗族人自称Gaeml，用作族名有“森林遮盖的人”、“隐匿的人”之意。六百多年前，大利人为躲避战乱，大部分从江西吉安府朱氏港逃难而来，到今贵州黔东南的榕江县城东北部25公里处建寨。
在这片大山深处，虽然山地密集、交通不便，但土壤肥沃、水质极好，不仅临近珠江水系上游的都柳江的支流寨蒿河，更有充沛泉水，至今仍从村寨里的六眼古井源源不断地冒出，非常适宜耕作定居，侗族人民就此安定下来。
大利侗寨周边，则有着多达400多棵古楠木，其中40多株达到500岁以上，有着“老人护村，古木佑寨”的传说。因此古楠木珍贵，并具有精神象征，不能砍伐，大利人建设村寨，便统一使用杉木。本地的杉树不仅非常坚硬，是优良的建材，且很早就受村民驯化，乃至形成了风俗。在自家土地上种植杉木，等到儿女嫁娶的时候，把树砍了建成新居。一代代人长大，村寨顺着山水走势，日渐鳞次栉比。没有一栋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从卫星视角俯瞰，整个村寨犹如一根木卯，横插在月亮山的腰间，小巧而精致——面积不过一个普通居民小区的大小，300户人口，还不到两栋高层住宅楼住的人多。
最基本的房屋，是干栏式的吊脚楼——它能将大山不利居住的环境，变得宜居。靠着长长的“木腿”，吊脚楼得以凌驾起伏多变的地形，房屋上层住人，下层饲养牲畜，并避开蛇虫鼠蚁，保持居住环境的安全和干燥。就算下再大雨，雨水也不会浸入屋内。甚至有人直接将屋子修在水塘上，实现上层起居、下层养鱼。人坐家中，掀开地板，直接就能捞鱼。
大利侗寨的众多木宅之中，“四合楼”最具特色和历史价值，属于侗族建筑中的大别墅。它建于清代，由侗族最好的工匠建造，全屋为榫卯结构，历经200多年仍然完好。
“四合楼”的一、二层是居住空间，三楼是回廊形式的仓储空间。从二楼开始，房与房之间相互连通，三楼更是形成俗称“走马转阁楼”的三面回廊，将三面山野风光尽收眼底，屋顶设有延伸斗拱遮风挡雨，称得上是古代的“全景豪宅”。
不过大利建筑的意义，远不止如此——那不叫建筑，叫做家。
鼓楼是基于氏族血脉凝聚成的建筑——按姓氏而建，被视为家族和侗族人集体荣誉感的象征，所以侗族人会竭力去建筑属于自己的鼓楼。但大利侗寨的人们似乎也没有把家族分得那么“清楚”，寨中鼓楼内有6根大柱，代表的就是村寨中6大家族紧紧围绕在一起。
就像欧洲小镇以教堂为中心，东南沿海村镇以宗祠为中心，古城以王宫或寺庙为中心，侗寨的布局上，总是围绕鼓楼为核心。鼓楼相当于侗寨的心脏，侗族人的文化和生活，都是围绕鼓楼展开：突发山火、盗贼来犯，鼓楼上的岗哨将第一个发现，击鼓鸣锣，通知全寨……
这样重要的鼓楼，以杉树建造，在造型和功能上亦深受杉树启发。早在没有鼓楼的古老年代，侗族人的集体活动大多在遮荫挡雨的杉树下进行，因此修筑鼓楼时，便是出于营造一个杉树遮荫下的场所，并参照了杉树的形态，身姿笔挺，重檐层叠，可见侗族人在建筑中处处融入了对自然事物的理解和转化。
大利鼓楼的对面，是侗族人的戏台。由于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侗族大歌和侗戏承担了文化传承的重任。一首侗族大歌，模仿流水蝉鸣、蛙声鸟叫，侗族人用歌声献给大地，抒发人对人、人对自然的质朴情感；一出侗戏，从两三个小时的生活小戏，到连唱十多天的历史大戏，每逢假日便传唱演绎起来，侗族的历史和先民故事就此在一代代人心中延续。鼓楼、戏台具有丰富的精神意涵，侗族人的桥，也是如此。
“侗族住水边”，桥梁跨越河流、连通出入寨之路，是侗族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建筑。外界称其为“风雨桥”，侗族人实际上称作“福桥”。在侗族文化中，桥能够“赐予幸福吉祥”，有着非凡重要的意义，与出生、婚嫁、死亡等人生大事密切相关。这是源于侗族人独特的宇宙观：人间与“另一个世界”受河流隔开，桥梁象征着两个世界的纽带，灵魂唯有经过桥梁进入村寨，才托生成人。因此，在侗族文化中，对桥梁选址十分看重，并有着不亚于祭祀神明、祖先的祭桥仪式——侗族人相信，桥能让村寨兴旺、带来好运。
大利人，将精神注入桥梁、将信仰定格在木楼，大利的社会组织，也同样呈现出独具“浪漫”的质朴愿景。传统侗族社会，主要是由家庭、房族、村寨、小款和大款构筑而成。“款”可以理解为村寨与村寨之间的联盟组织。
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家庭内部成员地位平等、分工平等；以父系血缘，联合家庭成为“房族”，房族内的家庭不得通婚，有义务相互扶持；多个房族，形成村寨，管理全寨所有成员共有的风水林、鱼塘、鼓楼、花桥、河段、荒山等，并负责协调寨内的事务和纠纷；多个村寨联合成为“款”，当地域出现牵涉寨与寨之间的重大纠纷，或是需要联合对外、共同保卫利益时，会主动运作。
“侗款”以一种独特的运行方式，在不同层级中约束并鞭策着族人遵章守纪，有礼有节为了实现村寨和款的管理，侗族村寨中，德高望重的老者常作为代表，参与寨佬会，进行事务决议。在款约和民间自治组织的管理下，曾使一些侗族村寨一度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景象，对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侗族传统村寨这样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曾经也被形容为“有父母无君臣”、“有款无官民做主”、“没有国王的王国”。如今，在贵州村落的两委组织结构背景下，原有的寨佬还在发挥辅助管理功能，侗歀中有利于当代乡村发展的约定也有保留。
在大利侗寨，村中70岁以上老人可参加寨佬议事，虽然寨佬劳动能力不足，却可以在寨上走村串寨看守儿童、火警、防范外人投毒等方面。如果全村人要到外村去参加活动或接外村人到本寨做民族文化交流时，要经过寨佬们同意才能够举行。某程度上，今天的寨佬，就像经常在社区、街道散步的热心“老大爷”，或者是路见不平的“朝阳群众”，也像大家庭里受人尊敬的爷爷辈，指导家族事务。
而在房族、侗款之上，所有“南侗”的信仰和组织根源，可以追溯到“萨”的传说信仰。其中一种说法是，“萨”是指侗族历史上的传奇女英雄“萨岁”，曾经率领侗乡人民，与外敌誓死搏斗。后来，她被神化为神通广大的保护神，能令风调雨顺、护佑村寨，成为侗族最重要的信仰。如今，所有的侗寨中都设有石头垒成的萨坛，寓意丘下安息着萨岁的灵魂，丘上设有护佑萨岁的伞。另一种说法是，“萨”是侗族的始祖女神，故事与汉族、苗族传说中“伏羲女娲成婚、繁衍人类“的创世传说高度吻合。
但不论遵循哪种说法，大利每年祭祀萨岁的萨玛节，都是全寨人民共同的盛大节日。“萨”就像“炎黄”凝聚汉族一样，超越历史时空，凝聚起侗族人的身份认同。
贵州山川大地，养育、塑造也磨练了以大利为代表的侗族人，当然苗族、瑶族、水族等众多西南山地民族，也是如此。
为了活下来，山地民族需要克服大山中的自然灾害，对抗外敌入侵，并利用山中有限资源活下去，不断地奋斗。因此，大利人极具吃苦耐劳的性格，也极具不服输的顽强精神。
村中有不少手艺人，各自擅长刺绣、织布、蜡染、木工等。他们造出精巧的建筑、筹措了完善的组织、树立起坚实的信仰……千百年不懈的奋斗，造就顺应自然、自给自足、简单淳朴的生活状态，最终成了外界眼中，诗意又安乐的“桃花源”。
《这个地方仅300户，凭什么是黔东南的宝藏侗寨？》
策划 | 火花范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邓敏文、吴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贵州黔东南侗族文化调查研究》，何善蒙主编，九州出版社
《黔东南杉木树高与胸径相关研究》，龙本楼、林顺根，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年5期
《侗族鼓楼的社会文化意义探讨》，高家双、沈守云、廖秋林，绿色科技，2011年5期
《榕江县志：1978-2021》，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方志出版社
《榕江：流动的和谐》，高冰，杨俊江，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读本》，钱理群 戴明贤 封孝伦/主编，贵州教育出版社
《侗族民俗风情》，广西民族出版社
《文化孤岛与文化千岛》，谢廷秋，齐鲁书社
《地道风物004 黔东南》，范亚昆/主编，中信出版社
《匠杆、仪式和生命的桥：侗族风雨桥的营造及其文化内涵》，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侗族木建筑营造技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多姿多彩的侗寨建筑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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