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谈记忆｜中超冠亚军属于上海！回望上海足球历史，少不了这位“亚洲球王”

李惠堂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1925年，李惠堂来沪之际，正值其足球技艺的巅峰时期。

当年10月，李惠堂在天文台路（今合肥路）的中华运动场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对战双方是当时上海华人足球劲旅乐群队与一支外国队，最终乐群队因技不如人负于外国队。目睹了外国队得胜时的骄横气势，李惠堂愤愤不平，后在上海足球名将哈元贞的介绍下加入了乐群队并迅速成为球队的核心。

1926年，“乐群”更名为“乐华”，在李惠堂效力于乐华队的五年中，曾带领球队获得过中华足球联合会甲组赛、西人足球联合会甲组赛及高级杯赛等一系列冠军，并多次出访国外，使中国足坛士气为之一振。此外，1924年在沪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6年冬组织了中华运动裁判会，次年李惠堂等5人被聘为运动裁判会的名誉会员。1927年，李惠堂被复旦大学聘为体育教师，他提倡组织业余足球队，对发展社会足球队有推动作用。

参加1936年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员合影

要说李惠堂对上海足球的影响，必须先把上海当时足球运动的历史背景提一下。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足球运动最早是在外国侨民和士兵中流行，后逐步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开展，再渗透到社会各界，期间几乎经过了半个世纪。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社会上的一些华人球队不断增多，水平也不断提高，有些队已经可以和外国队相抗衡。当时上海足球的最高组织是“上海西人足球联合会”，由外国侨民组织成立，每年都会组织一些杯赛，但只允许外国球队参加，所以上海人把这个足球组织称为“西联会”。直到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上海才有了由华人自己当家作主的“中华足球联合会”。

这段时期，上海水平最高的足球比赛有西联会组织的“史高托杯”赛、“国际杯”赛、“甲组”赛。中华足球联合会成立后，由于华人球队的增多，不得不采取分部比赛制，水平高的放在甲组。当时每年还要组队出去参加埠际足球赛，这个代表队名为“上海队”，实际上全部是外国人。1925年李惠堂到上海参加了“乐群”队以后，迅速突破了这样的局面。华人球队开始击败外国队，在西联会的比赛中有了立足之地。上海队里应该有中国人这再正常不过的事，直到1928年才由李惠堂等得以实现。

1928年，乐华足球队获得西联会举办的甲组联赛冠军后合影

就在李惠堂刚刚加入乐群队后，便有朝鲜高丽队来访，乐群队以3:1取胜，且三球均为李惠堂一人踢进。1926年，为参加上海万国足球赛，由中华足联组织了中华队，李惠堂任队长，比赛中以3:2击败葡萄牙队，决战中又与多年的“国际杯”冠军苏格兰队踢平。

1926年乐群队更名为乐华队后，这个以李惠堂为核心的球队云集了当时的一批足球精英，当年秋季，乐华队参加了西联会举办的当时上海最高水平之一的“史高托”杯联赛。比赛第一周，队伍即遇到连得九届冠军的腊克斯队，结果乐华队以4:1击败对手，首创了华人球队打败西联会冠军队的历史，虽然复赛中不敌当届冠军西商队，但这场比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华人足球界的士气，也沉重打击了西方人上海足坛霸主的地位。此后，乐华队更是几乎将当时全上海最高水平的赛事冠军囊括，这在上海足球史上是一次破天荒的突破。

1927年底，乐华队与香港的南华、中华联合组队，仍由李惠堂为队长，出访澳大利亚，此后又接连出访东南亚等地。《上海足球》一书中曾写道：“王（球王）球衣恒为9号，故南洋各埠，不论球人球迷，不论男女老幼，无人不知9号之英勇，也莫不为视线集中之焦点，李惠堂三字反不及9号之无人不晓。”从这些记载中便可以见得李惠堂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1935年民国第六届全运会决赛香港vs广东

李惠堂在上海的五年时间里，他的技术之高被世人所认可，也促使着上海足球水平明显有了提高。在《上海足球》中曾说到：“他不但是足球时代的功臣，也是沟通沪、港球界的使者。”1935年，李惠堂回到上海参加民国第六届全运会，决赛的那天，现场观众达十多万人。据李惠堂回忆:“踢完球就被盈千累万的球迷所包围，个个要求签名，纪念册、手帕、散纸片、帽子，甚至签到衣服背上。”从这样的签名盛况中便可看出球迷们对于这位“球王”的喜爱。

李惠堂

李惠堂在上海时曾多次参加网球赛，1926年，李惠堂在上海华人公开锦标赛中单打进入到第三轮，双打也打进第二轮。1930年，李惠堂与网坛名将江道章合作，更是获得了上海华人双打和上海硬地公开赛双打的冠军。

李惠堂一生对体育事业所作的贡献，已由他所获得的100余枚金质奖章和120多座银杯，以及他的许多足球著作记录了下来。从1923年进入南华队到1947年“挂靴”，“球王”这个光辉称号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球迷们对他所作贡献的赞誉和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