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建构过渡性
这是一部关于外卖骑手的民族志调研。外卖骑手诞生于中国平台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在过去的十年间，“送外卖”由一种新兴现象变为一种新兴职业，“网约配送员”也正式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被收入国家正式职业列表。但是，这样一群借由巨大互联网红利和加速城镇化催生的劳动者却充满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每次想到这群人，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夏季傍晚的椋鸟，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扎堆聚集，在城市上空飞舞盘旋，夜幕降临后却又四处散去。外卖员就如同这候鸟一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成百上千万的外卖大军被集结起来，布满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和经历各有不同，进入外卖行业的目的也不同，一时难以被清晰描述，也无法用单一化的职业工种进行定义。可以说，这是一个处在变动中的职业。外卖骑手虽然已经广泛存在，他们的不少故事也深入人心，但是我们似乎很难说清楚“送外卖”这一职业的发展方向，也无从知晓属于它的未来。
外卖劳动的流动性十分明显。这种流动性既表现在职业选择上，也表现在工作留存率上。在2023年我与调研小组做的一项北京地区外卖员劳动状况的调查（N=1264）中，仅有12.9%的外卖员表示愿意一直送外卖，而超八成的人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在针对站点骑手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年内站点中骑手的流转率达到七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九成。“干几个月就走人”成为外卖行业的常态。骑手们来去自由，彼此间并不熟悉，甚至连负责管理和联络工作的站长也难以认清自己站点的骑手。
根据我的观察，骑手的流动性几乎是所有现有的零工劳动职业之最。比起家政工、快递员、网约车、主播或者线上零工，骑手的工作更加液态、更加临时、更加不确定。送外卖正在形塑一种“短命劳动”的文化，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份工作的流动速度之快，让人愈发眼花缭乱。回顾往昔，历史上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拥有更多的零工劳动者，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刻的人员流动如此频繁与快速。在平台市场用工普及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朝不保夕者”（the precariat）被生产出来，而外卖骑手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英国经济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研究员，“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IEN）的创始人、名誉联合主席，曾任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社会经济安全计划主任。[图源：douban.com]
为什么送外卖会成为一种“短命劳动”？它与中国的城镇化、数字化有着怎样的纠葛与互动？我们如何理解劳动的过渡性？
在田野调查中，我有幸跟随一个个外卖骑手的故事窥探到送外卖背后的“短命性”和“临时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困惑，也促使我思考，最终成为本书写作的缘由。在本书中，我将外卖骑手的劳动描述为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对于参与其中的劳动者来说，这样一份劳动带有很强的“有待确认性”，它的存在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悬浮状态。它有点像漂泊在海上没有归宿的船只，也像一直在扇动翅膀努力挣扎却找不到落脚之地的候鸟。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过渡性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劳动政治的某些重要变化。这样的过渡性产生于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迅速崛起的时候，即我们进入21世纪的头两个十年。通过展现外卖骑手在平台经济下的具体劳动实践和个体故事，本书希望提供一个动态的反思性视角来窥探当代国内劳动人民如何卷入数字化和城镇化变迁之中，以及他们沉浸其中的所思与所想、所愿与所得。
在此之前，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来阐释千禧年之后借由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生成的一个庞大群体。它指的是无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灵活的劳动人群。 “朝不保夕者”是一个具有十足概括力的词语。斯坦丁对于这一群体的描述使precarity成为劳动研究的重点讨论词汇。伴随着全球零工经济的迅速崛起，precarity也成为所有劳动批判研究的通用词汇。不稳定阶层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层，他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也缺少统一的认同。
只是，在本书中，我并不想简单地借用precarity或者“不稳定性”这种概括性的概念来阐释外卖劳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往关于不稳定性的讨论局限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有劳动关系”与“无劳动关系”的二元分析框架之下，却未能有效地关注劳动者总体的生活世界。这里的生活世界不仅指生产，也指再生产，流动、性别、家庭、认知等都含括在内。劳动的不稳定性从来不指向单一的划定标准，恰恰相反，它有着诸多情境的不同和解释视角的差异。长期对同一概念的泛化使用，会让它逐渐失去原有的阐释锋芒。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简单的“不稳定性”无法阐释他们与平台资本、组织、技术、社会、文化传统之间丰富而充满张力的互动。单一的描述会让我感到缺憾。正如有学者提出，对不稳定劳动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关系的维度，而是需要拓展到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因此，本文希望在看到骑手劳动的不稳定前提下，更加观照其背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生成。
因此，本书希望在尊重普适性概念的基础上还原语境与情境的重要性，看到其中有趣却又不失阐释力的话语、故事和实践。本书希望从田野调查中一个基本却又十分现实的疑问出发，看到并阐释劳动者的“过渡性”这一问题，并以此勾连“过渡性”背后更加宏大的社会性原因、过程和机制。当不稳定性“遭遇”平台经济和零工劳动时，参与其中的劳动者展现出了与传统劳动者不同的特点，他们与算法技术、平台组织、社会污名、性别藩篱的交织互动既转瞬即逝，却又时刻存在。这里的不稳定性是聚焦时空的、具身的经验与感知，是个体作为劳动者鲜活且带有情感的记忆。我始终认为，在观照概念的总体勾连之前，需要观照生产它的情境与具体状态。“过渡劳动”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
控制之外
控制是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认为，资本家需要拥有对于劳动者的控制权。注意，这里说的是“劳动者”而非“劳动”。这一观点不难理解：对于资本家而言，只有有效地控制了劳动者，让他们听从于自己的安排，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效率，从而保证工厂获得更多利润和市场份额。无论在工厂手工业还是机器大生产时代，劳动过程理论都围绕着资本如何保证“劳动者”在固定时间里认真、高效地完成任务而展开。对于人的肉身的、在地性的控制成为劳动过程理论展开讨论的基础。即便是在八小时工作制的语境中，资本也一直在强调如何更加精细而有效地对劳动者进行管理。布雷弗曼对于工厂标准化管理以及流水线生产的研究、布洛维对于工厂政体下“制造同意”与“赶工游戏”的研究，以及诸多对于富士康工厂的劳工研究等，都十分细致、深入地阐释了资本想要控制“劳动者”所做的尝试。对于劳动者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人的身体的管理与约束，是劳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平台经济的语境下，资本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它的控制对象由 “劳动者”本身变成了“劳动”。平台资本对于“劳动者”是谁变得并不在乎，它不在意为其从事劳动的人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重要的是，这些人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出现并能够按照平台的要求贡献自身的劳动力。换句话说，由谁来干这个工作不重要，重要的是完成这个工作。只要能够按照要求完成劳动，无论你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都可以参与其中。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让资本方放松了对于劳动过程中身体的整体性控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点状连接式的远程控制。这样的管理方式形塑了低门槛的特点，也使超大规模的零工就业成为可能。
在此，劳动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出现了有趣的二律背反，变得既精细，又广泛。对于广大的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工厂”从固定、封闭的场所被搬到了大街小巷，他们获得了流动、穿梭的自由；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服从算法与站长随时抛来的指令，严格按照指令执行劳动。有订单时工作，无订单时休息，工作与生活的随机转换成为零工劳动者的日常。上一秒骑手还在马路边与工友抽烟吹牛，下一秒就要跨上电动车跑往餐厅；前一小时骑手还在家里补觉，下一小时就被站长要求穿上雨衣出来抢救超时订单……
对于“送外卖”这样的工作，劳动场景与生活场景越来越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劳动日常即生活日常，使人难以分清其边界。这与大工厂时代的劳动与休息、生产与再生产的严格区分有了实质性的不同。澳大利亚学者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敏锐地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白领阶层工作场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将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生活与工作的边界隔绝已经不复存在。现在不仅是白领阶层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之间边界的模糊，广大的蓝领、灰领、农民工群体的再生产时间也在被侵占。移动端的App不但牵引着娱乐族的注意力，更时刻影响着劳动人群的工作节奏和劳动意识。当流动的、自由接入的数字劳动成为一种趋势，身体第一次从固定的场所中得以“解放”，“劳动”变得比“劳动力”本身更加重要。我隐约感受到，这既是一个关于控制的问题，又超越了控制本身。因此，用传统的劳动控制理论来全权代理分析平台语境下的零工劳动有欠妥当。
劳动过程理论阐释的是一个生产性转化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劳资双方的对立性成为其论述的前提。结合工业化大生产时期的欧洲历史，这样的分析有其洞见性。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逐渐形成了劳动罢工和权益争取的传统，这使集体的、组织化的协商成为可能。但是，在零工经济的语境下，松散而高速流动的劳动现状对传统的劳动理论分析视角提出了挑战。劳动者不再是一个有机的、有共同利益追求的整体。换句话说，这是一群来去自由、十分松散的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并不居住在同一社区，没有共同从事生产工作的固定场所，也很少有关于集体的回忆，更别说自我的身份认同。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成为新的不稳定阶层——这是我们重新看见和思考平台劳动时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问题。同样，外卖骑手也是如此，虽然劳动控制的问题在他们的劳动过程中十分明显，也十分重要，但是单一的“控制–反抗”的分析逻辑不能完全适用于对这群人的分析，也不足以阐释为什么他们形塑了一种“过渡劳动”的状态。他们“脱嵌”了传统的制造业、工业化的生产模式，迈入到服务性劳动领域，而平台的出现带来了全然不同的组织、传递、生产生态。在控制的问题之外，似乎有一个更加宏大的、关于劳动形式和意义变化的时代之问，等着我们去解答。
再进一步说，数字平台语境下的劳动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资本与劳动的问题，它是一个超越简单的“控制–反抗”逻辑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控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但绝对不是全部。除了控制，这里有千千万万个体的生命故事，有劳动的重启及其意义的重建，有关系的断裂与联结，也有一种正在生成的过渡性。个体与组织、社会正以无比紧密却又十分松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勾连宏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变的过程。本书期望展现的“过渡劳动”，正是个体劳动故事与时代变迁之间互动交织的过程，它既是一种劳动状态，也是一种经济状态、一种文化和社会状态。
传统的劳动控制研究虽然有着极其丰富的理论积淀，却也存在诸多研究盲点。例如“控制–反抗”的框架让我们只见劳动不见生活，但零工劳动者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工人全然不同，他们工作的时间、空间都发生了变化。固有的工厂场地消失了，配合与流水线消失了，甚至监工的小组长和经理也消失了。他们变得来去自由、无人在意，生活与劳动自成一体。对于当下的零工劳动者而言，劳动与生活、生产与再生产从未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这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后疫情时代下全球零工劳动的意涵。与此同时，新技术的结构性力量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它正在全面重塑劳资关系，这种新的技术力量所形塑的劳动政治不再是简单地提高生产率、增强控制性，它冲击了社会主要劳动群体的工作伦理和对工作的想象，给农村和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女性带来了新的可能，带来了对“劳动与数据”关系的新思考，也带来了一个重新讨论媒介技术与个体选择的场域。
因此，本书希望跳出单一的控制框架来描述数字平台的零工劳动。数字劳动者的生活嵌入在社会的肌理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肌理本身。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本书希望看到个体生命历程与劳动的张力互动，看到个体与系统的关系，看到零工劳动者的叙事与倾诉，看到关于平台劳动理论与现实对话的枝叶漫展、游离纵横。这当然不是说全然不谈控制，而是希望将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与更广阔的劳动生活世界并行进行分析。我希望将更多、更大的篇幅放在展现外卖骑手日常的劳动和生活的故事上，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想。归根结底，我希望这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的书写，而不是关于控制的申诉。
过渡劳动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在工业化后的猛然加速，他称其为“变革潮流的加速”。这种加速影响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生活节奏的感觉，流动、快速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托夫勒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短暂性、非永恒的意识”，它“可以穿透并感染我们的一切意识，影响着现代人与事，与人，与整个思想、艺术及价值观的关系”。
此言不假。短暂性确实在不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劳作。这种短暂性在过去十年间全球数字平台崛起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平台零工的到来像一场缓慢而又快速的地震，迫使我们对于工作形式、工作状态及其意义重新进行思考。雇佣关系，这种在过去维持劳动的持久感最重要的契约，正在因为平台零工化的到来而日渐失效。几乎是在数年之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像被连根拔起的水稻幼苗，在河田中漂流，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打零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工作选择，临时、暂定的工作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截至2023年，在美国已经有7330万的人口变为“自由职业者”，而在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已经达到两亿。未来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长。短暂性正在影响庞大的人群。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份零工可以干多久，也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会是什么。
送外卖就是这样一种短暂的、过渡的劳动。
本书用“过渡劳动”这一概念来形容送外卖，却也不止于此。实际上，过渡性正在成为现代人劳作的基本形态。当被问到送外卖的原因，“过渡一下”成为绝大多数外卖骑手的回应。因为不知道能干什么以及未来干什么，所以他们决定先来跑外卖。这也最终成为我思考平台劳动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人们想通过跑外卖“过渡一下”？工作的“过渡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体现了当下社会对零工劳动怎样的想象？
2023年6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市区普降暴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一名女美团外卖员骑着电动车涉水送外卖。[图源：thepaper.cn]
从个体劳动者的角度来说，“过渡性”指一种“临时感”，它描述了一种在获得安稳工作之前的“不确定感”。从哲学层面讲，过渡性的出现有其道理，因为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但在平台经济不断延伸的今天，这种过渡性、非永久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正如前文所说，平台已经放弃了对于劳动力的控制，转而想方设法地控制劳动本身。地域、时间、过程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而“按需”变得重要。因此，通过临时劳动所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短暂、越来越脆弱。周边的同事、所处的环境，以及手机上的App在劳作过程中飞快地发生着变化，甚至于有时候骑手还未能搞清楚当下的状况，新的劳动需求和指令便已到来。随时变动与调试成为日常。
过渡劳动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不确定性。对于外卖员来讲，它既体现出了对当下劳动状况的无把握，也体现出了对未来发展的迷茫和困惑。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坚持认为考古学所分析的对象是一个个象征着断裂、破碎的话语单位，“不连续、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的引入给整个历史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过渡劳动”正是这样一个“断裂、破碎的话语单位”，它不是在强调一种劳动的延续性，而是在阐释它的短命性；它不是在表征一种身份的强化，而是在探究它的飘忽不定。在当下这个渴望安稳性、连续性、系统性的时代，对于断裂感的分析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接近劳动历史的整体性。因此，本书以“过渡劳动”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谈论中国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政治和流动人口的基本生计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描写来展现一个转型社会迅速发展的脉络图谱。它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生产再整合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数字化与城镇化带来的持续阵痛。
如何理解“过渡劳动”这一概念？过渡劳动阐释的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
作为过程的“过渡劳动”，强调的是这种短暂和过渡的生成性。它在一种强调自由同时又充满监管的语境下生成，参与其中的劳动者需要面对来自技术系统的监管、城乡与阶层的区隔、性别化的自我认知，以及将“自我”作为决策主体的能动性展示。个体劳动者为什么想要加入外卖劳动？玛丽·L.格雷（Mary L. Gary）和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在调查“幽灵工作”（ghost work）时指出，线上零工来去自由的“开放调用设计”让人们产生了可以自主掌控命运的想法。“工人灵活地把有偿的‘幽灵工作’纳入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硬把生活塞进一份固定的全职工作。”本书的下面几个章节将试图论述，这种以自由为名的、创业式的劳动结果是，劳动者被抛入一种竞争的、加速的、高效的劳动状态中，无时无刻不在全力发挥自我的能动性，无时无刻不在燃烧自己、消耗自己。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能动性发挥出来，并注入给资本，让资本发展的火苗越烧越旺。如韩炳哲所言，“个体自由赋予资本一种主动增殖的‘自动’主体化能力”。当个体无法继续之时，他们就会想办法退出。正是这样一种过度消耗最终促成了零工劳动的“过渡性”。
作为结果的“过渡劳动”，阐释的是零工经济在工作伦理、职业选择、劳动想象层面带给整个社会的影响。“过渡”正在成为一种永久且常态的存在，且这种过渡带有深深的依附性。借由互联网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平台劳动一方面使个体从传统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又使他们更加依赖社会系统和机构，因为个体无法在没有组织的灵活中生存。这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此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绝不是一种“成功的解放”，因为个体变得个人化，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组织和机构，因而又变得组织化和标准化起来。借由外卖，农民工群体的工作伦理正在受到更强的规训和管理，变得日益趋于中产化。平台经济下的灵活自由背后其实是个人对于社会组织更强烈和更深层的依赖这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过渡劳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个体的依附性，个体被从传统生产业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被抛在了零工经济的洪流前而不得不依赖和求助于平台的组织化生产并随波逐流。也是因此，反抗往往变得充满不确定，特别容易被打碎、浇灭。
需要说明的是，过渡劳动的生产与中国的平台化过程密切相关。这里的平台化，既包含劳动力监管方式的转变，也包含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转向。平台经济的出现重塑了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关于平台的概念和定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在本书中，平台既是一种组织方式，也是一种数字连接方式，同时还是一种生产模式。书中涉及的平台相关内容包括组织、算法技术、数据化、基础设施、连接性等。书中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外卖平台这一数字化基础设施崛起之后，劳动者因为平台的存在得以展开劳动，并在这个场域中接触到多样的人和物。在关注劳动者的基础上，本书希望阐释劳动者与各种平台机制之间的辗转互动。
平台劳动的组织和运营方式决定了它本身不可能同传统福特制一样，成为工人职业发展的保障机构。后面的几章将会阐释，平台的组织架构正在创造一种“过渡机制”，这种过渡机制鼓励越来越多的人滚动、参与、投入到平台经济的劳动生产中，以实现短时间最快速的市场增长和商业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平台企业，激烈的竞争让他们的求生欲异常强烈，其崛起和扩张往往带有强烈的火药味。用贝克的话来说：“由福利国家所支撑的劳动力市场已经瓦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层。我们日益面对的是一个没有阶层之分的资本主义，但是它有个体化的社会不平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与政治问题。”
为什么送外卖是一种过渡劳动？答案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可以说，社会保障和基本工资的缺失成为骑手过渡劳动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而言，这份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带有太强的自我计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卖这样的零工劳动，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状态就要求个体劳动者迅速地“支棱起来”，通过不停地算计、计算、安排、筹划、竞争来挣得收入。一些学者称其为“主体性过剩”，正如前文所言，这样灵活而高效的劳动机制确实调动了个体极大的能动性，与此同时，此种能动性也被快速注入到资本的自我生产和自我增殖之中。
关于外卖平台的劳动未来，我与大部分置身其中的骑手一样，无从知晓。有时候，我会觉得外卖经济就像一个大熔炉，吸引了千千万万劳动者投身其中。这些劳动者就像是一根根柴火，被投入到熔炉中燃烧自己，可能有一天，他们会被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榨干而不得不退出。熔炉一直在燃烧，而个体劳动者却换了一批又一批。平台企业在设计按需经济时，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是将它看作一种消耗性而非成长性工作。如果单单依靠这样的“消耗式”运营模式，平台经济的发展又能够持续多久？
本书提出“过渡劳动”的概念，试图追问这样一种工作背后的意义与结果。它想要阐释的是一种“脱嵌式”的结构逻辑，即“过渡”本身作为一种劳动手段在平台市场逻辑的渗透下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意义，反而变成了一种常态化、永恒性的存在。这种常态化的存在，是当下平台市场逻辑得以存在、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过渡既展现了数字平台嵌入社会治理的大胆尝试，也展现了个体对技术、规则、劳动等因素的主体想象和建构。从某种程度上讲，平台市场变成了一种“熔炼技术”，它逐步将劳动者固态、稳定的生活打碎、融化，并使之保持一种“被熔炼”的形态，“有待下一步通知”成为个体劳动者的社会常态。人的意义和劳动的意义由此发生转变。
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鲍曼所阐释的“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在全球并不是同步发展的。从国内的发展现状不难发现，当下国内依旧处于平台资本的快速积累阶段，动荡、交融席卷而来，流动和过渡的节奏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加速。这样的状态虽然可能被打断，如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但是它的过渡趋势不会改变，而是会持续很长时间。当下蓬勃发展的外卖经济正是这种过渡状态的重要体现。本书希望看到这一过渡大潮中个体的故事、叙事和思考，希望从微观、具象层面挖掘过渡的生产和意义，思考过渡性给社会带来的启示。
书籍信息
《过渡劳动》
孙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作者简介
孙萍，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现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从事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性别、技术与社会发展等方向的研究，长期追踪平台劳动者的职业发展与变迁。
〇本文节选自《过渡劳动》导论“建构过渡性”。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编辑 / 排版：木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