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农村的现代想象:《乡村爱情》的政治社会学再审视 | 政治学与生活

作者简介:张力伟,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前言

  2015年起,关于中国乡村的文字素描如雨后春笋般萌发各大网站还有微信朋友圈中。从博士返乡笔记到儿媳农村见闻,自记者观察到快手直播,农村俨然成为一片病入膏肓的土地:人心败坏、弊病丛生,曾经田园牧歌般的人间天堂在市场化的风风雨雨变得残破不堪,尤其是东北农村,更是成为了一片“魔幻土地”而被抨击。最近,这样的文章不多了,但是随着东北衰落与振兴话题走向热门,东北农村自然也是关注的重点。在东北衰落与振兴的话题之下,我们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一下东北农村的现状,探索一下东北农村到底在经历着什么以及蜕变着什么,东北农村真实的运行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农村走向颓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等等。大部分人都知道,《乡村爱情》是赵家班摄制的讲述东北农村故事的长寿剧,那么,这一系列剧集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晰的洞察东北农村的窗口。不要小瞧这部已经延续10季的乡村喜剧,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它提供给我们的是符合东北甚至中国的现代乡土想象。

 田野调查无疑是研究农村最好的方法,但若不将中国农村进行基本区分,就很难洞明地找到问题症结及解决方案。南北方农村在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个体性格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因而在分析东北农村的问题时,必须要立足于东北自身的背景与特征。以目前我能够接触到的资料看,将中国乡村进行区分并加以系统研究的书少之又少,很多研究以偏概全,以一村之案例解释全国之故事。

  作为一个老家在农村的东北人,我只能说我仅仅了解东北的乡土情况。我没有在南方农村做过长时间停留,更没有田野经历,一些关乎于南方农村的见闻还是零散地获取于一些朋友或者是同当地人的闲聊,所以我从来不会在没有调查的基础上评论南方农村。同理,在直接观察东北农村有困难的时候,对一个对象进行间接观察也不失为好的方法。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例如从《金瓶梅》中就可以反映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乡村爱情》系列也可以成为折射东北农村的媒介。《乡村爱情》不是被现代文化批判大师克拉考尔称为“表面现象”的酒店大堂,而是能够映射出现代性迷雾的镜子


《乡村爱情》的政治社会学再审视

  首先,我表示《乡村爱情》里面的内容是真实的,有很多人认为一些情节很扯,那只是为了制造冲突而编造的冲突而已。截至目前,对《乡村爱情》系列解读或者评论的文字很多,但是我反对对《乡村爱情》进行政治斗争式的解读,但支持地认为象牙山是个将政治铺展开来的空间。政治斗争有一个前提,即斗争围绕的核心是政治权力。如此可以看到,几大家族之间的“斗争”其实并不是关于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是不同人之间不同的行事逻辑与生活目标所造成的交叉和冲突

《乡村爱情》给人最直观的政治社会学知识就是农村的治理方式。从剧集看,象牙山村各项决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依靠着几大家族的“能人”,村里大大小小领导的角色地位与这些能人相比反而变得次要。近代西方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将乡村中的能人称为头面人物”,这些头面人物对于乡村的稳定产生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传统“能人治村”的基本形态。象牙山村的几大能人虽然有些生理与性格缺陷,但随便扒拉扒拉五位主要人物就足以细思恐极,因为他们盘根错节地占据着村里大大小小各方面的资源,堪称象牙山村的实际统治者:


王长贵:象牙山村唯一一家现代化超市老板、象牙山村花谢大脚的第二任丈夫,原象牙山村村委会主任、镇水利站站长。第七部中因为救落水的小梁而牺牲。象牙山村为王长贵举行了超高规格的“国民葬”。

刘能:原村委会副主任(主持工作),因故被撤职的村委会主任赵玉田的岳父,象牙山村“第一书记”郭金山的姑父。

赵四:赵玉田之父,象牙山村花田的经营者。

谢广坤:乡镇企业家、村里罕有的大学生谢永强之父,远近闻名的乡镇企业家王小蒙公公,县长齐三太的姐夫,原镇中心校校长、镇教委主任皮长山的岳父,“广坤山货收购点”老板,自称象牙山村首富。

王老七:乡镇企业家王小蒙之父、王小蒙豆制品厂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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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贵、刘能、赵四、谢广坤、王老七构成了象牙山村的五大家族,其中以谢家势力最为雄厚。这五个人牢牢地掌握了象牙山村的权力资源,也承担着村里的各项任务。王长贵去世后,四个人同徐书记与赵玉田组成了象牙山村的权力实体。虽然家族之间明争暗斗,但并未形成一股自我毁灭的力量。

若将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乡村能人的标准置于此人是否拥有对村里大事小情的影响力,那么除了原村会计、党支部书记的徐正利之外,乡镇企业家刘一水夫妇以及王大拿、刘大脑袋与后来居上的宋晓峰等人也属于象牙山村的重要能人。刘能对这几个主要人物的作用有一个精确的概括:“这几个人可是咱们村的中流砥柱,这万一出点事儿,天都能塌下来!”“第一书记”郭金山的到来也未能打破这种结构,这些老人还如同元老院一样影响着郭金山的决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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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山村政治权力结构

      

      象牙山村的权力组织形式类似于罗马政制,但实际为委员会制与共和制混合的产物。象牙山村决策模式采取委员会的协商决策形态,老人们组成的“象牙山村元老院”对于决策的制定施加着深刻的影响力。党支部、村委会与元老院又形成了相互牵制的格局,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拥有独立决策的能力,而且任何一个部门的行动都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因此这三者构成了象牙山政治的“超稳定结构”。

反而观之,虽然谢广坤和刘能最喜欢互相挑事儿,但各个家庭本质上只是在家长里短的方方面面产生的竞争性摩擦。例如谁家最先生孩子、谁家有钱没钱甚至谁家媳妇抹口红最好看等等极其无聊的小事儿。说到底,这都是东北农村里因为“面子”而引发的“叽硌”。但面对实际问题与共同困难的时候,各家又能冰释前嫌共同携手。第3部里,象牙山村要举办长跑比赛,奖品小汽车因为刘能的失误报废,但是村里的老人们还是共同努力号召村民举办了一场没有奖品却声势浩大的比赛;虽然谢广坤和刘能之间互有怨气,但刘能掌权的时候依然不遗余力地支持王小蒙和谢永强的企业;王长贵“出轨”期间,每个老人都为了维护谢大脚而对王长贵的“吃里扒外”报以鄙视,在王长贵殁亡之时,每个人又都痛不欲生。这种家家户户的分分合合并不是所谓的历史和更广阔社会政治问题中的隐喻,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过好日常生活可以在小节处略失检点,但在大事儿上千万不要糊涂。只要大家能够团结一致,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象牙山村就是在大伙儿一次次的共同努力下才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家家户户的关系早已超越了普通邻里之情,成为血浓于水的亲情。

象牙山村是个性别权力失衡的地方,除了谢大脚与王小蒙这两大女性强人,剩下的女性永远退居幕后,就连曾经坐享上海大型企业总监身份的杨晓燕最后也成了唯王大拿是从的东北媳妇。女人们不参与政治,对经济也没什么兴趣,只是履行传统女性养家做饭的职能,没有任何实质主见,丈夫说什么就是什么。虽算强人,谢大脚与王小蒙的行动能力往往受到村里各方面的牵制。谢大脚的权力彰显于自身村花的地位,王小蒙的权力就更加弱势了,谢广坤这个噩梦般的公公就是王小蒙行动的第一障碍。这种性别权力失衡却维系了家庭生活的稳定,其区分了外就是外、内就是内的生活原则。正如勒鲁(Pierre Leroux)认为的男女事实上构成了平等的两个方面,每个角色干好自己能干的,这就是平等,没有必要让两性都去做一样的事情。

无论男男女女,象牙山村的所有能人都沿袭着传统东北人的性格特点:好面子与迷信社会关系。1998年,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表演的小品《拜年》讲述了老姑父对镇长“三胖子”的信奉。20年过去了,《乡村爱情》中刘能巴结大侄儿郭金山的情节与当年的小品如出一辙,这说明20年来,经济发展与政治格局的发展竟然独立于社会文化,东北的社会风俗毫无改变。观念决定行动、行动塑造结构、结构又会影响观念,东北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在传统的观念、现代的行动与徘徊的结构组成的张力中踽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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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山村复杂的社会关系

     

      其中大圆圈指的是象牙山村的权力边界,每个小圆圈的面积代表了各个家庭或者个人在村中的影响力,交叉处代表各家的联姻或者亲戚关系(谢、王、刘、赵四大家族与谢大脚的交集在于王长贵死后四家承担了守护谢大脚的任务)。王大拿虽然住在象牙山村,但本质并非村里的人,郭金山虽被任命为新任书记,但也未能完全融入到象牙山的集体当中。 


变化社会中的象牙山村

从第1部到第10部,象牙山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民们不是仅仅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生活,而是通过发展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实现新的发展。事情当然不会一帆风顺,王小蒙的豆制品厂也曾经历辉煌与破产,后虽重新走上正轨却再无大的发展空间;谢永强一生献给果园,但果园从来就没弄明白;刘一水与李大国的厂子也是起起伏伏;象牙山村温泉度假村也遭遇过破产危机等等。这一切都证明,乡镇企业的发展实属不易,平稳发家永远是大梦一场,脚下实际踩着的还是坑洼不平的路。

象牙山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南方乡镇企业的蓬勃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需拉近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谋求政策优惠,也需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扶持取长补短。象牙山村人的创新精神值得鼓励,但创新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往往会遇到新的瓶颈。这一方面表现出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不同思维方式与经营理念同社会事实之间的矛盾。象牙山温泉度假村走向破产的时候,宋晓峰一语点破了度假村发展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对过去刘大脑袋为主的经营理念的全盘否定。宋晓峰说,农家乐根本还是要立足农家,因此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但是第10部,自吹自擂的宋晓峰也栽在了自己的手里,沦为街边卖串的落魄户。第9部中,“第一书记”郭金山的发展理念也是先做好扎根工作再借鉴新的营销手段。可见,王小蒙豆制品厂的破产并不在于王兵的祸害,而是王小蒙经营的操之过急;度假村的困境是在对的环境里做着错误的事儿,才慢慢消耗了王氏集团的巨大体量,最后让王大拿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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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蒙豆制品厂是象牙山村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代表,其与后来兴建的温泉度假村有所不同,小蒙豆制品厂完全是象牙山村民白手起家的典范。第3部里,小蒙豆制品厂被上海清美公司收购,成为清美公司在辽宁地区的分公司,但后来清美公司因为王小蒙豆制品厂的经营不善撤资。谢永强、刘一水等人的公司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刘一水夫妇甚至因为经营理念的不同险些分手。这一切都证明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跌宕与不顺,也成为东北很多企业发展的缩影。


象牙山村乡镇企业的兴衰变迁构成了东北兴衰的缩影。曾经共和国的长子走向了经济数据依靠造假的牢笼,这一切无不让人扼腕痛心。唱衰东北的主调在于东北人依然固守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方式,这种区域文化同创新创业构成了深刻的矛盾。北京、上海、南方与东北反映了创业发展的鲜明对比,无数东北人都在抱怨做买卖真的太难,但是究竟难在哪里,却没有人认真地思考过。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动乱,那么,现代化的终点是繁荣,但现代化的过程则充满荆棘。象牙山村一直在变化的社会中寻找出路,但荆棘永远存在着——乡镇企业的兴衰沉浮,家家户户的分分合合。所幸的是,每一个被击倒的人最后都站了起来,就好比喜欢落叶归根的赵本山最后也没让曾经富甲一方的自己落得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而是让自己儿子王木生替代自己成为了新的富豪,光买一条狗就花了20多万。

象牙山村的经济结构一直在变,但社会结构却稳如磐石。市场化的进程看似能击碎一切,正如莎士比亚认为钱能颠倒黑白一样。不过,东北在经历市场洗礼之后却并没有多大的改观,大家没觉得哪里变了,还是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在象牙山这巴掌大的地方,就算谢广坤成了首富,年轻人还是会叫上一声“广坤叔”,不管你认识谁以及你是谁的姐夫还是姨夫,刘能与谢广坤也同样在马路上推搡打架,打完之后还是如此,无非衣服脏了,或是少了一缕头发。

象牙山村的发展反映了所有乡土中国里民众的心声,即摆脱贫困,能成为一个过得体面与有面子的人。从这个角度看,快手里的行为怪异的人和拼搏在职场里的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变动社会虽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也就给本身没有选择能力的人带上了更为沉重的枷锁。我能够忍痛欣赏寝室楼里的精神病半夜高歌《智取威虎山》,也能面对和平大戏院里二人转演员哈哈大笑。可是精神病也许有一天会成为真正的博士;二人转演员也许只能通过吹瓶博取喝彩,靠伤害自己赚取金钱。但是他们都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们都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他们有错吗

乡9中的宋晓峰戴着金链子、穿着范思哲,走到哪里都不忘得瑟,也张牙舞爪地想削这个干那个。其实,宋晓峰这个人物形象符合了所有异乡人对于东北大哥的想象,这样的人物也的确在东北大街上、烧烤摊与澡堂子随处可见。可是,我也在龙嘉机场见过扎着爱马仕皮带,踏着菲拉格慕皮鞋的南方老板因为飞机延误而对机场工作人员高声厉骂。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乡村爱情》中的人物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适应这个社会,用自己的努力来诠释与建构自己想要的生活


寻找现代乡土想象:先去好好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

社群主义思想先锋泰勒(Charles Taylor)将人民自治、公共领域与市场经济设置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之想象,即人们想象中集体生活的方式。通过对《乡村爱情》的解构与把握,协商型治理、生活感情以及人生希望则是嵌刻在东北农村中的社会想象。村里的事儿都是大家的事儿,好好商量着面对的问题;打断骨头连着筋,大家要么一起长大要么彼此亲家,不管怎样日子还得好好过;我们续香火、谋发展,都是为了今后的日子能加舒服,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安安稳稳。这无不说明乡村永远是一个彼此构成的“共同体”,每一个人都在彼此的生活中寻找自己、彰显自己

《乡村爱情》存在的意义不应该是赵本山通过拍戏来证明自己平安无事,不应该是赵家班无休无止地表演着一出出嬉笑怒骂小品,而是通过东北农村的生活日常来展示乡村应有的面貌与风景,在吵吵闹闹中还能延续着你我他的爱情亲情,在日新月异的变迁中讲述“土里土气”的人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就像我曾经谈过,乡土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空间,不仅是乡土中社会关系的容器,也是日常生活的演绎舞台。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日常生活是同质的、重复的生活,但也认为日常生活应该体现出“向何处去”的意义,让生活从琐碎与庸常之中解放出来,所以他高呼“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在这里,《乡村爱情》将整体的社会空间分解为不同的“场”,通过不同的场中发生的不同的互动抽离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活方式,虽然难以跳出琐碎的窠臼,但全剧试图使不同角色通过不同的生活历程来达到对一种基于情感的生活意义的理解,最终归依到乡村的“爱”与“情”。

不过,《乡村爱情》之所以是想象,其在于它用戏剧的形式来搭建现实诉说理想,很多人的批评事实上是因为剧中的理想与现实中的巨大反差。象牙山村的人们似乎不用发愁吃喝住用,但是现实中广大的东北农村却因为2016年苞米收购价格的骤然降低而面对土地唉声叹气;刘能、谢广坤等人可以没事忙活着村里的大事小情,但现实中很多的东北农村也渐成灰色化的特征。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现在没有用对待共同体的方式去解决农村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把一块镜子打碎,然后再试图用好的胶水将镜子拼成好看模样,可是,镜子的形状是变了,但它却失去了应该有的功能。对于乡村而言,民主的真正含义应该是大家用大家都满意的方式来得出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就算有些人不满意,大家也不至于走向对立。把金里卡(Will Kymlicka)转述桑德尔(Michael Sandel) 的观点翻译成东北表达,就是:都是一家子的事儿,能根据感情解决的东西你非得整个什么正义,这不是有病吗

逢年过节,东北农村中挨家挨户的炕上都会坐满老少爷们,大家嗑瓜子吃花生喝茶水,村里的老人们问问城里读书的孩子生活怎么样,走出乡村的人问问家里的父老收成咋样日子咋样。女人们在外屋地做饭,偶尔说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孩子们则是三五成群里跑在暴土扬尘的路上叽叽喳喳,或者到亲戚家跟长辈磕个头,换点压岁钱或零食。生活好了大家欢宴同庆,生活不好就相互帮衬扶持。生活嘛,就是这样。

好好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吧,邻里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还是那句话,在东北乡土中孕育成长的这些小人物所构成的生活世界无不阐述了早已名扬四海的“东北第一定律”: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这种戏谑式的实用主义生活哲学彻底瓦解了乡村治理的宏大叙事,使我们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关于和谐的新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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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烧烤,人见人爱

文章 | 张力伟

编辑 | 李紫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