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21）04-0068-09
在中华民国存续的短短的三十余年间，国民政府的办公地点有南京、北京及重庆三处。在史念海看来，南京、北京、重庆三座城市是与商都、周都、秦都、西汉都、新都、东汉都、晋都、隋都、唐都、宋都、元都、明都、清都一样，都可视为都城，是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对象。然而，纵观中国历代都城空间选择和位置变化，像民国时期这样如此频繁迁都的王朝或政权尚不曾见到。更为重要的是，民国时期的历次都城迁移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关于都城选址问题的争议，是一次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内容最为丰富、影响力最为深远的论战。
关于这场建都论战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当时就有一些出版社、报纸、期刊搜集和集中排印的论文集或论文摘要集出现，如《中国战后建都问题》《建都问题论集》《战后建都论丛》《战后之建都》以及《大公报》《中央日报》《国防周报》《思想与时代》《新中华》《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等，而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王克编辑的《建都论战》是以不同的建都地点为中心，重新组织、编排了当时发表的重要文章的相关内容而成的论文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始有专门讨论这场建都问题的论文陆续发表。截止本文撰写完成，共搜集相关研究成果近20篇。已有成果主要重于对建都论战观点、原则及相应理论依据的梳理和分析，亦有研究者从近代史观（思想史）、政治学（学术、媒体与政治之关系）、社会学（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意识）、人文地理学（对沙学浚历史地理、区域地理）等领域出发展开的专门研究，他们引用的文献、研究的内容及视角虽各不同，缺乏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然已为整体性考察20世纪40年代建都问题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参照。本文基于中国古都学研究视野，聚焦于都城选址问题，对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现象进行系统探讨，期望于中国古都学、近代城市史学理论研究有所助益。
一，建都论战的起因和结果
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起因和过程，不仅与当时国际、国内环境紧密相关，更与中国抗战形势有关。
193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11月21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随后就常有人议论建都南京的得失。1940年3月30日，汪伪中央政权建都南京，于国民政府考试院旧址（今北京东路41号）办公，并发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宣称重庆国民政府为伪政府。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将重庆确定为中华民国陪都，以澄清汪伪混淆视听之举。很显然，政府的合法性与都城所在位置紧密相关。
汪伪政权成立1个月后，《青年中国》季刊上刊发了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卫挺生《梦游新都》一文。文章假设在南京屡有水患的情况下，提出了迁都江西九江、庐山及附近江湖之间的方案。新首都命名为“中正京”，中正京之外另设5处陪都：金陵、北平、洛阳、长安、重庆；10处行都：广州、昆明、昌都、拉萨、皋兰、迪化、库伦、（黑）龙江、沈阳，形成了一个由首都、陪都和行都构成的都城体系。该文内容、结构及其对战后首都及都城体系的思考和论述方式，对战后建都问题的讨论及相关文章的内容和形式都有重要的影响。
1941年3月1日，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建国必须达到国防绝对安全”的建国目标和“一切建设必须国防化”的要求，制订了《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大纲》。该文件对1942年1月至1944年底国防建设涉及基层政治、国防经济、国防社会、国防教育文化等都有详细规划。在随后开展的国防科学运动中，将“国族至上，国防第一”的观念植入社会，1942年被认为是“国防建设年”。美国卷入世界大战一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的新阶段。举国上下，莫不一致振奋。与上述一系列事件相伴生的是关于战后建都地点的激烈讨论。
1941年9月，张其昀在论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强调国民政府应执行孙中山以南京为首都的遗命。12月，钱穆就建都南京为孙中山遗命之依据提出质疑和张其昀的答复以《论建都》为题联合发表。钱在给张的书信中明言之前尽管久抱“国都必迁北方之私见”而未敢轻易发议，所以此文的发表可视作建都论战正式开始。期间，王维屏、侯仁之亦有相关论文发表。1942年仅有钱穆、斯巴脱和劳贞一的文章发表。1943年后半年，文章数量猛增。
1943年发表文章总量有43篇，1944年有34篇，1945年4篇，1946年42篇，1947年9篇。然1943年9月至1944年6月，发表文章共有61篇，到了“车载斗量”“载不胜载”的地步。难怪时人李旭旦认为：“最近数月来，国都位置成了问题，国内贤达纷纷立言。”1945年初到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后，报刊上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一现象当与政府有关。然1946年11月15日，吴稚晖在致国民大会开幕词时提出了“以南京为典礼国都，以北平为政治国都”的建议，并希望参会代表“研讨出一个完美的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国都问题今日已成国人心目中极普遍的问题”，国民大会上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之一。国大之后，虽仍有贺昌群、徐高阮、高仲捷等人发文力陈建都事宜，仅能视为论战余续，因为返都南京已成事实。至1948年1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北平为陪都，建都论战彻底结束。
国民大会之前发表的文章大多集中于《国防周报》《思想与时代》《新中华》《大公报》《东方杂志》《地学杂志》《地学集刊》《华侨先锋》《东南日报》《邵阳中央日报》《中央党报》《新经济半月刊》《新使命》等报刊杂志上，诸多文章又多次被不同的刊物、机构汇编成册。国民大会期间的文章集中发表在《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新中华》《思想与时代》《建国评论》《中央周刊》《学生杂志》《革新（南京）》《自强月刊》《建苏月刊》《现代文丛》等报刊上。前期讨论中，首都地点相对集中于南京、北平、西安、武汉4座城市；后期集中在北平和南京2座城市之间，后者争论更为激烈。
二，主要观点及其立论依据
都城所在地的选择及其建设，对每一个王朝或政权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自古帝王维系天下，以人和不以地利，而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都城地点的选择和确定不是偶然的，是多种要素的综合体现。从历代王朝的政权治理来看，其目标便是国运长存、国家安全与稳定。国家稳定是指王朝或政权控制境域的百姓安居乐业、百官各司其职，经济、社会安定祥和。国家安全则指无外敌入侵，边境无军事活动。历代王朝的稳定和安全与其都城位置休戚与共，这也是20世纪40年代各种建都观点的立论前提和目标。
中国地域宽广，可以选作国都之地的都市颇多。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中有近20座城市和区域被推选出来作为战后都城的候选城市和地区，其中西安、武汉、南京、北平是主要建都地点。傅孟真、纪文达、沙学浚、陶孟和首选建都北平，其次才是南京。《东南日报》、封开基、王世超主张都城首选南京，其次才是北平。谷春帆主张建都东北，其次北平。《大公报》、荣贞固亦主张以北平为宜，其次为西安。何国维主张建都武汉或西安，而以南京为陪都。崔书琴则主张建都北平，或选择适当而又合于公论的地点。金兆梓早期主张建都北平，后期转向建都南京，还曾主张暂都重庆。历史上著名古都，如长安、北京、洛阳、南京以及作为近代革命策源地和地理中心的武汉都是被重点选择的地点。
4大著名古都之外，论战中尚有十余处其他城市或地区被选作未来之都。它们有两大特点：一是，它们被提出的时间在国民政府返都南京之前；二是，它们所在区域位置依然体现了古代都城选址原则，如天下之中，洛阳本就是这一原则的代表，九江、襄阳、长沙、兰州均缘于此；长春、松辽东北地区则有“天子守边之意”；济南、青岛、苏北等则为实现南北均衡发展之目的。至国民大会召开之后，建都地点的争议集中于北平和南京之间。《中央日报》11月21日发表了国大代表张其昀主张建都南京的文章，11月30日转发了北方300余名代表主张建都北平的信息，12月2日又刊载张剑鸣定都南京论，争议的焦点是迁北平还是都南京的问题。正如崔书琴所言：“我国不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所以我们的问题并不在选定某一地点去建筑一个新的首都。因此像在九江、庐山及附近江湖间地区新建首都那样的主张，是可以不必深加考虑的。”“我们需要在原有的、较大的、富庶都市中选择，这样可以将建都节省的人力、物力用在旁的建设事业上去。”这一建都空间特征恰是近代以来地方势力增长及割据社会形态在政治领域上的反映，也是近代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的一次横向比较。
综合分析百余篇文章，不难发现建都地点选择的主要原则，当综合考虑其历史、地位、文化、力源、气候、安全、交通、国策、景物、设备等各方面条件，简言之则有：（1）历史悠久，享国久远的古代旧都。（2）地位适中。由“天下之中”的概念发展而来，又引申为地理中心、几何中心、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人口中心等。如首都须在全国中枢区域或核心区域之中央或其附近的边线、应位于国内交通便利的中心地点；接近全国最富庶之区，取得人力物力支撑；应接近国家经济上最重要的区域、临近交通经济中心及重工业资源、户口繁密和人文荟萃之地。（3）地形险要，可攻可守；既便于观瞻，又利于防守。（4）气候与环境适宜，有利民族优生。（5）革命发祥之地，或根据地等。沙学俊认为首都之地应重于领导建国，首都位置的选择，除历史、地理（包括气候地形、经济、交通、聚落、民族等）两大因素外，尚须考虑到与权力很有关系的国策与力源两大要素。地点不同，选址依据自然也就不一，各说各的理，正如钟少华指出的那样：“论战的综合效果之一就是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学者，对于中国首都研究的水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都能够罗列一堆资料，并且自以为是地不受干扰地加以证明。”
比较各地建都条件，主张建都南京、武汉者相对重视经济因素；主张建都北平、西安者则更为重视北部陆防；主张建都南京、北平者重视海洋权益与国外发展；主张建都武汉、西安论者又重视国内建设与国防安全等，很难选出一座十全十美之都城。正如谷风所言：“兰州为西北之门庭，西安为西北之堂奥，惟因整个西北人口仅占全国之十分之一，绝难建都。洛阳、开封原为中原之目，惟因黄河为患，虽远胜兰州、西安，仍非理想首都。武汉位于江浙、巴蜀之间，人物均称丰厚，水陆交通俱便，地位稍嫌隐蔽，而有国防安全之利。北平为我国近六百年之旧都，在黄河以北具有优越形势，距海不远，且易控制东北及全国矿藏丰富地带。惟距全国经济文化之中心地区太远，为其弱点。南京位于长江下游，近百年来突飞猛进，隐然已成全国产业金融人口之中心，为海禁大开后之骄子；惟因距海过近，外患可虑，是其缺点。”正因为如此，也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建都之争无疾而终的结局。
以上论述是在假定所有论战参与者，包括决策者都基于客观的立场，无论是就政治、经济因素而言，还是从国防战略角度入手，都本着公信在申明主张。其实，都城的选址与意见表达，都有强烈的主观意志。意见相左者，不全是因为所考量的客观因素偏重不同，也有主观意志甚至私心，如个人动机、地域情感等。李旭旦开篇就声明自己不带有地域偏好、没有私人利益，但又说道“对南京有一些感情”；而从主张建都兰州的文章中明显地体会到作者较为激动的情绪。所以，论战参与者的背景与主观意向可能是需要考量的问题。钟少华强调了论战者地理、历史专业背景之差异，这只不过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因为地理学中不仅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学之观点的不同，还有与其他学科背景，如社会学、政治学等学者之间的差异。受论文篇幅及研究主题所限，本文暂不讨论这一复杂现象。
综上所论，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是一场在抗战后期由知识阶层发起，被国大代表利用的，关于战后都城选址问题的大讨论。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影响了建都论战的主要内容及进程。1940年初至1943年第四季度之前为论战酝酿期，1943年9月至1944年底、1946年末为高峰期，抗战胜利前后至1946年11月的国大会议之前为低谷期，国大会议之后渐渐平息，至1948年1月结束。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以前，参与论战的主体为知识阶层，国民大会期间的论战主体则为国大代表，两种身份往往又是合一的。建都论战中提出了诸多建都地点及其立论依据，各种观点纷乱杂陈，我们显然很难以常规论战，或二元论的方式去厘清各论点之高下，但我们可将各建都观点及其立论依据作为整体进行分析，来探究这次建都问题讨论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三，学术价值与意义
都城选址是一个比较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前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胜利后能否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以及战后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国防，陆防还是海防，均衡发展还是集中优势，发展重工业还是传统经贸等等问题，都是社会各界、国民政府必须慎重和全面思考的，这也是讨论建都问题的前提。在战后国策没有确定之前，新都选址，势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诸多问题注定了近代建都问题的复杂性。
从最终结果来看，20世纪40年代的建都论战并没有影响国民政府首都位置的选择，分散的建都观点及其被国民政府无视的状态，是当代学者对此次建都争议长期疏于研究的主要原因。但论战中关于历代都城空间选址、国外都城位置和相关理论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国防和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考等之于中国古都空间的认识和研究，则意义非常。
（一）对历代都城选址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历史记载是成功与失败的证迹，虽不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但可以考古求今。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之成果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古都空间观，有助于对中国历代都城空间形态的把握。
其一，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历代王朝都城发展规律及特征。张君俊、黄廷柱等系统梳理和统计了历代建都时间、地点，得出历史上享国最久之都、短促之都、高纬度之都的认识，是为战后择都的历史依据，在当时即被广泛引用。
其二，总结历代都城的建都原则。此次论战基于对西周洛阳、西汉长安、北宋东京、明代北京定都经验的历史总结，申明了天下之中、山川险要、天子守边、门庭与堂奥腹地等都城基本选址原则。
其三，总结了历代都城选址的微观地理环境要素，主要分析了四大古都（指西安、北京、洛阳、南京，对开封、杭州虽有论述，但相对要少得多）都城选址条件，如历史、地理、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优势。
其四，历代都城空间意向的地方化。如“建都北方者享国长，建都南方者享国短”“由北治南者强，由南治北者弱”“北人南走强者弱，南人北走弱者强”，强化了南北方地域文化的认识。再如基于“勇而进取者求近敌，和平而保守者求居中，怯弱图存者求远敌”的认识，历史上的都城则有进取、保守、苟安之都之区别。进取之都有：明永乐迁都之燕京、宋太祖奠都之汴梁、周武王奠都之镐京、秦都咸阳、汉都西京、隋唐都长安。保守之都为周平王之洛邑。苟安者之都有：东晋都建康、南宋都临安。其五，总结了历史时期都城空间选择方式及其发展特征。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都城空间选址中多有讨论，最典型的就是西汉初年娄敬、张良劝谏刘邦定都关中一事。沙学浚依据王朝历史中都城空间变化，提出了西安时代和北京时代以及南渡时代和西迁时代的观点。
最后，在如何吸取古代建都经验上亦有很多可取之处。如徐高阮评价国防建都论者“总以师中国历代定都用意”，但假如我们以古人为师来定都，自然应该以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为师。假如我们专就军事安危来着眼，自然应选择一个距威胁较远的地带。张良的用意不是苟安，而是务根本。毫无根据的想比隆汉唐，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绪选择国都，是和留侯的精神完全相反的，这一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二）对域外都城空间文化的借鉴
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域外都城选址空间的借鉴。《新中华》杂志社将“各国首都之海拔与海距”与“中国历代首都”“中国之都市”一起编入论文集中，即为便于比较和学习之用。吴景敖以前苏联建都莫斯科、土耳其建都君士坦丁堡、美国建都华盛顿、德意志建都柏林以及英国、葡萄牙、日本建都特征为例论述中国建都问题。王世超举以“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俄国的莫斯科，意大利的罗马，并不是全国之中心”之事实，佐证其国都位置不必为全国中心之说。谷风分析各国选择国都意向时指出：倘使一国领土面积不大，国内地理与人文诸条件平等发展的话，国都便选择在国土中央，如德国之都柏林、西班牙之都马德里及波兰之都华沙。当然拿外国首都位置作为中国首都选址的依据亦遭到了批评。
其次，以西方城市分布理论作为建都论战的武器。如柯尼希关于建都交叉路口、要塞与谷仓三个条件就被国人广泛接受和运用。民族生物学家则以“气候之能影响于国民已为健康中外地理学家所公认”为据，提出建都西安的意见。其他如希腊物理学家希波拉革拉第、法国之孟德斯鸠、美国之散普勒和亨廷顿等研究结论均被利用。
（三）对中国未来发展之路的预判与思考
近代都城选址既要密切注意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之发展趋向及其对中国之关系与影响；还要想象着中国与世界在战后及三五十年后各是什么样子，不可只看中国，如中国工业化成功了多少，敌友关系是否与今日完全相同，不可只看现在。历史是演进的，对新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有新的时代眼光和新的理论根据。论战者依据对战时以及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等的判断，提出了诸多不同的建都地点。假如抗战胜利以后能够彻底扫除日寇武装而致东亚永久和平，或日寇至少能在数十年内不能再起侵略，则应定都于各种条件均备的北平。假如抗战以后国际形势不能尽如人意，则应建都西安。中国战后建国应采取积极态势，都城要能以“控制全国的最重要军区为第一要义（海陆空）；以控制全国的最重要重工业区为第二要义，以控制全国交通中区为第三要义（包括海洋交通）”。
20世纪40年代都城选址思想源自于：一是传统中国的建都经验，二是世界强国的建都特点，三是基于当时中国未来发展国策之分析。近代都城空间选择不仅延续和使用了古代都城空间选择方式和理论依据，其位置特征还深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是影响近代都城空间生产的关键要素。因此，在中国古都研究与都城遗址保护中，研究者更应坚持“历史起点，当代情怀和世界眼光”的基本原则。
以上三点即为20世纪40年代建都论战之与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所在。
四 结论
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人对战后中国在国际局势发展中状态也难以估计。战后中国的威胁来自西北大陆、东北地区，还是东南沿海等等不确定性因素，都将影响中国国策之制定和都城空间位置之选择。另外，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自觉、地方自治意识的增强，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士绅阶层参政、议政形式的改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在南北方之间、东南沿海与西北内陆之间的显著差异等等现象都增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与政治结构的调整。由士绅演变而来的新知阶层，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获得立足之地，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所以，当抗日战争出现转机，政府发出在国防战略下进行抗战建国的命令之后，新知分子纷纷就建国的首要问题——建都建言献策，尽管他们对政府的批评相对温和而克制，但是我们透过字里行间依然可以窥见传统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学术责任与担当。
从整体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的建都论战现象是社会矛盾与自由理性的统一。所谓矛盾是整体之中个体观念之间的相互抵牾，理性则指近代以来社会新知阶层对世界整体认识水平的提高与深入。近代建都立论依据体现为对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创新，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与融合，国内与国际社会联系之加强。正是基于这样的复杂环境，建都论战让国民政府的都城选址问题变的更趋复杂，论战中形成的处处可都和无处可都的印象也为国民政府返都南京提供了“口实”。这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建都讨论，最终既不能为国民政府明确指出战后的建都地点，也没有为国民政府战后返都南京提供内在的逻辑依据。如果蒋介石所谓政府所在地即首都的命令，还只是为了平息迁都冲突的说辞，那么战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一定是其昭示胜利的必然举措。这种特定决策的产生，首先取决于社会的压力，其次才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但是，那些参与建都论战者，无论持何种观点，采取哪些原则；无论是出于公信，还是暗藏私念，毕竟都曾经置身其中，审视他们周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