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冲突：权力等级与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符咒

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八十年间中英之间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礼仪冲突，跪拜受到一次比一次的严厉挑战，清廷最终不得不完全放弃。列强使节从跪拜到鞠躬的历史变迁，恰是天朝走向衰落的轨迹。

乾隆五十八年，英王特使马戛尔尼（旧译玛戛尼）使华，谋求建立两国长久开放的商贸关系。此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使团访华事宜致信清朝两广总督。署理总督郭世勋接信后，上报皇上时特意模糊了英使来华的真实目的，只说是来向皇上进贡祝寿的。因之，皇上爽快地答应了使团来京。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1793年7月25日)，英使团在天津大沽口登岸，随后再乘船沿白河运河进京。船上被强插上“英吉利贡使”旗帜。

自从英使在大沽登岸后，谒见皇帝礼仪就成为外交谈判的主题。直隶总督梁肯堂、钦差大臣徵瑞、军机大臣和珅先后与其反复交涉。中方要求英使像其他皇朝属国一样对皇上跪拜，而马戛尔尼认为他是英王代表，英王与中国皇帝一样伟大，两国之间应平等相待。

乾隆很快通过谈判大臣的奏折与英使表文知道了英使来华的真实意图并非仅为进贡祝寿，而是托名庆寿谋求商贸利益，企图仿澳门先例，使用舟山附近小岛，作为商人存货与居留之地，并在北京常设办事处，不免心生不快，天朝上国的威权遭到挑战，因而，坚持使团觐见必须跪拜，变成了惩罚性措施，以此维护天朝皇帝的绝对权威，从而深折英使的不臣妄想。如果英使真是来祝寿进贡的，或许乾隆不会过分纠缠跪拜，心理满足之余，对于远方来宾，甚至可能像他父亲一样，与英使握手，展现上国君主的博大胸襟。

谈判取得成功总是要经过讨价还价的，最终在双方设定底线内找到契合点，从而达成协议，绝不可能完全屈从一方的意愿，除非使用强权。否则一定是谈判破裂，那样也就没有乾隆接见英使的历史。在现代国际交往规则系统形成以前，关押甚至杀戮使节的事情屡见不鲜。东亚南亚长期以中国为中心，中华文化与物产强势输出，形成了周边各国朝向中国通问交好的历史潮流，从此铸就朝贡制度。不要说现代化以前，文明程度与国家实力的实际巨大差距，养成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与外交礼仪原则。就是在当代国家主权平等得到普遍认可的情势下，各国的影响力与实际权力也是不同的。大国强国有机会推行自己的观念与政策，更不必说几个世纪以前了。因此，在清朝以前也就谈不上树立国家平等观念与规范的对等交往方式。

历史上，中国并不否认有其他国家存在，只不过从双方交往的需求与倚赖程度上看，对方更离不开中国，甚至在本国发生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时，请求中国帮助。长期地域性的国际交往，养成了中国的骄傲，把他国的国王或使节到来视作羡慕归化的表现。其实，贡品的丰俭无足轻重，关键在于朝贡是臣服的标志。当世界现代化发生并加快步伐之际，再以朝贡心态对待完全陌生文化类型国家的使者，就不能驾轻就熟如愿以偿了。也许马戛尔尼是第一位对跪拜提出质疑的外国使者，在不容置疑的问题上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取得了些许进展。然而，乾隆并没有决定择日单独接见英使团，而是像对待其他贡使一样，允许他们赶往承德出席万寿庆典随班行礼后，再召入殿中问话。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9月14日)，皇上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帐殿接见了使团。马戛尔尼如何行礼，历史说法各异：一是按中方要求行三跪九拜礼；一是使用本国觐见国王礼；一是谈判议定的变通之礼。前两种说法乃是中英各自的自吹自擂，只有第三种折中方案才符合实际。

英使团在帐外与上千名官员执事、各国贡使一道序立，随班行礼时，没有像本朝官员那样三跪九拜，而是三屈膝九俯首，只不过保留了迈右腿习惯。入帐觐见，马戛尔尼趋前单膝跪地，双手托装有英王国书的金匣过头，乾隆帝从匣内取出国书。或谓马戛尔尼手托国书，由御前大臣接过转呈皇上。两说大同小异，皆表明皇帝除近侍外，从不亲取他人呈递之物的礼仪惯例。

这是数度交锋取得的成果。与马戛尔尼进行最后谈判的是军机大臣和珅。为什么在觐见几近搁浅之际，突然出现转机，可能是满洲固有的旗礼请安为礼节变通提供了契合支点，从而促成妥协。无论如何，乾隆没有必见英使理由，英使觐见意义只是天朝再增加一个朝贡国，而无显见的现实利益；英使则不同，觐见不成则有负使命无法开展后续外交。双方心态期望值迥异。在谈判中，英使处在完全陌生的国度中孤立无援，所能坚持的原则与所要冒险的代价始终成正比，为了减低被拒见风险，不得不下调底线。和珅向以狡黠聪慧著称于世，他与马戛尔尼会谈细节已无从考证。

从乾隆很快接见了英使上看，中方放弃了三跪九拜，允许英使屈膝单跪行礼。如果清朝以往不存在类似礼节，怎么也不可能在事关天朝威权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众所周知，清朝传统的礼仪操作系统中，一直存在着旗礼。旗礼虽然没有通行全国，却在旗人社会中流行，备受重视，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打恭、作揖、跪拜等礼节。旗礼主要由屈膝下蹲俯首等连续动作组成。

马戛尔尼的努力与礼仪付出，只换回了觐见，而肩负的在北京设立办事处与洋行、英商在广州地区自由贸易、划舟山小岛归英商使用、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免税或减税等六项使命，没有一件获准。英使怀着怅惘与遗憾离开了中国。回国后不久，因礼仪上的让步未能获得期待的结果，而陷入舆情指责中。付出代价换得显效是智慧与功绩，反之就是愚蠢与罪过。世事成败从来是只问结果而忽视办事过程艰难的。不过，使团成员留下的五部旅行记、日记，其中副使乔治·伦纳德·斯丹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最为流行，都未对社会上的质疑做过多解释，只笼统地说是按照最正式外交礼仪进行的。他们深知如果公开了为能见到中国皇帝曾做出礼节上让步的真相，在无功而返的严峻现实中，无异于火上加油自讨苦吃，尽管谈判毫无成果的责任并不在于使团。费尽周折觐见中国皇帝的实际意义，因无后续成果而烟消云散。

诚如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指出的：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从此西方人开始修正昔日的中国印象。中国不再像莱布尼茨、伏尔泰或耶稣会士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相反证实了此前六十多年（1731年）的《环球纪游》的预言：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此倒阻止了他们进步。欧洲不再迷恋羡慕中国，转而对他实行了炮舰政策。［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译），第5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英使团赠送礼品十九类近六百件，诸如天文仪器、前膛枪、望远镜、机织品等等。其中，英国最大最先进的配备110门火炮的君主号军舰模型，尤引人注目。精心制作的炮舰模型无非是在炫耀技术先进，同时也夹带着武力威吓意味。然而，巨型先进炮舰模型展示的制海权意义，对于长久执行禁海政策的大陆农业国家来说，一时难以激发乾隆君臣的战略思维想象力。其实，除了炮舰模型外，其他的礼品，大都早已传入中国，在宫廷与上流社会中并非稀奇之物。清朝人尚未洞察这些器物背后的哲学、工具性思维的性质、作用与未来意义。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英王又派特使阿美士德（旧译罗美尔都）循当年马戛尔尼故道来华拓展贸易，寻求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使团抵达大沽后,钦命工部尚书苏楞额等为接待大臣。像上次对待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仍在使团的车船上高悬“贡使”旗帜。同时开始了觐见皇上礼节的谈判。尽管英使团行前曾得到外交大臣允许：只要能达成出使目的，尽可能顺从中方的要求。而正副特使会商后，还是决定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妥协只是为了见到皇上而不能开拓两国商贸关系，因之坚决不同意跪拜。苏楞额见无回旋余地，便奏请皇上答应英使的折中方案，朝见时单膝下跪低头三次，并重复动作三次代替三拜九叩。结果惹怒皇上，换回了切责与革职。

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继续与阿美士德谈判。当阿美士德提出采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所用的礼仪时，“和世泰突然变得非常激动，说就像只有一个太阳一样，只有一个大皇帝。他是全世界的主宰，所有人都必须向他表示敬意”。坚持觐见必须跪拜。英使不屈始终不应允。和世泰决定冒险，他上奏皇上说英使“起跪颇不自然，尚堪成礼”，演练跪拜多次，已有长进。嘉庆得报，定于8月29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接见阿美士德。

和世泰8月28日晚带领英使团从通州出发，到西郊圆明园已是29日凌晨。使团一路颠簸人困马乏已疲惫不堪，这正是和世泰所希望的状态。召见时刻迫近，和世泰与礼部尚书穆克登额来到使团临时休息之所，以命令口吻让阿美士德进宫朝见，阿美士德以连夜赶路已疲惫不堪，且行李车未到，无法穿戴正式礼服手捧国书觐见为由，拒绝立即进宫。问题的关键还是他到此也没有从和世泰、穆克登额两人口中得到皇上明确不跪拜的答复。两人上前拉扯，闹到剑拔弩张地步，也未能顺利进宫。

和世泰就是想趁英使极度疲惫之机，强行带之进殿朝圣时摁倒磕头了事。不想，遭到阿美士德严拒。和世泰的如意算盘顷刻化作泡影。事已至此，他不得不故伎重演再三再四蒙骗皇上。“初七日（8月29日）早膳后，卯正二刻（6时30分）。朕传旨升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奏称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令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四次推脱谎报的结果可想而知，嘉庆愤怒之极，认为“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同时惩罚和世泰与穆克登额，分别革去二人的理藩院尚书与礼部尚书之职。

今天看来和世泰的做法过于愚蠢粗鲁，完全不顾基本的外交礼仪，不过二百年前，英使到访在清朝君臣眼中仍然是朝贡臣服的慕义行为，而不了解其身后的国家实力与文化背景。和世泰不走运就在于未能实现计划，假如真的将阿美士德骗入殿中摁到磕头，也许事后不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受到奖赏，毕竟这是折冲来使气焰维护皇上尊严的忠勇行为，当场教训了未经王化的番邦夷人。

本次英使团副使乔治·托马斯·斯丹东（旧译司当冬，又称小斯丹东）并非等闲之辈，十二岁时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跟随使团访华，曾受到乾隆接见。他的父亲乔治·伦纳德·斯当东时任副使。二十三年前的一幕记忆犹新，他比使团其他成员更清楚跪拜不等于打破商贸壁垒，昔日礼仪让步没有换回应有的回报，反而在国内招致谴责。因此，在使团到达大沽之日起，面对清朝无休止的礼仪纠缠，他始终反对接受跪拜。并建议把“哪怕会导致使命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作为觐见礼仪谈判底线。所以到达圆明园之际，因跪拜问题悬而未决，才会拒绝进宫。

英使团出京，皇上怒意稍解，派人追上使团，酌收五十二件礼物，回赠珍玩与《赐英吉利国王敕谕》，并特许使团沿大运河南下，经由广州至澳门归国。《敕谕》将本次觐见失败，完全归咎于使节失礼。《敕谕》言道：“（正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之甚也。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尔使臣既未瞻觐，则尔国王表文不便进呈，仍由尔使臣赍回。”轻蔑与傲慢之态毕露无遗。殊不知“同称患病”是他忠实的臣仆为规避责罚而编造的谎言。七十五年后，英国外交部将《敕谕》交还给了中国使节。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1891年）正月二十七日记：“今启视之，则匣内復以黄绫包裹竹筒，筒内有函轴，展视则嘉庆二十一年仁宗睿皇帝赐英吉利国王敕谕也。”

皇朝为什么对跪拜这样敏感这样珍视这样眷恋？缘于维系皇权绝对权威的政治需要。绝对权威产生于臣民的匍匐中，没有了臣民匍匐，也就动摇了皇权绝对意志的基础。凡见皇帝必拜，概莫能外，如果在正式场合，更改惯例允许番邦使臣不行跪拜之礼，不但极大伤害了一统之君天下共主的世界形象，而且传扬出去，影响就要超出特例恩赏意义，对日后的国际交往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习惯成自然，人们对于跪拜的屈辱性含义的感受变得迟钝了，而且美学方面的成就把跪拜礼的采用美化了。但是，不论把跪拜礼说得如何合理化，多少年以来，这一礼节始终是卑贱屈从的象征。”

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的耻辱，列强已经在北京开设了使馆常驻使团。同治登极后，以英国公使魏妥玛为首六国公使，屡次提出觐见皇上，朝廷屡以皇上年幼婉辞。时至本年正月同治亲政，1873年2月24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请求觐见皇上呈递国书。到此朝廷也再无理由推脱。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祥与公使团交涉觐见礼节。朝廷没有什么新意，还是老生常谈，仍然要求各国公使在觐见时行三跪九拜礼。文祥可谓忠勇有加，在双方就觐见皇上行礼方式问题会谈时，一再要求公使必须跪拜，遭到公使团一致回绝时，愤怒无比，以致到了拍桌子摔茶杯的地步。真不知他在十二年前代表朝廷与英法联军签定城下之盟《北京条约》时，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是否也如此勇猛。抱定见皇上必拜的顽固信念，倘若公使觐见不行跪拜礼，就比割地赔款的耻辱还要令人颜面扫地心痛无比。然而，时过境迁，朝廷主张丝毫未变，但支撑主张的实力与情势早已今非昔比。

1873年不是1816年，那时使节不跪拜可以驱除出境，更不是1793年，大清国在世界上独领风骚不可一世，能够迫使使节下跪。两次战败的历史，已经失去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底气与实力。双方经过四个月反复商洽，朝廷只得接受现实，同意废除跪拜，采用西方流行的外交鞠躬礼。不过，文祥的坚持与勇敢也不是一无所获，终于为朝廷挽回了一些颜面，把通行三鞠躬变成五鞠躬。三鞠躬之外增加两鞠躬，美其名曰“加礼”。1873年6月29日，在中南海紫光阁，英法等六国公使依次觐见，五鞠躬并亲手呈交国书。从此，中国的外交礼仪翻开了全新的一章，彻底告别了跪拜。清官方对此外交礼仪变革的记录十分简单，六月壬子（五日）“上御紫光阁升座，各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清穆宗实录》记录同样简略：“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和兰使臣费果荪，于紫光阁前瞻觐。”显然是失落心有不甘，模糊记录了事。

迫不得已放弃了君前跪拜，不等于立即放弃了跪拜观念。抱定君主神威观念不放的人仍在制造神话自欺欺人，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记：“巳刻（十时），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各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类似的自编自导的故事曾让许多人深信不疑激动不已，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梦中酣睡，尽管国家已经处于重度危机之中。

在以后的现代化道路上，跪拜阴影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宫廷的跪拜，官场的跪拜，家庭的跪拜，社会的跪拜，每天都在发生的形形色色数不清的跪拜与反跪拜冲突，折射出守旧与革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跪拜的核心是权力等级与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符咒。中华民族在几千年跪拜的虔诚与敬畏中团聚，同时也在跪拜中丧失了率先转变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