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在北京大院长大的青年导演，一群在唐人街的至暗年代里也要舞出自己的华裔舞者们，在旧金山相遇了。接着，导演杨圆圆用六年的时间，以影像记录下她们向死而生的舞。11月5日，公路歌舞片《女人世界》将在全国艺联专线上映。
六年间，这部跨越代际的女性生命之书里，疫情、死亡、孕育新生、癌症，如列车般飞驰而过。
不变的是，舞从未停过。
文｜ziyu
童话故事中，天鹅会在死去之前跳最后一支华美的舞。而《女人世界》，也由余金巧（Coby Yee）的一句“这是我的天鹅之舞了”拉开帷幕。这是余金巧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拉斯维加斯的酒店里，她和她的伴侣史蒂芬·金（Stephen King）正做着最后的登台准备。92岁的她，在史蒂芬的帮助下，一层一层穿好她亲手缝制的、繁复的表演服。银舞鞋、黑礼服、白纱水袖、富丽的云肩和头饰，配一把红折扇，一件不落。接着，他们手牵着手，走向通往舞台的电梯。安静的酒店回廊里，她云肩的亮片碰撞在一起，一路留下清脆而持续的响声。电梯门开，宝乐思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的主持介绍词响起。“她被称为‘中国最大胆的跳舞娃娃’。当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妻子看到她的表演时，曾把她与‘吉普赛玫瑰’相比，并说：‘甜心，你比吉普赛还吉普赛。’她将和她的搭档史蒂芬同台表演……”热烈的掌声之后，一切又归于寂静。接着，史蒂芬唱起乡村经典《I Just Want to Dance with You》。歌声里，余金巧的水袖如蝉翼般舞动。她俏皮地笑着，曼妙的舞步里，少女的纯真与岁月的皱褶，有着很好的回音。史蒂芬动情地唱着，温柔地注视着她。随后，她将头饰、披肩一件一件褪去，黑色短裙的亮片随着旋转而闪动。舞台没有复杂的布景，仅是两人的存在，就将空间填得很满。这是余金巧跳舞的第86年。在美国唐人街夜总会的鼎盛时期，她曾是一名风情舞女星。时间再往前推，儿时的她，是家中洗衣店的得力小帮手。一天，熨烫完上百件衣服后，她暗暗在心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子做这样的事。6岁那年，她开始跟着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从洗衣房到人行道，年幼的她舞个不停。后来，她被送去了舞蹈学校。在那里，有人告诉她，如果想去更大的场子，就要穿得更性感些，妖娆地摇晃肩膀和臀部……她打心底里抗拒，但在当时，华裔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听说艳舞的薪资是踢踏舞的4、5倍之后，她便也接受了。同一时期，许多像余金巧一样爱跳舞的女孩，为了生计，源源不断地涌入夜总会。子夜时分，她们会穿戴着富丽堂皇的头饰和闪亮的时装，在舞间，将衣服一层、一层脱下，直至只剩最后那一件。乘坐灰狗巴士到来的白人游客们鱼贯而入，在纸醉金迷里，观赏具有“东方风情”的舞蹈。甚至连比利时国王，也在50年代来访过她的现场。余金巧不在意、甚至讨厌这些虚名。当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她的大腿，她真正在意的，是自由地起舞，和她的时装。她的母亲是孤儿，有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并自学了缝衣服。她将妈妈的天赋继承下来，演出的三幕舞，每一件衣服，都是她亲手设计与缝纫的服装，一直到今天。2018年，在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邀请之下，杨圆圆来到旧金山，展开关于20世纪演艺圈华人女性的研究。从伍锦霞到黄柳霜，她寻着前人的脚步，揭开被遮蔽的历史。一次契机里，她来到了“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的排练现场。这是杨圆圆第一次见到余金巧。她一上台，杨圆圆便愣住了。那场排练里，灯光师正在调试设备，忽明忽灭的光线里，空灵的《Siboney》响起。她荧光绿的衣服随着一圈圈转身，如同一只蝴蝶般跃动。杨圆圆感到，自己就好像掉入了一场幻梦。那一天，29岁的杨圆圆，被91岁的余金巧勾住了魂。人生里第一次，她萌生了要拍一部电影的念头。彼时的她还未料想到，这一影像旅程，也将长达六年之久。六年里，她无数次看见余金巧起舞。每每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总有跨越时空的剧场，无数个过去和当下的影子，幽灵般地交叠在一起。而她们相遇时，恰巧是在余金巧人生里一段奇异的时光。此前，盛名之下，曾有多位记者与导演纷至沓来，想要找她采访或拍摄，但都吃了闭门羹。因为，在夜总会的日子，从来不是余金巧的理想选择。影片里，她向杨圆圆展示着一本相册，满满当当的报道与广告剪贴画。而她的写真旁，总有充满着“东方主义”凝视的注脚。在一则演出信息里，她被称作“龙女”。她翻了翻相册，旋即便又合上了。“这是我想要忘却的记忆。”她说。成吉思汗俱乐部的舞台照（1950s），中间为余金巧2010年前后，她遇见了都板街舞团。创始人方美仙（Cynthia Yee）的一位朋友在失去丈夫后，成日沮丧在家，不愿出门。方美仙想：“你还有很多人生的路要走呢，不能这样颓丧下去。”于是，2004年，她拉着朋友，开始跳起舞来，从2人，到4人，再到今天的10人。这支由离异或丧偶暮年女性组成的怀旧舞团，分享着变美与性感的秘诀，从世界各地剧院的商演，到医院、养老院的公益演出，一路跳、一路欢笑。坐在轮椅上的退伍老兵，也要站起来和她们共舞。“对我来说，最动人的，就是当观众看着我们，他们的眼里开始重新焕发生命的光彩。我总被这样的眼神深深地打动，它让我们的表演变得很真很真。”舞团成员陆玛莲（Marlene Luke）说。在都板街舞团的感染下，余金巧才终于与过去和解。又一次开始演出的她，这一次，只为自己而跳。起初，在她眼里，杨圆圆是一个有些执着而奇怪的“小孩”，对她们的过去如数家珍。她们约了在旧金山再一次相见，杨圆圆给她写了邮件，接着收到了一封充满着乱码的回信。所有的字母都是大写，凌乱的空行，门牌号也写错了。她费了一些劲才找了过去。余金巧问她是从哪里来，听后惊讶道：“哦……你不是来自唐人街，你来自中国！”一位在北京大院里长大的青年艺术家，一位被淘金热潮裹着漂洋过海到旧金山的次代移民舞者，和一整个复古舞团的奶奶们，命运自此有了深深的交织，成为了家人一般的存在，甚至是模糊了时间。余金巧有时会忘记杨圆圆的来处与年纪，时不时问起她：“你还记得吗，60年代，当时我们在旧金山……”上世纪40至60年代，中国城夜总会正值鼎盛时期。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上海俱乐部” 、“成吉思汗”、“大观天台”等四五家夜总会，而紫禁城夜总会（Forbidden City Nightclub）是其中最具盛名的一家。余金巧在每一家都跳过几年。这里的歌舞表演（cabaret entertainment），有着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风格的吟唱、惊艳的杂技，以及最负盛名的“宝乐思”（Burlesque）——一种以性感、讽刺为主的滑稽剧。她的父亲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和其他许多当时的华人移民一样，除了经营杂货店，他也开了一家洗衣店，店后隐藏了一个小型赌场。这是历史的暗角，华人被限制在唐人街及其周边地区，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又由于法律限制，只能从事餐饮业和娱乐业。十九世纪，随着加州淘金热的兴起，大量中国劳工进入美国。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排华法案》，限制华人移民。绝大多数华人移民无法合法进入美国，许多在美华裔也面临身份问题、家庭分离和生活困难。当时的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他们的偏见，甚至是视其为“黄色威胁”、“脏污的”、“异教徒”。像余金巧这样的年轻宝乐思舞者，面对的大部分观众是白人男性。他们怀揣着物化的异域风情肖想，一面渴望享受“中国娃娃”的演出，期待着与她们调情；一面堂而皇之地表达着对美籍华裔社区的种族主义恐惧。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华裔”成为一个异域风情的符号。亚裔舞者们通通被冠以主体性模糊且国别错乱的名字，比如中国的吉普赛玫瑰（Gypsy Rose Lee）、中国的诺埃尔·托伊（Noel Toy）等。对于她们而言，进入夜总会是一个生存需要与反叛精神交织的决定。尽管面临着他者化的凝视，但在台上纵情地绽放魅力、表达自我，也是去除种族主义扁平叙事的反抗。与此同时，女孩们也面临着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在保守的社会里，露出大腿、穿丁字裤，都被视作是“不洁身自好”的。因而，也有许多对外宣称的华裔舞者，实则是韩国、日本、菲律宾等族裔的美国人。她们来自其他的城镇和州，在父母和亲戚不知晓的地方演出。在方美仙的回忆里，余金巧是“一团火球”。十岁的她，看了人生里第一场夜总会表演。尽管许多细节在今天已模糊不清，但一个画面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脑海中，那便是余金巧侧过身来，向观众献出飞吻，动情地唱着“再来，再来”。当时的余金巧，被称作是“唐人街最敢跳的舞者”。1962年，声名大噪的她，和家人买下了紫禁城夜总会，并将之更名为“余金巧的紫禁城夜总会”（Coby Yee’s Forbidden City）。亲戚们做起了厨师、调酒师、服务员、钢琴师……而她则一面继续演出、设计服装，一面编排着每日的节目。1964年，一位名为卡罗尔·多达（Carol Doda）的白人舞者，在旧金山的一家俱乐部里，大胆地解开了自己的胸罩，开启了脱衣舞时代。而唐人街的夜总会歌舞表演也逐渐式微，余金巧卖掉了俱乐部，搬去了郊区，将工作重心转向裁缝生意和教授舞蹈。暮年的她，过着简单而临在的生活。70岁时，在一次老年舞会中，她与史蒂芬相遇了。一位昔日的宝乐思女王，一位经历了越战并逃役的反战人士，相差18岁，在舞池里、在疯狂的不可能里相恋了。“她是一个跳舞皇后，而我像个流浪汉。”史蒂芬说。走过历史浪潮的起起落落，后来的他们，过着与宏大叙事最无关的小小生活，在郊区一处为收入不高的老年人提供的出租屋里，他们怡然自乐，用爱、艺术作品、生活杂物，将不到四五十平米的可移动小房子装得很满。拮据的生活里，余金巧和史蒂芬的工作台各占一隅。很多个寻常的晚上，余金巧做衣服，史蒂芬就在一旁，将余金巧的剪报小心翼翼地裁切。他是户外爱好者，但余金巧讨厌登山。他于是便裁下了两人的照片，通过拼贴画，让他们一起站在了山峰之巅。他一直知道，这是一段向死而生的爱情，甜蜜而痛苦地，抓住生命里的每一秒好好爱她。“我当然不想被遗忘，但我更不希望的是她被遗忘。”他说。余金巧的爱含蓄而内敛，而史蒂芬的目光总是深情地追随着她。一次，他在镜头前动容地说起，他们是如何带着全部的激情，在人生的暮年共舞，这是一段多么可怕而美好的时光。那一刻，他的眼中闪着泪，杨圆圆和搭档也轻轻屏住了呼吸。而一旁的余金巧，正在全神贯注地玩着蜘蛛纸牌。史蒂芬话音刚落，她的屏幕上也亮起了赢牌的烟花特效。熟络起来后，听闻杨圆圆要去古巴，奶奶们问：“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了禁运和旅行限制，前往古巴变得极为困难，因而，她们对这片被隔绝之地有许多的好奇。杨圆圆想到，这是一个可以为美国与古巴华裔移民搭桥的机会。临行前半个月，她一面紧密筹划着行程，一面见缝插针地参加Uniondocs的纪录片工作坊。课上，她结识了想要加入旅程的摄影师卡洛·纳西斯（Carlo Nasisse）。知道她的经济处境后，卡洛当机立断地表示，你帮我搞定路费，工资可以先欠着。于是，杨圆圆为他支付了机票钱，两人带领着16位老人，浩浩荡荡地向哈瓦那进发。19世纪，许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淘金的华人劳工，南下来到古巴讨生活。哈瓦那的唐人街，曾是整个拉丁美洲最大的华人聚居区，以粤剧为主的中国歌剧繁盛一时。然而，在古巴革命期间，随着华人不得不迁移，这一部分文化也随之流失了。奶奶们演出的地方是昔日辉煌的新大陆剧院，如今它成了一家武术学院。八月，正值加勒比地区的雨季，哈瓦那成了一片潮湿的热地。演出时突然下起了大雨，电力中断，音乐也无法播放，人潮并没有散去。人们移动着椅子，拖地，清扫舞台的雨。这一切，都让奶奶们感动万分。在哈瓦那，她们遇见了许多早期华人移民的孙辈。他们在这里长大，祖父母们则在古巴革命后离开，期望着有朝一日能再回来，却从未被允许再次进入国门。因此，尽管当地华人对歌剧表演已不太了解，但仍然愿意在湿漉漉的台景里观看，让她们感慨万千。“沉浸在彼此的文化里，哪怕只是片刻，都足以让人动容。”方美仙说。在哈瓦那，杨圆圆要做大家的导游、记录者，密集社交、联系演出场地、处理突发状况，最大的心愿是好好休息一会。然而，等到入夜，余金巧和史蒂芬总要去蹦迪。放不下心的她和卡洛便一道随行。这对暮年爱人，偏要去“小年轻们”跳舞的地方。在哈瓦那这座模糊了时间感的城市，他们找到一家放千禧迪斯科的俱乐部，忘我地跳啊跳啊，周围全是年轻的古巴人。夜晚，他们经常一起喝酒、在街头闲逛。繁闹声里，史蒂芬在杨圆圆的耳边大喊着，道出诸多故事。四人的共舞里，孕育着奇妙的化学。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也就此诞生。杨圆圆永远记得那个瞬间，在哈瓦那的第一个拍摄日结束后，她回到住处，看着素材，呆住了。过去的她不相信自己能拍电影，直到这个瞬间，她才意识到电影被“拍”了出来。在她看来，被摄者与拍摄者永远不是完全孤立和抽离的。当你作为拍摄者介入了ta人的生活，你的存在本身，也在改变所有的一切。“你持摄影机记录下的，是属于你和ta们共同拥有的那个时空。”她说。密集的拍摄中，杨圆圆在很多时刻几乎忘了自己是谁，好像自己也成为了舞团的一员。卡洛也说：“我们就像是消失在了另一个世界，很久。”2019年，回国后的杨圆圆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离别。那年年初，她的父亲离世了。在厚重的哀悼里，她也顿觉：“我再也不想错过人生里特别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即便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卡洛也无法继续做她的搭档，她也毅然决定要只身再次前往美国，去进行一次为期半年的拍摄。朝夕相处间，方美仙成为了杨圆圆的干妈。她帮她在朋友家的顶楼找了一间小卧室。原本是给护工住的房间，约11平米，一张床，一套桌椅，满地的行囊，将空间塞得满满当当。写脚本、拍摄手记、录像、收音、数据管理……杨圆圆一个人承担起所有的任务。她形容那就是一种双重人生。白天是和奶奶们在一起的人生。到了夜晚，就要脱一层皮，变成另一个人，在自己的黑色小世界里，一切寂静时，在铺满地板的充电设备之间，悄悄摸摸地做一点事。作为持摄影机的人，她要暗搓搓地密谋，如何不打破大家的日常，又得到想要的拍摄素材。“纪录片导演的角色，有时很像狩猎。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等’上。在被摄者看来，一天的时间轴是连贯的。而我们虽然也和这一时间轴并行，但当一些特定的时刻浮现，我心里就知道，它的发生，便超越了当下，成为了永恒。”她说。后来的一切，就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回到中国后，杨圆圆开始了漫长的剪辑过程。疫情很快来了，Zoom视频会议派对成为了杨圆圆和奶奶们的日常。她们会分享舞蹈课、面部拉皮教程，和最细小的日常。2020年8月，宝乐思名人堂将“传奇人物奖”颁给了余金巧。一周后，因为坏血病，余金巧于家中去世。一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周，她也仍然在跳舞。又过了一周，杨圆圆怀孕了，奶奶们在Zoom上为她准备了婴儿派对。余金巧的女儿听闻了这一消息，说自己原本不是迷信的人，但现在她开始相信了，冥冥之中生命的轮回。时间晃晃悠悠走到2021年4月。不知道做月子时还会有多少行动力的杨圆圆，在女儿出生的前一周，决定为电影发起众筹，直到临产的前一天还在接受采访。筹款和报道的纷至沓来，让她决定为电影拿龙标，走进院线，被更多人看见。然而不确定性却再度袭来。去年11月的某个夜晚，凌晨三点，杨圆圆被送进了急诊室，查出了淋巴癌。在还没有确诊是第几期时，“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病到底有多重。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等待确诊。”她说。在等待确诊结果的一个多月里，一天，她的丈夫告诉她，家里收到了一张光盘，是龙标的光盘。杨圆圆想，不知道以后还动不动得了了，那至少现在，要把混音和调色都做了。于是她一边拿着氧气瓶，一边继续工作着。诊断结果出来了，是一期，可以治愈。卧病在住院部里，她走过化疗、掉发、掉皮肤、吃激素、浑身疼，体重不断增长，而影片也在持续进展着。《女人世界》的奶奶们向死而生的生命力，给了她巨大的信念与滋养——要治好病、要做好片。“都这样了，尤其要活在当下，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刻。”她想。疾病与痛苦弥漫在血液科的空气中，杨圆圆是这里最忙的病人，频繁地开会。奶奶们的勇气，还有两岁女儿的勇气，像一张网支撑起她。女儿会给杨圆圆分享刚拍下的生活瞬间，和她说：“妈妈，一天、一天、一天、一天，就是过程中。”杨圆圆看着输液的点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今年九月底，《女人世界》在平遥电影节首映。杨圆圆原想，不必再看一次这部她已看过上百遍的作品了。但进入放映厅之后，她的视线便被银幕吸住了。从孕期到哺乳期，她和剪辑师的很多时间是在被临时当作剪辑室的家中书房度过的。“当时就有一种，我们从家里书房的小黑屋，一起走到了一个大黑屋的感觉。”她说。放映当天，有陪女儿同来的母亲，但在场更多的是00后。放映后，一位曾陷入迷茫的年轻男孩来到杨圆圆跟前，和她说，看见奶奶们的舞，好像一下子就释然了。杨圆圆一直想用她的肉身、舞者们的肉身搭一座桥。今年的平遥电影节，除了最佳女演员之外，无一奖项颁发给女性。但电影抵达了观众的心里，于她而言，就是最珍贵的奖项。《女人世界》里，每一个人的生命之河流淌而过，一些停在影片中，成为永恒；一些还要流向更远的地方。余金巧离世后，史蒂芬又开始爬山。杨圆圆也多了几个身份，比如导演，比如母亲。片中，余金巧边展示着珠光闪闪的时装包，边俏皮地冲镜头眨眼：“人们最喜欢的，还是我穿丁字裤的样子。”但今天的宝乐思，真的如她所愿，成为了美国年轻少数族裔表达自我的标志之一。而宝乐思名人堂纪念余金巧的文章，也终于不再是当年面貌模糊、凝视深重的“龙女”、“跳舞的中国娃娃”、“东方吉普赛”。那篇写给余金巧的献词，标题是“唐人街最勤奋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