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琼
乾嘉时期，岭南诗坛人才辈出，岭南三子就是其中的风云人物。岭南三子，指冯敏昌、张锦芳与胡亦常三人。冯敏昌（1747年—1806年），字伯求，号鱼山，钦州人（今广西合浦），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武英殿分校官、刑部河南司主事等，主持过河阳书院、端溪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著有《小罗浮草堂诗集》《小罗浮草堂文集》等。张锦芳（1747年—1792年），字粲夫，一字药房，号花田，顺德人，著有《逃虚阁诗钞》《南雪轩文钞》等。胡亦常（1743年-1773年），字同谦，顺德人，著有《赐书楼诗草》。
岭南三子与中原士人交往密切，从他们的岭外交游活动中，可以看到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趋紧密。
一、岭南三子的得名：山东人李文藻之慧眼
“岭南三子”并称的出现，来自于山东人李文藻的慧眼识珠。李文藻（1730年一1778年），字素伯，号南涧，山东益都人，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官员，“为吏廉干，所至有声，宦十余年无一钱，携一拓碑老仆，搜岩穴，剔榛棘，载书数千卷自随”（《李南涧墓表》），对金石文物尤其有研究。李南涧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年底前往广东恩平任上，开始了宦游岭南的生涯，也由此建立起他与岭南学子的渊源。入岭后，李文藻又先后调任潮阳县知县、广西桂林府同知，参与主持了广东的科考，由此结识了胡亦常、张锦芳，李文藻便将胡张二人与先前已经结识的冯敏昌相提并论。在李文藻的《岭南三子诗示胡生亦常》诗中写道：“合浦珠去蚌亦死，川海精华有冯子。”“浮沉人海三年矣，二张词赋光峨峨。”“我得胡生如片玉，淹博兼作荒年榖。”其中，“冯子”指冯敏昌，“二张”则指张锦芳、张锦麟两兄弟，“胡生”则是胡亦常，“岭南三子”之说遂成定论。
二、岭南三子的岭外交游：加强与中原的联系
岭南三子都有北上求学的经历，但胡亦常年轻早逝，尚未建立起稳定的朋友圈；张锦芳、冯敏昌则不然，属于张锦芳、冯敏昌共同的师友有翁方纲、李文藻等人。
岭南三子与李文藻
应该指出，李文藻与三子的交情亲疏有别，李文藻与张锦芳最为投契。李文藻将张锦芳引荐给大儒纪昀、钱大昕，为张锦芳打开了京城的文化圈。在考古方面，李文藻更是张锦芳的引路人。张锦芳曾多次跟随李文藻考订古迹，“塔铭共考新出字，罗汉同摹旧唐绢”（张锦芳《五日寄怀李南涧冯鱼山都中》），作为本地人，张锦芳也陪同李文藻游览岭南的风景名胜，六榕寺、光孝寺都留下了他们共同的足迹。
在李文藻的《岭南集》中，有不少单独写给张锦芳的诗篇，如《芦林潭阻雨寄怀药房》《阳朔舟中寄药房》。李文藻于张锦芳而言，既是给他引路的老师，又是志同道合的知交好友。张锦芳受李文藻影响很深，集中唱和颇多，李文藻去世后，张锦芳深为悲痛，写下《挽李南涧先生六十韵》，极尽哀痛之意。
当然，李文藻与冯敏昌也有往来，但显然不及与张锦芳那么密切，主要原因是冯敏昌在京城求学，两人相处的时间短暂。但是，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尽管相处时间不长，冯敏昌也深深地被李文藻的学识风度所倾倒，他为李文藻写下大量的诗作，如《夜雨为李明府南涧题古木竹石》《南汉铁塔歌李明府南涧属赋》《南涧明府将发过别口占二律奉送》等，在《题李司马南涧<曝书图>》诗中，冯敏昌将李文藻与韩愈、惠士奇相提并论，“岭南文学兴，韩子功第一。百年数红豆，配飨歆橡栗。令子传家学，其书抱不出。公来令潮阳，弗遑梨枣恤。书成纪雠校，张生盖详密。”冯敏昌对李文藻刊刻经书、弘扬文教的功劳大加赞许。在李文藻逝后，冯敏昌先后写下《题南涧司马遗墨应兰圃属》《四月十九日保定道中梦李明府南涧作二首》，极尽哀痛之意。
至于胡亦常，因其英年早逝，李文藻与之交往无多，在其逝后，李文藻写有《哭胡生亦常二首》，对其早逝表示惋惜。
岭南三子与翁方纲
惠士奇之后，对岭南诗风影响最大的是翁方纲。翁方纲（1733年—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著有《复初集》等。
翁方纲在亁嘉诗坛的地位非常重要，其“肌理说”与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三足鼎立。翁方纲与岭南的渊源来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这一年，他开始在广东连任两期学政，主抓教育，使岭南诗坛与中原诗坛建立了更为亲密、全面的往来。
岭南三子中，与翁方纲交情最深的当属冯敏昌。乾隆三十年（1765年），冯敏昌前往应试，翁方纲当即给了他“南海明珠”的赞誉，这对籍籍无名的冯敏昌而言，是一个莫大的鼓励。翁方纲鼓励冯敏昌，希望冯敏昌能上追南园五子，超越岭南三家，这让冯敏昌无比振奋。在翁方纲的耳提面命之下，冯敏昌形成了学问化的诗学追求，“学使翁覃溪太先生再复任至廉。先君遂晋谒受业，古今诗一变。”（《先君子太史公（讳敏昌）年谱》）。在翁方纲的引导下，冯敏昌还学会了鉴定文物。老师的教导让冯敏昌感激不已，他对翁方纲终生执弟子礼，别集中有大量写给翁方纲的诗篇，如在《奉和覃溪师舟发广州之作次韵》中，冯敏昌写道：“燕台果何在，程门幸蒙答。”对翁方纲的青睐，冯敏昌是受宠若惊的。
张锦芳与翁方纲的结交，同样开始于翁方纲在广东学政任上。在翁方纲的指导下，张锦芳对金石考据也小有研究，是岭南人公认的金石考据的行家。终其一生，张锦芳对翁方纲始终恭敬有加。张锦芳《赵子固落水定武阑亭从翁覃溪先生诗境轩获观赋此》作于1781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先生生日同集苏斋拜像听琴作画覃溪夫子命赋》作于1783年，记录他与翁方纲的金石之交、诗文之会，其中可见翁方纲对这位来自岭南的弟子的关爱。
岭南三子与其他名流
其他文人，诸如陆镇堂、钱载、黄仲则、余少云、洪亮吉等文化名人均与冯敏昌、张锦芳有不同程度的往来。钱载对岭南诗素有偏见，却对冯敏昌倾倒备至，“谓岭南自曲江后，诸子皆存偏方之音”，称其“力追正始”（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冯敏昌诗名能够远播中原，绝非巧合。
在岭南诸位文人中，张锦芳成名最早，与中原文坛的交往最为密切，得到的评价也很高，人称诗书画“三绝”，舒位在《乾嘉诗坛点将录》中，将张锦芳喻为“步军协理头领二十六员”中第十位“双尾蝎”，在舒位所列108名诗人中，岭南诗人仅有张锦芳与黎简入选，而张锦芳的排位更在黎简前面，这代表着中原人对岭南诗人的评价和认可。
胡亦常英年早逝，得到的关注有限，这是比较遗憾的。
三、走出岭南：核心人物冯敏昌得到岭外认同
自从康熙以来，广东与中原、内地的交通转为频繁，文风诗风的交汇也愈来愈频繁。岭南士子受中原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入岭为官的官员。学政是朝廷钦差命官，负责对地方的教化。在学政有意识引导下，岭南诗歌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影响；另一个是岭南士子因做官、求学等原因进京暂住。京城是人才汇聚之地，岭南士子得以与学界名流往来，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在乾隆时期入岭的官员中，对岭南诗风影响最大者当首推翁方纲，拜入他名下的弟子数不胜数，而翁方纲也不遗余力地扶植后人，即就“岭南三子”而言，虽然“岭南三子”的并称不是由翁方纲提出，却是在翁方纲的栽培之下，“岭南三子”的地位得以建立。
不过，岭南三子的际遇各不相同，影响亦各异。胡亦常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建构起他的诗坛地位；张锦芳恬淡超然，安居家中，尽管与诗坛名流往来不少，但张锦芳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岭南；代表岭南在中原诗坛地位的，当属冯敏昌。正是在翁方纲的栽培下，岭南三子的核心人物冯敏昌得以走出岭南，建立起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冯敏昌不仅是道德楷模，也是学问大家，辞官后回岭南主持书院，以自己的威望获得众人景仰，从而将翁方纲的学说发扬光大，实现了学术的代际传承。冯敏昌先后主讲河南孟县河阳书院、花封书院，广东省肇庆府瑞溪书院，广州粤秀书院、越华书院，时间总共长达八年。他担任书院山长后，便致力于革除弊端，培养人才。冯敏昌培养学生，注重德才兼备，制定《学规》十六条，提倡优良学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提升了岭南人才队伍的整体实力，为岭南教育史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注意的是，在冯敏昌培养的众多人才中，包括晚清粤东三子。晚清粤东三子，指张维屏、谭敬昭、黄培芳三人，他们都是冯敏昌的高足，都得到了冯敏昌的悉心栽培。张维屏《偶检故箧见冯鱼山先生敏昌手书见赠有声华日下荀鸣鹤志节琅琊邴曼容之句期许甚殷赋诗志感》一诗，是冯敏昌去世之后，他看到了先师冯敏昌写给自己的书信有感而作，冯敏昌对其爱之深、期之切，张维屏深有体会。在冯敏昌身上，体现了文化的传承。
更值得一提的是，冯敏昌与中原文坛耆老往来，是以平等的姿态交流，并没有低人一等的卑微之感。由于清初岭南的动荡，在清初岭南三大家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岭南文坛又复归于沉寂，直至惠门四子、惠门八子的出现，岭南文学开始复苏。不过，客观评说，惠门四子成就有限，还不足以抗衡中原。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在冯敏昌身上。冯敏昌使中原人对岭南的印象得到了直接的改变。冯敏昌的交游，不仅面广，且层次高，他与那些社会名流交往，绝不是俯首帖耳式的亦步亦趋，而是泰然自若地平等对话，并得到大家广泛的认可。“浙西六家”的钱载对冯敏昌殷殷嘱咐：“固当拔戟于三家之上，并驱中原，扶轮大雅，幸不以博取功名而自小之。”（《先君子太史公（讳敏昌）年谱》），已经把冯敏昌放在全国诗坛的范畴之中来衡量了。
冯敏昌的出色表现，使他得以与中原文坛耆老平等交流与对话，改变了中原主流文化对岭南文化落后的印象，使岭南的整体形象得到了提升，为岭南一隅挣得宝贵的文化自信。在这个意义上说，冯敏昌是岭南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者是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