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没有输掉选举！他们偷了你们的选票，试图偷走你的未来，但没有人有权这样做，你们也不会让任何人这样做！”当地时间10月28日晚，面向聚集在首都第比利斯议会大楼前身披格鲁吉亚国旗及欧盟旗帜的数千名抗议者，在反对派领导人簇拥中的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向人群喊道。10月26日，格鲁吉亚议会选举在抗议声中结束。已执政12年、屡次被指亲俄的“格鲁吉亚梦想”党宣布再度胜选。
格鲁吉亚人又一次被推到了选择亲俄还是亲西的“十字路口”，2020年议会选举后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似乎正在重现。但在抗议浪潮退去后，格鲁吉亚普通人终将回归日常生活。
面对“去俄化”的文化战争和融入不进去的欧洲，城市与农村间的贫富差距以及文化鸿沟在加大。“文化战争与资本主义转型叠加，让许多人在发展浪潮中掉了队，特别是那些没有从西方对格支持中受益的人。”格鲁吉亚独立工会Solidarity Network的创始人索波·贾帕里泽（Sopo Japaridze）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人们和那些听不懂英语、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中老年人感到自己被边缘化了。
《纽约时报》7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风景如画的格鲁吉亚山区，卡兹列提（Kazreti）镇曾经拥有一家电影院、一家银行、音乐喷泉、两所学校和一所幼儿园。来自苏联各地的舞蹈团和排球队会前来表演和比赛，供暖和供电均免费。如今，这座昔日的工业重镇只剩下一所学校，电影院和银行也已关闭，曾经装饰着中心广场的喷泉早已不复存在。在这些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城市居民对政府外交路线的抗议毫无意义，遥远的欧洲未来前景如同海市蜃楼。
“30年后，我们变得贫穷”
每每谈及国家历史，格鲁吉亚人总是满怀骄傲。他们怀念11世纪至13世纪格鲁吉亚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强国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也记得随后数百年间陆续在周边强国博弈中艰难求生的历史。自沙俄时期，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本国文化，并将“欧化”作为摆脱由东方文明主导、向基督教的西方靠拢的必由之路。对他们而言，“黄金时代”的辉煌与对西方的向往承载着对独立、繁荣未来的期许，也加速了格鲁吉亚民族意识的觉醒。
另一方面，贾帕里泽也提到，在苏联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透明化”改革后，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进一步兴起。独立后，俄罗斯对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的支持使俄格关系持续紧张，为格社会持久的反俄情绪埋下了伏笔，2008年俄格战争则加深了这种敌意。
独立30多年来，格鲁吉亚政治精英始终致力于推动该国融入欧洲的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体系。即便执政党被指亲俄，但格总理科巴希泽在2024年议会选举前夕也表示，对格鲁吉亚人来说，与基督教紧密相连的欧洲对格而言始终是一种“自然的”“历史性”的选择，也意味着更高水平的繁荣和发展。
与此同时，俄格战争后，“去俄化”进程在格得到快速推进，2011年5月通过的《自由宪章（Freedom Charter）》在法律层面确认全面、系统性地清除苏联时期遗产。贾帕里泽说，这是一场格鲁吉亚至今仍在经历的“文化战争”。如今，第比利斯许多场所禁止演奏俄罗斯音乐，苏联时期的食品被描绘成落后历史的遗物。在人们口中，苏联的遗产常常被与俄罗斯混为一谈。
然而普通人却掉队了。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格鲁吉亚民众和50岁以上的工人很可能缺乏英语能力或欧洲的教育证书，当他们来到第比利斯参加庆祝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基督教节日“家庭日”等活动时，往往会发现自己被边缘化了。
“在这种聚会上，城市人经常嘲笑农村人‘落后’。这种批评超越了文化偏好，针对的是他们的卫生、衣着和生活方式选择，这加深了两个群体之间的社会和文化鸿沟。”贾帕里泽说。
35岁的格鲁吉亚电影制作人阿卜杜舍利什维利（Kote Abdushelishvili）坚信格鲁吉亚的未来在西方。近年来，他一直在首都第比利斯和家乡佐迪之间两地奔波，但他说，自己很难说服家乡的民众。“人们开始怀疑西方。30年后，我们变得贫穷，而且情况越来越糟……人们告诉他们‘不要俄罗斯，去西方’，但这对他们毫无意义。”
“亲西方的城市居民倾向于主张切断所有与俄联系，美国推动的反俄论调则进一步激化了这些情绪。但即便如此，许多格鲁吉亚人仍然表示希望与俄罗斯开展贸易。”贾帕里泽对澎湃新闻说道。
战争与和平
作为格鲁吉亚独立以来唯一一个在执政期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的政府，“格鲁吉亚梦想”党时常将近年来缓和与俄关系、拒绝在俄乌冲突后单独对俄实施制裁等政策解释为避免格被卷入冲突的必要选择，并称西方在俄乌冲突期间向格施压、欲在格鲁吉亚开辟“第二战线”。而反对派则指责执政党近年来的亲俄路线破坏了格与西方关系，并将此次议会选举称为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生死选择”。
自1991年独立至今，动荡与战火在格鲁吉亚民众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整个20世纪90年代，格鲁吉亚在国家建设方面举步维艰。1991-1993年间，格首任总统加姆萨胡尔季阿在政变中流亡海外，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先后宣布独立，格鲁吉亚内战爆发，经济濒临崩溃。1992年，格鲁吉亚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度跌至-44.9%。进入21世纪，尽管在“玫瑰革命”后曾迎来了短暂的稳定，但俄格战争再度打破了这个南高加索国家的平静。
2008年后，在格鲁吉亚社会对战争的愤怒情绪逐渐冷却、对经济民生问题关注度日益上升之际，由伊万尼什维利领导的“格鲁吉亚梦想”党走上政坛中心，主张在继续融入欧洲的同时缓和与俄关系、恢复与俄贸易，并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南奥塞梯、阿布哈兹问题，至今已执政12年。
来之不易的和平，让格鲁吉亚有机会恢复屡受重创的经济。根据世界银行2024年10月发布的最新数据，过去十年，格鲁吉亚在收入增长和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人均国民总收入从2010年的3036美元增至2023年的5679美元，贫困率从2010年的70.6%下降到2023年的约41%，失业率也从2021年的20.6%降至2024年6月的13.7%，创历史新低。
但长期从事劳工组织工作的贾帕里泽对澎湃新闻说，许多格鲁吉亚普通人如今仍身陷经济困境。
“执政党和反对派近年来均把重点放在与欧盟的关系和其他对外关系议程上，而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经济不稳定等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旅游业的小企业主近年来可能会看到一些增长，但大多数工人对未来几乎不抱希望，城乡工资也存在显著差异。格民众希望增加就业机会、加强社会保障力度、提升薪资水平，使人们的收入能够跟上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上涨的步伐。”贾帕里泽说道。
世界银行也在其最新评估中指出，对格而言，经济的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特别是生产力薄弱、创造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有限。约三分之一的工人仍然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获得资金仍然是中小型企业的主要障碍。此外，由于贸易高度开放和对旅游业的依赖，格经济极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
民众对于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或许正是执政党能够在此次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智库昆西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列文（Anatol Lieven）在10月29日的文章中指出，格鲁吉亚政府无疑极大地夸大了西方国家和格反对派希望将格鲁吉亚推向与俄罗斯的新战争的程度，但在与俄断绝经贸关系可能破坏格经济、使许多格鲁吉亚人陷入贫困这一问题上，格政府可能并没有夸大太多。
独立记者阿塔松采夫（Alexander Atasuntsev）10月30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撰文称，“格鲁吉亚梦想”党将议会选举称为格鲁吉亚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而这显然比反对派在俄罗斯与欧盟之间做出选择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选举对许多人而言并不像政客们说的那样重要。因为这感觉与他们的日常问题很遥远。选举言论越来越多地停留在精英阶层和外国力量之间的冲突上，几乎没有为日常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贾帕里泽对澎湃新闻说道，“反对派称选举被操纵并举行抗议活动也没有产生重大影响。集会只持续了几个小时，规模甚至不如今年早些时候的许多示威活动，大多数人都很悲观。”
夹缝之间，未来在何方？
在对政党相互攻讦的厌倦和对解决民生困境的迫切期待中，格鲁吉亚社会长久的争论于俄乌冲突后出现了一些变化。
“俄乌冲突重新唤起了人们对2008年战争和20世纪90年代冲突的回忆。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战争以及中东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了格鲁吉亚人的不安和恐惧感。战火影响了格社会舆论，许多民众开始主张采取中立立场以避免冲突。”贾帕里泽说。
不过，反俄情绪时至今日在格依然浓烈。“外国代理人法”今年在格获得通过后，曾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许多格鲁吉亚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称该法是“俄罗斯法”，指责执政党创始人伊万尼什维利是“俄罗斯的傀儡”，而执政党有意借“外国代理人法”在议会选举前压制不同的声音。10月议会选举后，也有许多身披格鲁吉亚国旗及欧盟旗帜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在抗议选举结果的同时表达对国家未来的担忧。
此外，大量俄罗斯人在俄乌冲突后涌入格鲁吉亚，也曾一度加剧格社会紧张局势。除历史恩怨外，生活成本的急剧增长、外来人口挤占当地民众就业机会等因素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但与此同时，在多年致力于加入欧盟而仍未如愿以偿、甚至在“外国代理人法”通过及议会选举后面临来自西方的更大压力后，人们也开始思考，“重返欧洲”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给这个国家带来它所期待的未来。
贾帕里泽对澎湃新闻说：“欧盟并没有因为格鲁吉亚糟糕的工作条件、没有最低工资标准或缺乏失业保险而暂停其加入欧盟的资格。相反，他们因为‘外国代理人法’等法律而停止了格加入欧盟的进程。这些问题被归结为民主问题，但这种做法忽视了大多数格鲁吉亚人所面临的真正斗争。”
与欧盟的合作究竟为格鲁吉亚经济带来了多大的帮助，也受到了质疑。曾在2014-2019年于英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任职经济参赞的伊恩·普劳德（Ian Proud）在10月28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格鲁吉亚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投资驱动。2014年与欧盟签署的《深度和全面自由贸易区协议》（DCFTA）并没有为格带来新的欧洲投资浪潮。2024年，欧盟对格直接投资仅比2014年高出6.5万美元，平均占同期对格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9.6%。
欧盟委员会官网数据显示，欧洲是格鲁吉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欧盟的贸易额占格贸易总额的20.9%。但普劳德指出，这仅仅是因为欧洲近年来大量对格出口欧洲产品，格对欧盟的出口却停滞不前，而其原因在于欧洲对进口格产品设限。普劳德援引欧盟官网数据称，自2021年以来，欧盟对格进行了58次单独的贸易保护调查。此外，格还被指控帮助俄罗斯逃避出口制裁，但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多年来，伊万尼什维利及其领导的“格鲁吉亚梦想”党也受到了许多质疑。据路透社报道，20世纪90年代，伊万尼什维利大部分时间都在俄罗斯度过，他创建了银行、金属公司和电信公司，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中逐渐富裕起来。曾经担任伊万尼什维利最高政治顾问的胡哈什维利（Gia Khukhashvili）说，伊万尼什维利把格鲁吉亚变成了一家私人公司，而他自己则是这家公司100%的所有者。曾是“格鲁吉亚梦想”党一员的前总理加哈里亚也说，该国的重要机构均受到伊万尼什维利影响。
但普劳德在其文中写道：“西方将此次选举比作在欧洲与俄罗斯、光明与黑暗之间的选择，并称伊万尼什维利受俄驱使。伊万尼什维利确实和许多寡头一样，是在苏联解体的混乱中获得财富的，其民族主义植根于保守主义。但他在格鲁吉亚的经济政策是出于该国的具体考虑，而选举最终总是受到国内问题的影响。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选择了繁荣而非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