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释放未来1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走势。
推动亚洲合作成世界经济突出亮点
中国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过去40多年，中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实现了GDP年均8.9%的增长，远高于同期3.0%的世界增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居世界首位。未来5-10年，如何以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应对零和博弈的对抗冲突，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道时代性课题。
站在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中国明确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激发市场活力，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若中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等结构转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在未来10年有条件实现年均5%左右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扩大与结构优化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速就会提高0.3个百分点。
中国巨大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将促进形成亚洲经济发展新格局。在世界经济有可能面临“失去十年”的特定背景下，亚洲在促进自由贸易与全球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优势将更加突出。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等红利释放，将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共同市场建设，增大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正面溢出效应。以市场和共识为基础的亚洲合作模式将成为全球经济的突出亮点，并带动形成以合作应对分裂、以发展缓解冲突的“亚洲范例”。
践行“ 同球共济”，实现合作共赢
中国推进更大程度的市场开放，以自主开放维护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蔓延，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一是由吸引外资为主向鼓励支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转变，更深程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二是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变，更好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三是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实现与国际市场更深程度融合。
充分竞争的市场将促进市场供需动态平衡，在优胜劣汰中实现产业升级。以“产能过剩”为借口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不仅阻碍全球经济复苏，也拖累全球新兴产业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例。主要汽车跨国公司海外市场销量占比大多超过50%。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仅为12.5%。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是2023年中国产量的近5倍；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是2023年中国产量的5倍多。中国主动推进产业转型与市场开放，不仅不会带来“产能过剩”，反而将推动各国技术合作与进步，带来更大的产业合作空间。
以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规则协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制度型开放与制度性变革相融合，将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将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需要以更好发挥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为重点做优国有资本，并为民营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和提供更多市场机会。
以单边开放的务实行动推动自由贸易进程。在全球经济下行、总需求低迷的背景下，市场成为稀缺资源。中国以更加主动务实的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下一步，需要分国别、分产业制定实施向东盟单边开放的政策，并逐步将单边开放的对象范围拓展至新兴经济体，推动形成全球自由贸易发展新格局。
以发展为导向、以自由贸易为目标的RCEP，已成为引领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引擎。充分释放RCEP红利，需要尽快实现原产地累积规则等的升级，制定透明的RCEP扩容机制等。
以高水平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形成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今年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签署30周年。有研究表明，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和多边机制，1995-2023年，WTO促进全球贸易规模增长5倍、贸易成本下降约8%；在新加入WTO的经济体实施了所需改革后，WTO促进成员间贸易平均增长140%，带动成员经济增速平均提升1.5个百分点。
当前，WTO贸易谈判、贸易政策审查机制、争端解决机构等停摆，WTO面临自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维护WTO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核心地位，既具紧迫性，更具全局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陷入严重的贸易碎片化，其长期成本将占全球产出的7%；如果加上技术脱钩，一些国家的损失可能高达GDP的12%。为此，需要尽快推动上诉机制等恢复运行；需要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中积极推动WTO制度变革，将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关进制度的“笼子”。
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全球科技创新
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并带动市场体系的深刻变革。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生产、消费、流通、分配等经济各个环节，尤其是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算力已成为新的重要生产力，数字化、无人化、远程化逐步成为市场模式的常态，并将深刻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
中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贡献者。预计到203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71.6%，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有望达1.73万亿元，全球占比从目前的10%提升至30.6%。
适应科技革命大趋势，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市场体系。经济结构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仅会带来生产力的跃升，也需要市场规则、治理方式等方面的系统性调整。例如，优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需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建立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体系；促进实体经济与人工智能融合，需要央企国资加大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创新平台打造等方面的投入，并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人才要素活力，需要破除传统范式中的体制机制与制度障碍，实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创新人才的动态匹配。
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主体。与数字时代科技创新特点相适应，需要建立开放、包容的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支持计划，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体制机制；需要强化对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并完善数字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
推动完善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适应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以发展为导向完善全球数字治理，需要构建自由便利安全的数字贸易规则。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积极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这不仅是拓展数字经济合作的实际需求，也将对促进DEPA由区域规则向全球拓展产生重要影响。
数字时代的全球治理，重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面对东西方数字标准及技术市场分裂趋势日益明显的严峻挑战，主要大国应从世界科技进步的全局出发，避免泛安全化，并在强化合作中构建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数字治理规则。要尽快建立包含经济、政治、安全、伦理等领域的人工智能多边治理机制，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赋能全球发展。
未来5-10年的世界，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充满确定性。大国博弈、地缘竞争，使得不确定性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大；中国发展、亚洲发展，又使得确定性的程度和范围不断加大。中国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释放巨大增长潜力的同时，增大确定性。由此，不仅会为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会为全球发展作出中国贡献。（作者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