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王月鹏最新散文集《黄渤海记》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不是一本单纯描摹自然风物的书，也不是人文历史资料的拼盘，而是通过田野考察，借助文史资料，辅以民间传说，以个人视角凝望黄渤海辽阔的海域而生发的智性思考和诗意表达。它勾连起黄渤海的昔日与今时，在潮汐起伏间，记录下人与海的心音、村庄与城市的变迁。
新黄河记者专访王月鹏，为你讲述《黄渤海记》的背后故事。
把大海抬高，让大海移动
记者：《黄渤海记》是您围绕海洋创作的第四本书，和前面几本相比，这一本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在《烟台传》之后又投入到《黄渤海记》的创作中？
王月鹏：我有个大致的写作规划，就是打算写六部海洋题材的书，大约用十年的时间。写完《烟台传》，就开始写《黄渤海记》了，写了三年，主要是做田野考察和史料研究。《黄渤海记》10月出版，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新书宣发方面的工作。11月初，我就要到初旺渔村开始为期一年的深入生活了，动手写下一本书。十年后重回初旺渔村，有些小激动，相信会有一些新体验和新发现在等待着我。
现在回头看，我的写作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城市化，一条是海洋文化。城市化的写作，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写了很多关于拆迁的文字，我要特别感谢刘烨园老师，是他指点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路径，有了这方面的自觉和自主。海洋题材是从2015年开始的，当年与青年作家盛文强一起在渔村采访了一个多月，他对海洋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
这样一个写作路径，不是一下子清晰起来的，是在写的过程中一点点明朗起来的。不管写什么，我最关注的始终是人的生存境遇。在《烟台传》中，没有把“人”从历史从时间中抽离出去；在《黄渤海记》中，同样也没有把“人”从环境中剥离出去。关注人的境遇，这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记者：在书的“前言”中您说这种题材的写作如果可以分为地理的和地质的，您选择后者。为什么会选择“黄渤海”这样一个地理空间书写？“地质的”写作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写作？
王月鹏：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不写那种平面化的、到此一游式的文字。你所看见的，也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你所写下的，在解说词中都有，无非是增加了一点所谓修辞而已。这样的写作，意义何在？所以在写作之初，我就告诫自己，拒绝走马观花的心态，拒绝“掉书袋”的语态，要有属于自己的进入海洋写作的路径。
我的一个理想，是在写作中把海平面抬高1厘米，或者把海岸线向前移动100米。海平面升高，意味着写作者要超前思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甚至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海岸线在日益后退，如果沿着现有海岸线往前恢复100米，这100米范围内的存在物，大约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新建的道路或建筑，它们是海在这个时代的印痕和见证。所以，把大海抬高，让大海移动，是我进入海洋主题写作的一个路径，最终将从大海回到人海。海是一个背景，《黄渤海记》更关注的是人。
黄海与渤海的交界处在蓬莱那里。那个地方，距离我生活的城市不远。我想写下海与海的融合，写下大水与大水的相遇，还有人对大水的凝望与思索。书出版后，有评论家专门谈到了书中所写到的“大水大心”。
在大海里理解大海，在风浪里看待风浪
记者：《黄渤海记》内容包括神话、历史、风物、民俗、生活等等，但无论文献还是田野调查，都没有离开人的生存境遇和您的情感呼应和深入思考，您是如何处理这些写作元素之间的关系的？
王月鹏：我在文章中很少引经据典，所有材料都是经过了个人的理解和消化，然后才被写出来。很多东西，看似并不相关，但是因为写作者个人情感和思考的介入，而具有了某种所谓的统一性。我的写作初衷，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个“点”，来支撑和撬动读者关于事物完整性的想象。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所谓完整的描述，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所书写的，仅仅是我们所能书写的。而事物本身，远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写作者，对此应有清醒的认知。
记者：书中写到的胶东版的“老人与海”，记得村里所有事情的“双盲女”等等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有哪些人和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并对您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月鹏：采访中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具体的。所有这些具体的人和事，最终在我这里化为一种气息，是那种湿漉漉的有咸味的气息。我从中感受到的，是他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对历史的态度，还有对大海和对自己的态度。他们的态度，让我学会了校正自己。我曾写下很多关于海的文字，如今看来，那不过是在大海之外一厢情愿地理解大海，在风浪之外浪漫地看待风浪，而渔村里的渔民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大海里理解大海，在风浪里看待风浪。
这次重回渔村，所谓体验生活，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真正投入到村人的那套评价系统中，试着以他们的眼光来打量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这些年，感觉自己一直在被外界的一些东西裹挟了往前走。这次重回渔村，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停下，我想停下来，把自己好好整理一下，再继续前行。
记者：书中“渔民说”部分，不同人讲述同一个事件出现的偏差，涉及了口述历史的诸多有意思的话题，将口述历史纳入散文写作，寄托了您对散文写作怎样的探索？
王月鹏：当下的很多散文太精致，太像散文了。在《黄渤海记》中，“渔民说”那一章，我想借助渔民的言说，来调整叙事视角，同时也必然在语言风格上有所变化。这种看似粗糙的，甚至有局限的表达，其实也是一种对待现实的理解和态度，或许是一种更真实更有力量的理解和态度。比如很多人都谈到了那篇《破冰》，写的是一个颇有影响的民间事件，在半个世纪之后，由三位当事人回忆和讲述，却呈现出了三个不同的故事，甚至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这些关键元素，也各不相同，存有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三位当事人的讲述都是真诚的，而后来者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在他们的认知和讲述的差异中，辨析历史的真相。
超越出来，让自己变得更开阔一些
记者：读您的散文，能特别感受到一种“逼问”自己的内省意识，在《黄渤海记》中，您同样写到“耻感，是我无法摆脱的体验”，这种深度自省意识的来源是什么？在您的写作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王月鹏：看一个作家，不仅要看他写了什么，更要看他不写什么；不仅要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得到了什么。一个在现实中如沐春风、名利双收的写作者，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
我希望自己时刻保持一种反思意识，不仅是对现实，更是对自己。
记者：您说2015年在渔村驻点采访对您的写作意义重大，而直到这部《黄渤海记》定稿时，您才真正理解了当年的渔村采访的那些人与事，“他们在我的心里沉淀和发酵了十年，成为我观察社会和审视自我的一个重要参照。”您说的这个意义体现在哪里？这个“重要的参照”又是什么？
王月鹏：当年采访的那些老渔民大多都去世了。我和我的同事下了很大功夫，整理了当年的那些录音材料。隔了十年再去看当年他们说的话，我觉得我当初的采访和写作是主题先行了，他们的言说不过是我的素材，是我借以验证自己的那些所谓想象的一种载体，这也是一种写作上的功利。如今，我从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不设任何主题，我看到了他与他们的巨大区别。人性的很多东西，是保留在渔村里的，是大海给他们“保鲜”了。接下来的采访和写作，我知道该如何去把握了。
记者：特别喜欢书中有一个篇章的题目“大水大心”，在这个内卷、仓促，从而很容易狭窄的时代，您觉得我们该如何去寻找自己的“大水大心”？如何“专注且勇敢”地去追寻理想的生活？
王月鹏：“大水大心”“专注且勇敢”，这是《黄渤海记》中的几个关键词。您所说的理想生活，我觉得理想之所以是理想，就在于它的不可实现性，理想的意义或许就在于追求理想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所有遭遇，所有苦辣酸甜，都是精神财富。
这些年，在现实中看到和遭遇了太多的坑坑洼洼，所以对“大水大心”也就有格外的感触与向往。我希望我的写作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局限，无论是自身的局限还是环境的局限，都尽可能地从中超越出来，让自己变得更开阔一些。
我相信笨拙的力量，相信诚实的劳动，相信“你怎么对待文学，文学最终就会怎么对待你”。在时间面前，文学最终是公正的。
【作家档案】
王月鹏，山东海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主要作品有《海上书》《怀着怕和爱》《拆迁笔记》《烟台传》等16部。曾获百花文学奖、泰山文艺奖、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山东文学奖等。现居烟台。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征 校对: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