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或许是一众国别电影里最神奇、也最具吸引力的片种之一。
伊朗的电影人们才华横溢,角度刁钻,总能用出其不意的方式,将伊朗社会的怪相和丑态讽刺得淋漓尽致。
这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如阿巴斯、帕纳西和法哈蒂。
至于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更是如此,他执导过《浮城记》《白草地》等备受好评的佳片。在2020年凭《无邪》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时,拉索罗夫因一些原因无法赶赴颁奖现场。
此番,他又执导了一部新片,开罪了伊朗当局。值得一提的是,该片还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引发强烈反响,最终拿到了特别金棕榈奖,这便是《神圣无花果之种》(下文简称《无花果》)。
本片豆瓣评分7.7,总体评价不错,但也不乏争议,对《无花果》不满的影迷,将后半段的剧情反转吐槽得一无是处,怒气难消。
可以说,不管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观众接受层面,《无花果》都是一部争议颇大的电影。有人盛赞拉索罗夫的创作勇气,也有人抨击他投机取巧的政治表达,他到底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人产生截然相反的观感?
《无花果》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就耐人寻味。子弹和枪的交接,司法机关的阴暗走廊,男人阴郁沉重的神情,以及夜幕中古老久远的神庙。
拉索罗夫用一连串带有寓言性质的画面,向我们展现了世俗权力、男性权力和宗教神权之间的隐秘联系。
男主角名叫伊曼,刚刚晋升为革命法庭的调查员,只要不出差池,即将成为他梦寐以求的法官。
面对晋升,伊曼并没有表露出太多欢喜,反倒愁容满面,他担忧成为调查官后,一家人的生活得更加小心翼翼,丝毫不能向外界透露身份。
简单来说,所谓的调查员,干的都是得罪人的差事,动辄需罗织罪名,把一些无辜者打入万丈深渊。这就难免引发社会报复,一旦伊曼的家庭住址和家人信息公之于众,他们便岌岌可危。
所以,伊曼和妻子纳梅,对两个女儿千叮万嘱,纳梅更是言辞耸动,生怕女儿给丈夫惹祸。
可正值青春期的女孩,怎么肯被条条框框约束?她们一方面注重外表,想要彰显个性;另一方面也在社交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关注着席卷伊朗的“头巾运动”。
这是一场在2022年真实发生的抗议事件,当时,22岁的女孩玛莎·阿米尼,因为没有按规定佩戴好头巾,被道德警察逮捕。三天后,阿米尼在一家医院突然死去。
阿米尼的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无数的伊朗女性走上街头,谴责头巾对女性的束缚,并对道德警察强烈不满。由此,伊朗政府与抗议民众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甚至引发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
导演拉索罗夫在《无花果》中,将“头巾事件”的相关视频,安插在故事中,与伊曼一家的命运转变形成紧密联系。
从表面上看,本片是用职位晋升,引发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但从根本上来说,伊曼的晋升只不过是导火索,正如现实世界里,阿米尼的死亡是“头巾运动”的导火索一样,笼罩着伊朗社会的长期的高压氛围,才是女性愤怒的根本原因。
电影的开头部分,还在围绕职位晋升,刻画伊曼这个“权力齿轮”的挣扎。
尽管在革命法庭任职了二十多年,但伊曼并非是毫无底线的恶魔。可上司之所以大发洪恩,给予晋升,是因为伊曼的前任不愿在死亡判定书上签字,这才让他顶上。
说白了,想要保住调查员的饭碗,甚至是爬到法官的高位,伊曼必须每天处理两百多个案件,并且在几分钟之内,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要么就得草菅人命,要么就得丢掉饭碗。
对于这一人性困境,拉索罗夫没有花费太多篇幅进行细致刻画,只是通过伊曼前后态度的转变,暗示了他堕入深渊的结果。
《无花果》将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另外两件事上:一个是大女儿蕾兹万在拯救同学时,跟母亲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另一个是伊曼丢枪之后,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蕾兹万之所以冒着连累家人的风险,让同学在家里过夜,还在后者遭到暴力袭击后,偷偷把她救到家里疗伤,不仅仅是基于女性共同面临的苦难处境,更重要的是,蕾兹万深信从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所代表的政治立场。
与此相反,母亲纳梅极力劝阻蕾兹万与外界的“过度”接触,她担忧女儿会在不经意间透露伊曼的工作,进而引来祸事。可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纳梅打心眼儿里认可官方的镇压举措,并将阿米尼的死亡归于意外,而非道德警察的暴力虐待。
因为纳梅所获得的信息来源,是电视机上的官方新闻,与蕾兹万获取的信息的渠道有着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政治论调,这既标志着伊朗两代人在价值观上的割裂,也折射出她们所隶属的不同阵营。
不过,母女二人的矛盾关系并没有让纳梅这个角色彻底符号化,反而因为其女性身份,表现出她更为复杂的心理。
纳梅一方面抵触女儿与同学来往,对“头巾运动”不屑一顾,可当她面对蕾兹万的同学血肉模糊的面孔时,又流露出母性的光辉和悲悯,甚至当同学被捕入狱时,纳梅也会冒险救援。
相比之下,影片后半段的丢枪戏码,反倒越发荒腔走板。
由于伊曼工作的特殊性,法庭给他配备了枪支弹药,用于防范打击报复。可没过多久,伊曼却丢了手枪,哪怕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
丢枪失职、前途断送的恐惧,让伊曼和纳梅将矛头对准了向来“反叛”的蕾兹万,家庭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一开始,伊曼还能耐心询问,希望蕾兹万交出手枪,一切便万事大吉。可当蕾兹万毫不松口、事态愈发严重时,伊曼竟然听信上司的歪招,让专门审讯犯人的同事,对妻女三人上手段,试图找出始作俑者。
其实,《无花果》的剧情如果拍到这里,一切还算合理,不管丢枪是否意外,也不论是否妻女所为,它都让我们看到了,伊朗司法体系内部的丑恶和异化,以及个体如何被权力机器一步步利用、威逼、蚕食,从而将亲情毁于一旦。
然而,当伊曼的个人信息被公之于众、他为此不得不带着家人逃离故乡时,电影的故事开始变得前后不搭,人物动机完全失真,进而沦为一部空有批判意识却丢了现实质感的割裂之作。
最具争议之处便是,偷枪者竟然是小女儿萨娜。
萨娜为什么要偷走父亲的手枪?在父母百般央求、告知后果有多么严重后,萨娜又为什么还要隐瞒?
我们能理解《无花果》从头到尾所表达的女性困境,以及导演拉索罗夫对于“头巾运动”的声援,但萨娜这个角色偷枪的动机,在此前两个多小时的篇幅里,竟然没有半点铺垫,对于她与父亲伊曼之间的冲突,也没有丝毫勾勒。
这就让电影最后父女之间的抓马桥段变得莫名其妙,完全沦为拉索罗夫进行政治宣讲的舞台,此前耐心打造的人物个性、编织的人物关系,都荡然无存。
也就是说,在看《无花果》的前半段时,我们有多么期待,在高潮和结尾时,就有多么失落。拉索罗夫的创作勇气固然值得钦佩,但他让《无花果》最终沦为一部赤裸裸的政治宣讲片,令人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