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一场疑古运动的现代性、当代性与后现代意义

1923年，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正式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古史辨横空出世，“是改变近代中国史学气候的一个晴天霹雳”（王汎森语）——但其实水汽和电荷在高处已积蓄了很长时间。

老树新花：一场跨越两千年的争讼

儒家在汉代确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古文/今文两派却为争夺正统一直争讼不息。今文重经世，讲求学以致用；古文重训诂，发展出考据之学。古文是否出于刘歆集团的伪造，就成了儒家最大的一桩公案——有经典就有阐释，对经典义理的诠释既是一种道统责任，也是一种权力，是一种通向权力的方便法门。

清末，在崔述、廖平的基础上，康有为完成了对古文派的最后一击。《新学伪经考》罗织指证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系统伪造古文经书。紧随其后的《孔子改制考》则从今文派拿手的微言大义迈向了托古改制：六经不是史书，而是孔子的创业计划书；不是过去书，而是未来书，是哲人王的理想国。既然如此，则六经中的史事全属虚构，“托先王以取征信”而已。

康有为的“尊孔”，不过是为了自己做孔门教主铺陈。但崔、廖、康这一脉对上古史的消解功夫，却几无保留地被顾颉刚继承。顾氏热心“整理国故”，于古文/今文方法皆有所训练，却能跳出旧门户，在康有为和古文派的章太炎之间取他们互相攻击的部分，结果是既不相信上古史，又激烈反孔，奇妙地组合出他的上古史观点，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层累说”。

随胡适截断众流而自成源流

古史辨运动中的许多观点，其实在古文/今文的千年论战中皆有渊源。但那是儒家的辨古史，而现代史学的古史辨，终究是要等到顾颉刚开启。

1917年，“我的老师”胡适之留美归来，他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是扫荡中国旧学术的先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在在体现乃师杜威的实证主义精神。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截断众流”，无视三皇五帝，直接从春秋战国开始，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1921年，胡适把截断众流的方法推广到史学，“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北大助教顾颉刚醍醐灌顶，将之奉为“建设信史的骨干”。两年后，“层累说”横空出世。

“层累说”从古文“造伪”入手。既然孔子、诸子百家以至刘歆，都在造伪，一部天经地义的中国上古历史就成了“伪史”——用今天的话说，任何文本都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学者讲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诗人讲求唱和、步韵、用典，几千年织就一张“互文性”的大网。顾氏抓住“不立一真，唯穷流变”这个关键心法，攻其一点，即可庖丁解牛。顾氏总结了上古史的三大规律：“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越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因此，“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看似堂皇的上古世界，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而附着在上古史的四大传统观念：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黄金时代，不过是维护帝王道统的统治术，也都是儒家造伪的结果。

所谓“旧史料、新心理”。这是史观的翻转，超越了史料史事的考订。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代，甲骨文的发现、敦煌学的兴盛、大内档案的整理、殷墟的发掘、居延汉简的出土，无不推动着中国史学的重建。顾颉刚和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侧身其中，不仅当之无愧，而且是唯一的史观和方法论的创造。在这个维度上，小小北大助教的历史价值恐怕要大于清华国学门的四导师。

顾氏“暴得大名”，但他和古史辨的学术缺陷也很明显，最为人诟病的是滥用默证。高明的做假并不百无一是，而往往是半真半假、乃至九真一假。而即使确认文本和器物作假，并不意味着其反映的史事必然为假。打倒孔家店的狂热背景下，古史辨对造伪有过强的道德义愤，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某些结论如“禹是一条虫”之类的草率天真；另一个遗憾是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不足。王国维讲“二重证据”、陈寅恪讲“三重证据”，但古史辨仍然主要局限在传统文献的分析和互证，这多少也受了顾氏学术出身和个人旨趣的影响吧。

学术思潮背后的全球性气候

王汎森这本《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围绕着清季今文家到廖、康到顾颉刚的古史辨的关联，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考虑到该书初版于1987年，算是难得的先声。但今天来看古史辨，还需要放大我们的视界，要看到史学作为现代学术之一种的全球律动与互动——如果说古史辨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晴天霹雳，那大时代下东洋西洋的每一片思想天空，无不是风云际会、天雷滚滚。

近代世界急剧进入全球化，学术的产生和传播从本质上看属于同一个全球性的思想波动系统，我将之命名为“学术生产的波粒二重性”：任何一个学术观点和思想，单独看是“粒”，是独立存在的事件；整体看是“波”，互相影响、互相干扰、互相呼应。在同一个“中时段”里，一切看似有先后、有侧重、有分化、甚至有抵牾的学科和学术思潮，都可以放在这一视界下去观测、比较和考察，尤其是人文科学。我们必然发现：同一地区同一时代的不同的学科之间有共时性；同一学科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阶段之间有历时性；与此同时，不同地区的历时性又对全球范围的共时性进行补充和完整。

由此考察“层累说”的出现，也就是思潮互动的必然了。当一个社会从前现代迈入现代，它依附在前现代性上的神话和王权叙事就必然被颠覆。尤其是把史学捧到殿堂之高的中国，只有对自身历史做一次彻底的反身性清理，古老文明才能够开启它的现代之旅。

顾氏从旧学入新学，1916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2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他没有留过洋，也没有亲炙过西方大师。他的治学乍看并无特出之处，无非是在旧文献基础上的知识重组，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是一开始就具备了不盲从的勇气和求真的科学主义精神。

顾颉刚的层累说大致有几个观念的渊薮：一是从胡适一脉而来的北美实证主义方法，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一是欧洲的兰克史学的影响。当时兰克史学在欧洲已经式微，在中国史学界却被奉为圭臬。兰克史学强调文献分析，相信可以重建历史真实。如果说实证主义在顾氏那里体现的更多的是治学方法，那么兰克批判史学则影响了古史辨的精神发育。第三是进化史观。进化史观是近代世界变革的思想原动力，中国变革的底色和基本思潮，从天演论到社会主义到社会达尔文，无不受其影响。进化史观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上古黄金时代的幻想，也是顾氏敢于踢翻流水簿子的勇气所在。

而这诸多观念和思潮的活水，都源自启蒙运动和科学主义的大潮。没有科学主义，断然造不出古史辨这颗“轰炸中国古史的原子弹”。或者说，正是科学主义（启蒙）与中国转型（救亡）的化学反应，才催化出近代中国学术的满天星光，才成就了古史辨的“燃爆”。

只有从将现代性注入历史进程的这一角度，才能认识古史辨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能够理解古史辨作为一次未完成的学术进军，对今天的史学界、思想界还有着怎样的价值和启示。

当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挑战

1930年代，随着殷墟新材料、新证据的不断出土，史学界对于古史辨所代表的疑古思潮也开始有了分化。而在顾氏看来，破坏和建设是重建上古史的一体两面，地下（考古）与地上（文献）本不可偏废。话虽如此，他还是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搭建，转向历史地理的开创性研究，抗战后，又转向了民族学和边疆学，后来，更卷入了党争和政治——其实，对一个民族国家悠久历史的质疑，在任何政权下都是不合时宜。古史辨这个早慧而高亢的声音，终于渐渐地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

改开之后，顾颉刚和古史辨重新回到学术史的视野。但初期国内同行主要夸赞其反封建、反道统的时代意义，而海外学人则多挖掘其在学术思潮上的先锋价值。如王汎森后来的授业恩师余英时等，往往将顾氏的工作和方法，与二十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学术思潮进行比附。举凡福柯的“文献”和“权力”、德里达的“文本”、海登·怀特的“历史叙事”、克里斯蒂娃的“互文”……都在顾氏和古史辨中找到了遥远的呼应，甚至有论者将顾氏和古史辨解读为后现代史学的先声。“顾氏在20世纪20年代就将中国史学带进认识论时代，只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限于时代，他只能浅尝辄止，他也不可能发展出现代化解释学、符号学、叙事学的理论。”

自然，古史辨也要面对新的学术质疑，尤其是代表“文献派”接受来自新中国考古的诸多成就的挑战——因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叙事需求，考古学是少有的没有被粗暴打断的人文学科——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出土文物、简牍能够动摇“层累说”，所有批评均指向顾颉刚的某些具体观点，而无法推翻其建立的总体框架。

最大的压力来自学术之外。如果说五六十年代顾氏主要承受的是身份政治的压力，那么今天古史辨要面对的则是国力强盛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索求。盛世需要宏大叙事，轰轰烈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虎头蛇尾，但“上下五千年”早已深入人心，“一万年文明史”也言之凿凿。尤其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走出疑古时代”口号的提出，虽然学界评价各异，但无疑是针对古史辨砍削中国历史的一次“拨乱反正”。

顾颉刚和古史辨的命运，套用陈寅恪给王国维拟的悼词，“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这是真正的学问家的必然命运，非如此，学术断不能进步。然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因其代价高昂而弥足珍贵——因不能至，尤心向往之。

单小海

2024年10月11日

（本文为王汎森 所著《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的书评，由作者单小海授权发布）

中文原创 | 人文社科 | 思想史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

王汎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4年7月

内容简介：王汎森，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200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2005年获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士。曾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中研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现任台湾综合大学系统主席。专业领域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近年来将研究触角延伸到中国的“新传统时代”，包括宋代以下理学思想的政治意涵等问题。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晚明清初思想十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书。

古史辨运动是改变近代中国史学气候的一个晴天霹雳。本书把古史辨运动当作近代学术思想发展中一个历史现象来描述，主要探讨了运动何以会爆发、以什么样的风貌出现、带来什么影响等近代思想史问题。本书认为，导致该运动产生的最具关键性的因素是清季今文家的历史解释，而清末民初错综复杂的思想学术环境尤为重要，顾颉刚个人的“冲天一击”则是运动的触媒。此外，本书也考察了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思想家们原来的想法到底是什么，这些想法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思想传统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层面，思想家们真正做到了什么；第三个层面，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思想家们的实绩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后来的人怎样去理解其作为。

在描述历史现象时，本书对“心理事实”与“历史事实”加以分殊，认为不管合理或不合理的思想都可能在历史上造成巨大的影响，在行动者自己看来也都可能自认为掌握了最完整的理由，而且也正好符合着某种深刻的社会需求，并又造成了无可抹煞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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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外文学

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自传体小说；文学向散文、随笔；报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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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刘羿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