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台胞二代曾润:用“一支笔”献力“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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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01曾润,一位定居大陆的台胞二代,1949年生于北京,1986年入党,曾获得北京自学成才标兵称号等多项荣誉。

02从装配工到技术员,曾润凭借一支笔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如为秦山核电站设计并安装调试了3个月的控制柜。

03除此之外,曾润还为人民大会堂北变电站设计并生产了显示工作状态的模拟屏,保障了人民大会堂的用电安全。

04曾润认为,人生际遇与大时代息息相关,他见证了祖国的飞速发展,亲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05他鼓励年轻一代找到自己的热爱,抓住生命中每一件让自己感觉闪着光的事情,因为人生不止一面,生命宽度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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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北京,有这样一群普通人,他们与共和国同龄,籍贯都是台湾省,他们的父辈或在抗日战争时期或在解放战争时期带着救国图存的信念,以各种方式辗转来到祖国大陆,加入到为新中国成立的奋斗中。与新中国同龄的他们,从出生开始,基因中就带着父辈的爱国情怀,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一定轰轰烈烈,但他们以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投入到祖国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本期继续刊载这群普通却又不普通的人们的故事。

 ——编者

曾润,定居大陆台胞二代,1949年生于北京,1986年入党,1987年获北京自学成才标兵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从装配工到技术员,他用“一支笔”献力“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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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案于工作台前正在画电路图的曾润 (受访者供图)

少年的那台收音机



我父亲是台湾客家人,细数家族族谱,十几代人都生活在台湾。
从小在台湾接受日本教育的父亲,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在高中毕业后获得了免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自此踏上了远离故土的求学之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法律。
大学毕业后,我父亲希望回祖国发展,通过熟人介绍辗转来到北京,先是在一所华侨补习学校教书,由于他德语和日语都不错,后又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从事翻译工作。这期间,父亲与母亲相识于中山会馆,两人相爱相知,走在了一起。
1949年1月,我出生了,也是这月31日,北京迎来解放。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小时候,父母亲总是很忙。我父亲,一个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为人正直又乐于助人,常有人登门来拜访他,向父亲请教业务方面的难题,他都很欣然地与人交流,一聊起来就到了很晚。我妈妈是房管所的一名会计,总是早出晚归。所以自打我记事起,我们兄弟姐妹就是跟着姥姥长大的。每天晚上,6个孩子,被姥姥安排坐在6个小板凳上,中间摆着一个硕大的铁盆,围坐一圈一起泡脚,好不热闹,是童年留下的有趣一幕。
从北京梁家园小学到三十五中学,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学生时代。读书期间,成绩一直不错,尤其是物理和化学,几乎总是排在班里前3名。
初一那年,我迷上了收音机,那时候需要自己动手组装并制作天线。我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零用钱,终于在器材商店买到了晶体管和绝缘板,又各处搜集了材料后开始自己琢磨,试来试去,终于有一天,晚上10点多,我望着那台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在“滋啦滋啦”几声后,竟然播出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别提多兴奋了。每天晚上,听上一会儿收音机,是我放学后最期待的事情,还热衷于跟同学交流组装和修理电路天线等。这份热爱,也为今后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等我读到高一时,父亲因为“文革”被下放到河南汲县,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但父亲从不会在来信里诉说生活的苦楚,总是尽量让家里人安心。父亲是个不会发泄情绪的人,直至他在河南中风偏瘫后回到了北京。很多年后再见父亲,他已在家卧床。
1969年,在“上山下乡”潮中,我坐上了去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火车,那一年我20岁。黑龙江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黑龙江的夏天天亮得很早,有时候凌晨三点,天空就已经泛起了鱼肚白,四点多我就背上农具下地干活。到了秋天,草原上开始放马,每天早晚我赶着三四十匹马去吃草,还要从河里一桶一桶地挑水回马厩给马喂水,一桶水顺着坡道倒进水槽,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放马、放羊,还会去食堂做饭,干过盖房砌砖等活儿,后来还跟着木匠学习木工活,有时间就看着图纸学习锯、钻、刨。
在第二故乡的日子虽然苦点累点,但回忆当时,能想到的只有过好当下,有时候望着茫茫草原,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茫然。
有天,一个爱听新闻的老乡听说我能修理收音机,拿着一台坏掉的收音机来找我,在拆开检查调试中,我又想起了我少年时组装的那台收音机,想起那时的那份快乐,也让我在茫然中找到了一份精神慰藉。

从装配工到技术员



1977年底,我离开黑龙江回到北京。回来以后,我去北京市宣武区椿树街道报到,街道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我家看我时,留意到我自己打的家具,于是问我:“街道组织了一个小厂子,你有这么好的木匠手艺,要不要去试试?”我欣然答应,那时候的我也没想到,我就此遇到了自己一生热爱并为之奋斗的一份事业。
新建的厂子叫北京椿树电子仪表厂,当时主要生产的是工厂用的电器柜和控制柜。一进厂,我从装配工开始干起,主要负责在底板上安装开关仪表、电源变压器等。
因为我喜欢修理收音机,对电路也不生疏,属于能干会干手也巧,大家就觉得我脑瓜灵,反应也快,装配工干了一年多,就被调去了检验科,不久又去了技术科,成为一名技术员。厂里是项目负责人制,自己设计的图纸要自己签名,合格不合格都是自己的事儿。
小企业为了发展,就得找师傅“拜师学艺”,这期间我拜中国科学院高工为师,学习日本开关电源技术。那时候师傅每天来给我讲一堂课,知道了原理,我就琢磨怎么调一调改一改,观察都有哪些变化,第二天师傅来了说我加的这个电容器好,让产品稳定性更强了,就这么边学边试,过了大概3个月,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产品——稳压电源,也因此获得了一张厂子给颁发的奖状。
之后,我开始设计生产自己的控制柜。拜了北京半导体器件三厂高工谢鸿为师,谢师傅是个“技术大拿”,还会给我们讲计算机原理,通过学习国产工业控制器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技术,我成功生产了自己的控制柜,不仅功率大,还弥补了进口机的不足,提高了实用性。
图片正在调试控制柜的曾润 (受访者供图)
有一天,我正在车间干活,谢师傅带着一群上海人来厂里看控制柜。谢师傅本就是上海人,大家说的都是上海话,因为我下乡时和上海知青待过8年,上海话也听得懂,才知道来的人都是核工业部728设计院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选应用于秦山核电站温控系统的控制柜,这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当时和728设计院的人探讨了关于控制柜的想法和要求,因为核电站有辐射,需要无人值守,所以这个设备必须保证不能出故障。但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质量再好,怎么能保证不出故障呢?
事情就卡在这,一个星期过去了。一天中午,我碰到设计院编程序的一个小伙子,我问他这个项目能定下来吗?他说对无人值守还不出故障这个要求达不到,所以还没谈成。听了他的话,我说我倒是有个想法,于是跟他讲了我的建议:两台无人值守的机器干一样的活,出了故障不易察觉,但是假如一台是主机,负责温控系统,另一台就负责监控主机,一旦主机出现错误,另一台立马替换主机的功能继续运行,主机就可以停机检验检修,按这样的功能来编程。他听完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把这个想法报上去,设计院通过了。
几天后,一天晚上10点,我骑车过去看看这个小伙子编程编得怎么样了。恰巧碰到他正愁PLC梯形图走到某一步卡住了,我帮他琢磨了一下,发现编程是对的,梯形图也是对的,但是线路接得不对,两个口接反了,改一下就好了。这个小伙子拍了拍另一个同事高兴地说,“多亏了曾师傅,咱们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没多久,设备生产完成,但还要在北京进行三个月的高温老化实验——第一个星期在屋里边关上门加热,电炉子加热到40度,设备不出故障才认为是过关了,然后再把这套设备拆模打板再定制一套,继续进行高温老化实验。那个阶段,一天24小时,我都要去现场盯着,最后顺利通过实验,可以签合同了。
1989年,我终于作为技术代表在技术协议书上签字,并带领一行技术人员在秦山核电站安装调试了3个月,直至检验成功。
此后,我们设计的PLC工业控制机还应用于太钢、攀钢、鞍钢、江西新余钢铁厂以及内蒙古乌达矿务局洗煤厂等生产线等,我都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为生产线自动化、工业自动化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为人民大会堂设计模拟屏



20世纪90年代初,我所在的工厂开始扩大生产,我也随之转向模拟屏的设计与生产。
模拟屏是一种应用于配电室、变电所和变电站中的电力设备。电力误操作是威胁电网安全运行的频发性事故,可能导致大面积停电,电气设备毁坏,电网震荡瓦解等,而模拟屏是防止电力误操作的有力措施之一。
当时,应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变电站的要求,我厂要制造显示该变电站工作状态的模拟屏。我拿着供电图,去该变电站现场勘查,对照着配电柜,一条条线路认真看完后,回来开始设计图纸。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一定压力,毕竟项目负责人制意味着我设计的图纸,到最后通电调试都是我,不允许出错。
可能是源于年少对无线电钻研的那份热爱,我对线路有天然的熟悉感,这是一个“较劲”的细活,那时候没有电脑,就凭着一支笔来画。
手画,就需要放大两倍,图纸长度比人还高,又宽得像个大案板,但上面勾勒的却都是差不多两毫米一条的线。
后来,人民大会堂北变电站模拟屏生产制造完成,我到现场进行安装调试,实现了电路能模拟操作及各种故障报警,保障了人民大会堂的用电安全。这块模拟屏一直使用了8年,之后人民大会堂又和厂里定制了第二套供电系统模拟屏。
那一时期,我还参与制造了中央其他一些重要机构大楼供电系统、酒厂污水处理生产线、切诺基汽车生产线等的模拟屏。慢慢的,我对电路图也越画越熟,刚开始有电脑的时候,我一人画图顶两个电脑那么快,那时候设计一个这样的电路图我只需要一天时间。
我右手握笔的三根手指,也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画弯了,被“塑形”在不一个平面里,但这也是我光荣的“勋章”。
1985年12月,在“北京市统战系统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我受到了表彰;1987年,在厂里的推荐下,我获得了北京自学成才标兵称号,之后又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这些是荣誉,也是责任。
此后,工厂也从最初30余人发展到后来150多人、4个车间,从刚进厂当木工到60岁退休,我一直择一事爱一事。人生际遇总是和大时代息息相关,我见证了祖国的飞速发展,亲历了从“四个现代化”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中国是制造大国,作为一名技术员,能在国家腾飞之际为国家工业现代化发展“打底儿”,是与祖国共同成长75载岁月的深刻印记,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一路走来的成长道路。成长不一定要等待机遇,而在于不断探索与追求,希望年轻一代都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抓住生命中每一件让自己感觉闪着光的事情,因为人生不止一面,生命宽度由己。

口述:曾润 

整理:王慧文

文字编辑:修菁

新媒体编辑:杨明珠(实习)

审核:周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