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津浦铁路山东沿线驰骋着一支神勇的铁道游击队。他们“扒火车”“截铁路”“打洋行”“炸桥梁”，以微山湖地区为依托，与人民群众一道用血肉之躯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筑起了抵抗外敌侵略的钢铁长城。
1938年3月，日寇侵华战火蔓延山东，枣庄失守，苏鲁地区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战略转移至抱犊崮山区。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10月总队选派洪振海和王志胜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站，“铁道游击队”就此初创。在日后的艰苦战争磨砺中，鲁南铁道游击队“发动人民、依靠人民”，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1939年1月，日军在枣庄开设“正泰洋行”，又称“枣庄国际公司”，此处名为日军从事物资贸易的场所，实为搜集情报的特务机关。王志胜设法通过关系进入正泰洋行当搬运工，逐渐掌握了洋行的内部情况和三个掌柜的活动规律。1939年8月的一天夜里，趁洋行三名经理警惕性低，王志胜指引洪振海、宋世九携手枪、大刀悄悄进入洋行。他们三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翻墙而入，很快找到三个掌柜的房间，将2人砍死，1人砍伤，夺取长短枪各一支，而后迅速撤离，消失在夜色之中。事后，王志胜不仅没有受到质疑，反而被认为是他救了侥幸活下来的那个经理，被提升为洋行搬运工头，也为后来侦察地勤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
1940年1月25日，以情报站为基础，八路军苏鲁支队指示在陈庄成立“鲁南铁道队”。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游击队纳归直属，此时队员已有20多人。后经与周边地区武装队、游击队合编，队伍逐渐壮大，最多时达300余人，平时则多为百人左右。
1940年，日军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集结5万日伪军，对一一五师所在的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为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5月下旬，鲁南铁道游击队再次袭击洋行，这也是鲁南铁道游击队公开旗号后的首次战斗。继上次遇袭后，日方加强了防护。洋行四合院的四道院墙都设有电网。待摸清敌情后，铁道游击队32名队员，分成5个战斗小组。其中4个战斗小组负责进攻，每组3人，每人持一把大刀片。此次由王志胜担任院内行动总指挥兼1组组长，负责歼灭北屋的敌人；徐广田任2组组长，负责歼灭东屋的敌人；梁传德任3组组长，负责歼灭南屋的敌人；曹德清任4组组长，歼灭西屋的敌人。参加行动的队员天黑前到达齐村隐蔽，晚上统一行动。因洋行的门正对着火车站的站台，站台上有日军巡逻岗哨，不易接近，所以他们决定从后墙打洞进入洋行，这样更隐蔽。当夜，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在大家听到进屋杀敌的命令后，一个个如猛虎下山，破门而入，挥舞起锋利的大刀，抓着日军就砍。铁道游击队这次再袭洋行，击毙敌人13人及1名翻译，缴获长短枪6支及作战物资一宗。
“血洗洋行”是铁道游击队开局之初进行的两次重大战斗，前后共斩杀敌人15名，重伤1名，且其中多人是日军重要军官，令日军震惊不已。这些事迹在当地一经传播，也令广大民众倍感振奋，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奋起反抗日寇的信心。铁道游击队因此威名远扬，越来越多贫苦矿工、农民、小摊贩、流浪者开始加入进来，队伍得以迅速扩大，影响越来越大。
同年6月，铁道游击队袭击日军押款列车，缴获法币8万余元；8月，破坏津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本运兵军列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百余根，使枣庄日军的通信和交通同时瘫痪。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1940年到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个时期。由于日军长期残酷“扫荡”，根据地缺衣少食、医药匮乏，条件极为艰难。鲁南铁道游击队急鲁南抗日军队之所急，想鲁南抗日军民之所想，只要是党交付的任务，历尽千难万险也不计代价坚决完成。
1941年10月，鲁南军区医疗药品严重告急。战士负伤后只得用食盐消毒，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致使很多伤员残废，甚至牺牲。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急令鲁南铁道游击队务必设法予以解决。一天，临城车站的内线宋邦珍得到重要情报：有一列装载药品的货车将由青岛开到临城，然后向南行驶。铁道大队立即行动，在沙沟一带设伏，做好了夺药品的准备。当晚10时，列车从临城站开出，当行驶到沙沟与塘湖站之间时，游击队员们飞身上车，找到装载药品的车厢，迅速将药品一一掀下，并由埋伏在沿线的队员们顺利接运，及时送至鲁南军区。行动大获成功，不仅搞到了部队急需的外伤药、药具，还缴获了望远镜等军用物资，张光中司令员高兴地连夸：“同志们干得好，干得好！”
1941年11月，寒气袭人。由于前期我鲁南军区被服厂遭敌人破坏，驻鲁南地区的抗日部队近两万人的棉衣还没有着落。严峻形势下，铁道游击队与运河支队、腾沛大队、微湖大队、边联支队联合行动，在塘湖站附近巧截日军运布车。事前张永纪得知日军一列挂了两节布车车厢的火车从青岛发车南行，约下午4点钟到达临城车站。考虑到这个时间太早不便行动，必须想法让布车丢在临城，夜间再挂走。于是他当天下午3点多钟便跟车到了滕县车站，等布车来到后，利用工作之便捧了几捧沙子放进车轴上面的油壶里。火车启动了，不一会，沙子和车轴磨擦起火了，火车不得不减速，慢慢向临城爬去。这时，动员来的几百名群众带着扁担、绳子，正隐蔽在塘湖车站附近的封锁沟里待命。晚上9点多钟，火车驶来，张永纪借着火车喷出的水蒸气作掩护，与同时爬上火车的铁道队员刘金山、梁传德、徐广田三人，一边警戒，一边行动。当火车到沙沟、塘湖车站中间时，趁拐弯之机，猛地提起挂钩，前边的车开走了，载着布匹的两节车厢继续滑行一段后，停在了铁轨上，几百名群众一跃而起，火速爬进车厢，掀的掀，搬的搬，卸了整整一夜，共截获棉布1200匹，军装500余套，皮箱200支，缎子被100余床，呢子、毛毯各1宗，显微镜4架，电炉2个。游击队将这些物资藏匿于湖区，后由鲁南军区派骑兵连运到抱犊崮山区内的军区被服厂，成功解决了军区武装部队越冬缺少棉衣的燃眉之急。
铁道游击队的一系列行动，引起了日方的高度警觉。日军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还专门从济南调来特高课长高岗，在临城组建第五特别侦谍队。高岗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中国的风俗民情也十分了解。他采用极具中国民间色彩的拜把兄弟、认干亲等手段，使临城附近的50多个乡保长，与他结拜为兄弟，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方面，利用他指挥的特种作战小队着便衣伪装成假铁道游击队，趁夜间到群众家里敲门，群众只要一开门就被抓住，说是私通八路，所以后来真铁道游击队来了之后，去敲门，群众分不清真假，不敢开门。一时间，高岗的便衣队对铁道游击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铁道游击队活动难以开展。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队长洪振海说：“擒贼先擒王。”1941年的一个夜晚，铁道游击队分成4个小组，化装成日军士兵和搬运工分别潜入临城车站。10点钟，担负攻击任务的第一组队员刘金山等人就摸到了高岗的门前。刘金山第一枪打死了高岗的卫兵，高岗正在那里趴着写字，听到枪响一抬头，刘金山第二枪就打过去了，正好打在他脑袋上。高岗之死，起到了隔山震虎的作用，也使他苦心经营的谍报网络从此分崩瓦解。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决定开辟一条从华中盐城地区北上、经山东南部西去延安的秘密交通线。铁道游击队受领任务后，相继成功护送刘少奇、陈毅、陈光、罗荣桓、萧华、叶飞等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穿越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顺利通过敌占区，安全过境。据不完全统计，自1942年到1944年，铁道游击队先后护送千余名干部往返延安，从未出现一次差错，故受到鲁南军区的通令嘉奖。正是凭借这种不惧艰险、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坚韧担当，鲁南铁道游击队被人民群众传颂为能飞檐走壁的“侠客”，被日军惊叹为能从天而降的“飞虎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驻扎在峄县和临城一带的日军却拒绝向铁道游击队缴械。10月的一天，当日军乘坐的铁甲列车趁夜色开出临城车站，在沙沟附近发现前面的铁路已被毁，再试图退回临城，退路也被铁道游击队炸断。12月1日，这股日军孤立无援，只好投降。时年23岁的铁道游击队政委郑惕代表八路军在临城沙沟车站，接受1000多名日军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投降。铁道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迫使千余名正规部队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缴械投降，成就了中国军事受降史的经典传奇。
1945年12月底，铁道游击队奉命到滕县（今滕州市）接受整编。整编后除留两个连队归鲁南铁路工委领导外，其余100余人编入华东野战军鲁南军区特务团。大队长刘金山调任鲁南铁路局副局长，副大队长王志胜调任鲁南铁路局办公室主任。至此，鲁南铁道大队番号撤销，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据不完全统计，自初创至番号取消，铁道游击队先后共有1任队长、3任政委、150余名队员血洒疆场、壮烈牺牲。游击队员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不怕流血、不怕死，怕死就不要加入铁道队”的铮铮誓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义薄云天的英雄气概。回首鲁南铁道游击队创立以来经历的近百场战斗，几乎每一场都是以小博大、以弱制强、出其不意、一击即胜的经典战例，被萧华将军称赞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早在1943年夏，著名作家刘知侠就在山东军区召开的一次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接触到了当时被评为“甲级战斗英雄”的徐广田，了解到铁道游击队“摸敌岗、打特务、在铁路上袭击火车、在客车上打歼灭战”的英雄事迹，并被深深吸引和鼓舞，决心将之创作成文学作品。此后，他三访枣庄，几乎寻访了铁道游击队战斗过的每一寸土地，仅采访记录材料就记了满满两大本。又经十年潜心创作，终于在1953年完成了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1954年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一经问世，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撼，不久便被搬上银幕，成就了经典电影作品。时光远逝，战绩永存，鲁南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事迹必将为更多人所铭记。
红色齐鲁·声动中国网络音频节目《故事里的沂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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