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中国，约200人当中就有1位登记在册的严重精障患者。
他们在哪？除了生活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和散见于媒体报道的伤人案当事人，我们好像对他们视而不见，又避之不及。
因此，他们躲得更深了。家庭要付出闭门照护的代价，医生要更凑近才能获得他们的信任。澎湃新闻记者在梳理资料时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病人尚能被社区、家庭接纳，甚至有一份像样的工作；后来的病人则被视为失去了劳动能力，整日困守在家、病情加重，家庭也被拖入贫病交加的境地。
我们会从10月29日起连载三日、用三篇报道与读者探讨何以至此，又如何为精神病人走出家门、缓解病情提供多一份理解与支持。
三年前，杨如梦在贵州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当实习社工，帮可以办理出院的病人联系家属——有一位病人才三十多岁，早先在疾病发作时打架斗殴，但已恢复得“很正常”，因为“无人认领”，他滞留在医院很久；最后，来接他的是哥哥，满脸无奈。杨如梦想给他讲讲与病人同住的注意事项，哥哥显得不感兴趣，只问“签字会不会被人知道”，怕在社会上和精神病扯上关系。
有的家属态度温和，但听得出灰心。杨如梦说，病人刚发病的，家属会关心“他现在状态怎么样”，一些病情反复的老病人，家属不会再问。
宁波市康宁医院的工作人员曾在论文中分析2013年至2015年该医院的2947个出院病例，发现这些精障患者住院次数越多，单次平均住院时间越长，病人似乎越来越难离开医院。
即便病情稳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仍可能残留病症，不仅需要来自家庭的持久照护（① 照护者为何不愿打开家门？）、需要基层医务人员和社工进行随访（② 当坏情绪在家中“交叉感染”），也需要社会创设一点适合他们的承接空间。
出院就离婚
2022年，杨如梦在贵州大学读心理学研究生，看到一家公益组织在招募医疗社工，抱着实践心理辅导技术的想法，住进了精神疾病的康复病房。
她坦言，一开始惴惴不安，怕病人打她。但开始工作之后，她也感到这些工作对象“像小孩”——那会儿正值“新冠”疫情，原本公益组织在病房开展园艺治疗，因为不能聚集而取消，因此住院生活非常无聊，病人看到社工来了，会围上她，问：“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杨如梦有一个男同事，和病人们处得像朋友。他到病房，会被病人一把抱住：“你又来看我们，太好了。”
杨如梦问过一些病人出院之后的打算，有的说回去工厂打工，有的要继续上学，也有的人先在家里养病。何新的想法是——与妻子离婚。他患上双相情感障碍的直接诱因是与她大吵，发病后在街上流浪，由民警送到医院。除了离婚，何新没有丝毫对未来的憧憬。他觉得自己以后无论到哪儿都会被排挤，别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疯子。
她在毕业论文里描述了自己给何新做心理辅导的过程。
杨如梦对何新解释，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的情绪ABC理论，一起事件A可能激起非理性的信念B，导致情绪C，比如患上双相情感障碍是一个事件，“这辈子完蛋了”是它引起的非理性信念，导致他不开心。
何新说：“我觉得我的情绪会经常变化，一会感觉很难受，一会又感觉没什么，总是感觉不受自己的控制。”
杨如梦说，在他心里，由患病到被社会抛弃的因果关系是坚固的，而这不符合理性。她会跟他讲——有的患者虽然受疾病困扰，仍然努力生活，追求个人意义，有的还会帮助其他精神疾病患者。
三次心理辅导之后，两人转换了身份，杨如梦扮演病人，何新扮演社工，等于由何新劝导他自己。
“你是觉得在这个社会生活非常困难对吗？”何新问。
“我是觉得在世界上活着真的很难，本来还会对生活抱有期待，但自从有这个病，并且反复住院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未来就没抱有什么期望了，我觉得我在别人眼里是另类的。”杨如梦说。
“可能这只是你自己的想法，事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何新有模有样地模仿起来，“尽管还会有人存在偏见和歧视，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
这个画室无人全勤
几次心理辅导之后，根据量表，何新的悲观厌世情绪有所减轻。
现在，杨如梦已经毕业，当了一所高校的辅导员。她坦率地说，在医院的工作时间太短，她遇到过一些更难的案例，没有获得他们的信任。何新虽然话少，但如果主动问，他愿意分享，而有的病人对医护和社工很戒备，不想多谈自己的家庭，还有的干脆撒谎，不同时候吐露的家世不一致，不知道该信哪个。
按杨如梦理解，这不一定是疾病的症状。也许这几个病人从前有一些受伤害的经历，导致他们很难信任别人。
病人回到社区，要继续面对患病多年造成的其他心理问题，比如自卑，也要和残留的症状相处。
2010年，南京原生艺术中心成立。这家机构的日常工作是为一些精神病人提供场地，协助他们作画，一部分画作由中心出售。在这里画室作画的人，多少有些“艺术家脾气”，如同他们的作品，风格多变。
经过治疗，一些患者能恢复不错的认知水平，只是时不时地意志淡漠，社交变成很大的负担。这里的画师没人能做到“全勤”。
天气差的时候，小鹏不想去画室。他一直吃药，工作内容也是安静地画画。但他这几天有些畏缩。
他得病之前学业很好。为了花更多时间陪他、劝他出门，母亲李佳放弃了升职。这种时候，她少不得烦闷，想道：怎么搞的，病怎么好不了呢？
她把嘀咕按捺下去。
“就像爬杆一样。”李佳形容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要是不坚持，患者会逐渐滑入自己的世界，变成常人口中所谓的“怪人”。前面的努力都会白费。所以，当小鹏又显出不想出门的样子，她决定 “忍耐”。
她说，以前不懂，会把焦躁的情绪流露给小鹏看。现在，她多说几句，就自己出门走走，调理好心情，第二天对儿子反省自己，一家几口互相道歉。
等到一家人克服了困难、走出家门，小鹏到画室坐定，面前有两百支供他自由使用的彩笔。他的心也定下来。
他会画出一些绮丽又具体的想象物——针管里有玫红色的粗糙岩壁，或是淡紫的宫殿帷幕，但仍是一组针管。扇子的顶部有一张昆虫的脸，似乎愤怒地看向画外，但仍是一把蒲扇。
小鹏的作品，一组针管
我们和李佳谈话，小鹏把画好的扇子拿来给母亲，简单地解释道：“很古老的感觉。”
小鹏作品，一把蒲扇
机构的创始人郭海平表示，机构从来不给这些画师进行指导。他会提一些建议，但他们可以不接受——这时候，他走过来端详这把蒲扇，说画得不错，商量似的问：“以后试试看只用黑白的？”
小鹏回绝了，说自己最近状态差，注意力难集中：“我是用意志力在坚持。”
重新开始“苦恼”
在这里，小鹏和他的“同事”们有创作的自由，偶尔还可以卖出作品，获得分成。在郭海平的观念里，买家为画买单，意味着认可画得好，而不只是出于对弱者的怜悯。
这些画师的每一幅作品都要入库存档，有编号。南京原生艺术中心甚至不允许艺术家把自己的画作带走，担心随便搁在一边，或者送人了，他们就逐渐把艺术当成打发时间的涂鸦，不再当一回事。
这种模式之下，机构的承接能力十分有限，据郭海平说，迄今为止只有二百余人曾在此长期作画；资金也吃紧，除了卖画挣钱，机构只靠有一搭没一搭的社会捐赠来维持运转。7月，他接受采访时说，“下半年的工资还没有着落”。
不过，他宁可保持这种模式，也不向病人收费。他认为，如果这些人把作画当作一种需要掏钱的治疗，他们可能仍然只把自己当作“病人”，心态容易崩坏。
这些人往往被社会当作一个不完全的人去教导，他们要不反抗，要不接受，进而麻木。
有一位父亲对郭海平说，儿子接触绘画之前，家里的气氛一度很差，让儿子往东，他偏往西，他要儿子洗个脸，需要把毛巾给儿子绞好。
而如果在管理严格的病房待得太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锃表示，全力追求“控制情绪”，抹除疾病带来的情绪波动，时间久了，人会变得什么情绪都没了。
杨锃解释，想象我们不幸患病，要去住院，摘下了首饰、换上病号服，变成三号病区的第五床，服从医生的安排才能尽早出院，这是一个“剥离”自我的过程。
他在之前的论文里形容加入日本北海道的一家康复机构“浦和贝塞尔之家”的病人：刚离开医院，他们“温顺如羔羊，且沉默寡言，成了一群丧失苦恼能力的人” 。
这个机构最初由四位快出院的精神障碍者和一位医疗社工成立，出发点是病人离开病房，想找回真实生活的感觉，包括重新开始“苦恼”，想来想去，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去工作。
他们在海边注册成立了一家制造与贩卖海带的企业，工作比较散漫，符合精神疾病康复者的抗压能力。它迄今坚持了四十年。
“橡子”的精神世界
这家日本企业由三部分组成，销售海带的“贝塞尔有限责任公司”、同名的社会福利法人组织，和名叫“橡子会”的精神障碍者俱乐部。“橡子会”组织各种会议，参与者分享各自的幻听内容和其他症状，最近的苦恼和快乐。
“橡子”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的自嘲：看起来像栗子，但没有栗子的实用价值，不好吃——就像他们对于社会，不那么“有用”，不好找工作，但对于自己和朋友仍有价值。
一群不爱社交的精神疾病患者待在一起，郭海平的同事李金说，没有那么亲密，但他们也会互相关注、想着互相帮一把。
有一回，南京原生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带着一群画师出门玩，有一个人倔强地捡了一路瓶子，问他，也不肯解释为什么；事后发现他把瓶子给另一个画师，想着对方家庭条件不好，可以拿去卖钱，又怕捡一个给一个，伤害对方的自尊心。
他们也会出现一些小的“竞争”。李金说，有些病人在家吃饭比较挑剔：“在家说了好多遍的道理，他（指病人）也许不接受。但到了康复的场合，看见别人吃饭也简单，画得也好，自然就规范了。”
有一群境况相似的人在身边，李佳鼓动儿子出门，可以对他说：“看看别人，发病得更晚，理论上恢复的难度更大，但看到吗，他们也恢复得很好。”
病人们互相关心，比较生活方式、康复程度，但令人惊叹的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很多人看到这些画作很完善，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教学，或者帮他们调整。”李金说，“但这些人（指画师）不会接受外界的干扰。”
在郭海平看来，我们多数人在乎社会的评价，而一些患者更在意内心的感受。从这角度说，这些人更接近某一种精神世界的真相。
这家机构陈列的画作中，有些画与疾病相关。李金给我展示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作品，全都做到严格的对称。疾病令他非常地焦灼，需要在艺术中找回秩序感。
但更多的作品并不指向“病”，需要画室的职员问作者：“这是什么意思？”作者有阐述的权利。
比如，牙牙是一位严重的自闭症患者，发病很早，没有学会过多数人使用的语言。他勤奋作画，每一次，工作人员问他：“这是什么？”他都回答：“窗户、小鸟、马路。”
这是他眼中的世界一角，只有他能看见。
牙牙作品，窗户、小鸟、马路（一）
牙牙作品，窗户、小鸟、马路（二）
关于一些精神疾病患者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壁垒，杨锃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出现幻听的人，耳朵里有个声音唠叨不休，那么再听其他人说话就变得困难。
患者的幻听有时是些很糟的声音，比如对他的辱骂，也有一些病例，患者会听到很有趣的内容。杨锃知道一个病人，拿自己的幻听当素材写作小说。
“中途宿舍”
郭海平说，他开始这项事业的初衷并不是“助残”，而是对正经人的世界感到了厌倦。
他反问：只有妄想中的精神病人吹牛，平常的人不吹牛吗？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谈事，有各自的立场，有些话可能比一些说话不着调的病人听起来还“假”。
上海市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张英诚解释，根据动力学的发展性观点，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点是“内心整合得不好”，不相容的念头和感受交替出现，“说自己不想活了，但是看表情是笑的”——处于急性发作的人，可能突发这样的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得以好转，仍可能存在一些幻觉和妄想。张英诚说，有的病人像活在孩子的世界：病人要是说，自己是一位国王，好像不可理喻，但把他想成四岁的孩子，我们就能理解，他只是想被关注、被人喜欢。
他说，不同病例可能有类似的症状，但表象背后，又有不同的动因。比如“思维僵化”，可能由神经的病理性变化直接导致，也可能与社会性因素存在联系，病人知道，自己承受着不认可他的眼光：“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进入一个思维狭窄的状态，如果打开了思维，外面的东西会进来。他受不了。”
有一些病人的家庭关系被疾病搞得很恶劣。对于这个群体，一些西方国家、我国香港及深圳等地，有一些“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可供病情趋于稳定的病人借宿。
其中，香港的“中途宿舍”由几家不同社会机构运营，向病人收取一定的费用，靠当地“公援”（类似于内地“低保”）可以负担。
病人住在这里，比住病房自由，可以出门打零工、找朋友，重新开始成长。
不过，香港的中途宿舍也曾多次遭遇周边居民的不解，乃至公开抵制。
香港社会福利署人员曾出面解释，刚出院的病人回到社区，比较容易紧张，如果在宿舍先住一阵，逐渐适应社会，反而不容易病情反复。
在南京原生艺术中心，李金对我说，一些画师会情绪不稳，但那是有坡度的，“不是突然翻脸”。她说起一个画师，同事先看到他“昏昏沉沉，说话颠三倒四”，他们检查他的状态，他脸上现出紧张的神色。
她尽量轻柔地呼唤他：“你在画室，是安全的。我是小李老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这个波浪也就远去。
能否包容与多数人不一样的个体，找到共存的方式，考验社会的包容度。
张英诚说，如果一个人有精神疾病，我们就歧视他，打上污名化的标签，那么，我们也是“思维僵化”，和自己所反感的，没有多大不同。
(小鹏、牙牙、何新、李佳为化名。实习生欧阳思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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