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805/j.cnki.11-1671/b.2021.0023
在卷帙浩繁的汉语佛教典籍中，《心经》被称为“佛经之心”，是最为著名的传世佛典之一。在诸多汉译本中，玄奘所译《心经》流通最广。随着佛教的海外传播，《心经》被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爱德华·孔兹版的英译《心经》。关于译者的地位和作用，余光中曾经写道：“译者与伟大的心灵为伍，见贤思齐，当其意会笔到，每能超凡入圣，成为神之巫师，天才之代言人。此乃寂寞之译者独享之特权。”因为卓越的译者能将佛经翻译为各种语言，起源于印度半岛的佛教，才能在全世界拥有今天的影响力。
玄奘法师及其翻译的《心经》在中国妇孺皆知。国内已经有对孔兹《心经》译本的研究文献，但对孔兹本人及对佛教的贡献尚未有全面的总结和介绍。本文聚焦爱德华·孔兹与其英译《心经》，与玄奘版进行对比，藉此介绍孔兹在英译佛经方面的贡献，并阐明作为译者的孔兹和玄奘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肩负的翻译使命也有差异。
一、孔兹对佛教的贡献及其《心经》英译
孔兹（EdwardConze，1904-1979）的佛经英译为西方世界的佛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于1928年获德国科隆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希特勒上台后，他加入了共产党，并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组织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他来到英国，在1933-1960年，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在1963-1973年十年间，他主要在英国、德国、美国讲学。二战开始时，中年的孔兹开始研究佛教，并将后半生献给了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他著作丰硕，撰写了多篇佛学力作，如《般若波罗蜜多本体论》《佛教哲学的虚假平行线》《八千颂般若的写作》。孔兹会13门语言，他的母语是德语，写作主要用英语。在西方哲学与佛学比较研究领域，孔兹的建树甚巨。1951年他出版了著作《佛教：它的本质和发展》，在学界引起极大影响，再版至今。
在西方佛学研究中，孔兹一直被认作最重要的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研究者之一。由于他在佛经翻译方面所作的卓越贡献，他在西方佛教界的地位，就仿佛鸠摩罗什和唐玄奘在中国的地位。所以如果研究《心经》的英译版本，首选是孔兹的译本。
孔兹所著《佛教智慧书：〈金刚经〉与〈心经〉》包含他对《心经》的翻译以及阐释。在该书的“序言”中，他将佛教作为智慧学与西方古老的智慧学做了对比，揭示出佛教对“智慧”的至高追求与英语哲学一词“philosophy”词根意义“爱智慧”相近，并将它们进行了联系与分析。在希腊半岛人们曾经一度视智慧为高于一切的无价之宝。那时德尔斐的预言家苏格拉底被视为希腊最智慧的人。孔兹指出，研究智慧的人，必须回到久远的过去，要深入了解希腊和印度的传统。他认为地中海地区和印度共同经历了一段特别具有创造力的时代，涌现了希伯来文化的智慧文献，以及印度半岛的佛教般若波罗蜜多文献。他指出，西方世界也曾经一度对般若波罗蜜多的教导很熟悉。三十八部“智慧文献”（孔兹对梵文“般若波罗蜜多”的翻译是“完美智慧”，“完美智慧的核心”或“完美智慧的精髓”），即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写于公元前100至公元600年。他认为这三十八部经书的作者都感到语言不足以表达灭除“我”的一种智慧洞见。普罗提诺曾问道：“人如何才能注视他内心无以言喻的美，而且在世人的看法下继续？”显然，在孔兹看来,这位古罗马的哲学家所提到的人的内心这种无以言喻的美，即是《心经》中观世音“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进入禅定状态时所体会到的美，即禅定的状态。
孔兹认为佛经的文本高度浓缩和深邃，其难度主要在于以下四点：佛教专业性词汇，梵文本身，圣贤们的语言，精神层面的词汇。对于以上四点问题，孔兹是这样理解的：首先,佛教专业性词汇的含义是由佛教传统决定的，诸多佛教专业性词汇形成了一个彼此相连的网络，译者最大的工作即是翻译这些佛教专业性词汇。其次,梵文是高度理性和精准的语言，适合表达高度抽象的理念。梵文词根的意义很重要，但是当被翻译为英文时，梵文词根的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减弱了，整段经文论述的完整性就被破坏。由此推断，孔兹应该认同当代文化研究者桑塔格的观点：译文和原文百分之百存在着差异。翻译一种文字，等于让原文彻底死亡后，再让其转世。第三,孔兹认为要理解圣贤们的经文，译者需要超越语言和词汇传统的或者是词源学上的意义，回到语言和词汇最原始本真的意义。第四,至于有些词汇在精神层面的意思，修行者只有通过打坐、冥想等途径才能获得。对于以上理解和翻译佛教经典原文时的四方面难点，孔兹在“序言”中并未直接给出具体的翻译策略。
从《佛教智慧书》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孔兹的翻译指导精神：以当代普通西方读者能接受的英语和思维方式来翻译《心经》。孔兹如此总结自己对佛教的贡献：“我（对佛教）的贡献是对经书的英译，以及我收集我的前辈们相关资料的耐心，并且将之改编以适应当下的语言和思想。”翻译也属于一种改编，将一种语言改编为另一种语言。孔兹在这里所说的“改编”涉及到他对经书的英译策略。孔兹在他对《心经》的注疏中写道：“剧作家莫里哀会先让他的厨师阅读他的作品，并只发表他的厨师认可的作品。与此相似，我通常会将自己的手稿交给一个或者两个理解能力代表着‘普通西方读者’的朋友阅读，他们指导我如何让西方读者理解东方的智慧。”孔兹英译《心经》所采取的形式是：将“心经”分为八个部分，每部分首先列出相呼应的梵文和英文，随后是孔兹对这部分经文本身的理解，以及他在译文中所选择使用某些单词的具体讲解。孔兹以当下的英语语言和西方思维模式翻译《心经》，旨在让普通西方读者了解佛理。普通的西方读者在阅读孔兹版的《心经》译文时，不存在任何阅读和理解障碍。
二、孔兹翻译策略与玄奘的“五不译”在《心经》译本中的对比
在中国，在玄奘法师翻译《心经》之前，已经有了鸠摩罗什的译本《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玄奘法师的译本比鸠摩罗什的译本少68个字，还有个别几个字稍有差异。可以推测出玄奘法师在去天竺留学之前，鸠摩罗什译本已经流传。玄奘正是持诵着鸠摩罗什版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徒步经过西域来到天竺的那烂陀大学。苦读17年之后，玄奘精通梵文，将鸠摩罗什的版本进行了修改，删减其枝蔓，让译文的音韵节奏更完美，而且将《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改名为《心经》。于是，《心经》在中国变得妇孺皆知。在西方，在孔兹英译《心经》之前，《心经》最早的译本可追溯到19世纪的两个版本：第一个是19世纪末塞缪尔·比尔(Samuel Beal)所译，收录在其编撰的《中国佛经系列丛书》。另一个是弗雷德里赫·马克思·缪勒(F.Max Muller)于1894年所译，收录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译出版的50卷《东方圣典》的译本。在《佛教智慧书》中，孔兹未提及是否参考过19世纪的英译本，但他几乎逐字逐句注释讲解了对梵文《心经》的翻译。
孔兹版的《心经》和玄奘版的《心经》体现了两种差异较大的佛教翻译策略和风格。玄奘法师翻译佛经时，有着著名的“五不译”原则，所谓“不译”并不是不翻译，而是只根据梵文的发音，直接音译,其原则如下：
1.秘密故不翻。如咒语等，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意为“哦!莲花里的宝珠”。这些话有一种秘密的含义。
2.多义故不翻。如梵语bhagavat（薄伽梵）一词具有六种意义：“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这些词具有多种含义，不能找到等同的中文词。
3.此无故不翻。如阎浮树，它只产于印度，中国根本没有。
4.顺古故不翻。如梵语anuttarasamyaksambodhi,该词以前被翻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古人已经一直这么说,便就不再改变语言习惯再译。
5.生善故不翻。如“般若波罗蜜多”，并不直接翻译为“智慧”，因为“般若”的意义高于“智慧”，更能使人生尊敬之意。
孔兹对于玄奘法师所提出的“五不译”情况，基本都是采取“译”的策略，以下将直接对玄奘版和孔兹版的译文进行比较：
第一，对于咒语的翻译。以《心经》的最后一句为例。
孔兹：It runs like this:Gone,gone,gone beyond,gone altogether beyond,O what an awakening,allhail!
玄奘：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帝，揭帝，波罗揭帝，波罗僧揭帝，菩提僧莎呵（菩提萨婆诃）。
孔兹将咒语的意思直接翻译出来：“去吧，去吧，去那边吧，一起都去那边吧，啊，如此的一个觉醒，祝福和致敬。”玄奘认为“咒语”的意思是需要保密的，人们根据咒语的发音直接念诵即可，其意思不必翻译。仅仅只有“音译”的玄奘文本，完好地保护和传递了这段咒语的不可思议性、神圣性和完整性。
第二，对“多义词”的翻译。孔兹译本的第一句经文是“Homage to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the Lovely,the Holy!”（向完美的智慧敬礼，可爱的，神圣的！）这是玄奘版里没有的。其中“The Lovely，the Holy!”（可爱的，神圣的！）是对梵文Bhagavti一词的翻译。但梵文“Bhagavti”如上所述，具有六种意思：“自在、炽盛、端严、名称、吉祥、尊贵。”这个梵文单词，在汉语和英语中都找不到绝对的对等词汇。玄奘法师对这一类词汇的策略，是“不译”。所谓“不译”，即是根据发音翻译为“薄伽梵”。
第三，此无故不翻。由于《心经》的翻译中，找不到这样的例子。此处以孔兹翻译的《金刚经》为例。孔兹采取的是和玄奘法师类似的音译，将“须弥山”译为“Sumeru”。
第四，对古语的翻译。如梵语anuttarasamyaksambodhi，孔兹将之翻译为“the utmost,right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至高的、正确的、完美的证悟）（玄奘直接音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第五，生善故不翻。对有些本身的意义在翻译后的语言中找不到对等词汇，其意义高于翻译后的词汇的原文。如般若波罗蜜多，第一次出现时译为“Through having relied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dwells without thought-coverings.”（通过依靠完美的智慧，心灵没有遮蔽）（玄奘译文为“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第二次出现时，孔兹译为“All those who appear as Buddhas in the three periods of time fully awake to the utmost,right and perfect Enlightenment because they have relied on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玄奘译文为“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出现时,他的译文中因为有了意译的铺垫，便直接采取了玄奘“不译”法，直接使用梵文，其译文为：“Therefore one should know the prajnaparamita as the great spell,the spell of great knowledge,the utmost spell,the unequalled spell,allayer of all suffering,in truth.”（因此你应该知道，般若波罗蜜多是伟大的力量，知识的力量，最高的力量，无可相比的力量，能减轻痛苦，是真实的）
玄奘版的《心经》，体现了玄奘的“五不译”原则。综上所述，除去第四条，孔兹的翻译策略几乎推翻了玄奘的“不译”原则。玄奘的“五不译”原则也导致了一些问题。多识教授在2014年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中谈到，汉语的佛经中，有30%是音译。这样大量的音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对佛教没有基础的读者对音译不知所云。唐玄奘的“五不译”对汉传佛教经典翻译的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孔兹避免令读者不懂的音译，旨在“达意”的意义原则对佛经的英译有着深远影响。以至于当今，很多有着一定英语水平、但汉语为母语的读者一致感觉到读英文版的佛经比读汉语版的佛经更容易。
需要补充说明，孔兹对佛教术语的翻译策略是使用让普通读者能看懂的当代英语词汇来翻译佛教艰深的术语。简言之，孔兹的翻译以阐释为主。以下举三个例子：
例1：对“五蕴”这个术语，在注疏中，他写道：梵文的“五蕴”是指“我们所显现的人格的五种成份”。他将梵文Five Skandhas（五蕴）翻译为“Five Heaps”。佛家的“蕴”是指“聚集”“汇集”。“Heap”是“堆”的意思。英文“Five Heaps”传递的意思是五个东西放在一起，成为“五个堆”的意思，较为形象。而玄奘法师对佛教术语的翻译策略是承袭汉语佛经翻译的传统。他所翻译的“五蕴”是继承了鸠摩罗什的《心经》译文。据说，鸠摩罗什的《心经》译本又承袭了三国时候的僧人支谦的译本。
例2：对“受想行识”的翻译。孔兹的英译本为“feelings,perceptions,impulses and consciousness”，西方读者根据字面意思完全能看懂。这四个字中，最难理解的是“行”。孔兹对“行”的英译是“impulse”（冲动），但“impulse”（冲动）只是对梵文samskara多个含义中之一的解释。玄奘从鸠摩罗什版承袭的“受想行识”这四个字的翻译，对普通读者来说有一定难度，特别是对“行”的理解，望文生义必将导致误解。
例3：孔兹阐释性的翻译还体现在他对“mantra”（咒语）一词的翻译。“mantra”是印度宗教独有的，为梵文。英语中原本没有这个单词。目前很多英文词典收录了这个单词，但该单词来自梵文。孔兹将之翻译为“spell”（神奇的力量或魔力）：“the great spell,the spell of great knowledge,the utmost spell,the unequalled spell.”玄奘译为“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梵文中的“mantra”一词是“反复念诵”以及“力量”等意思。孔兹译为“力量”一词，也只是翻译了其中的一层意思。
三、玄奘译文与孔兹译文音韵美和诗意的对比
玄奘版的简约、音韵美、文字美、诗意是融为一体的。玄奘版的诗意体现在其极简风格：全文仅有260多字。简约是能让经文得以口口相传的重要风格。玄奘版比起孔兹版在文字上更为简约。玄奘法师对鸠摩罗什译本进行了精简和修订。鸠摩罗什的译本大约比玄奘早200年。在玄奘赴天竺（今印度）之前，罗什的《心经》译本已经流传。玄奘在奔赴天竺的途中很有可能持念该译本；而在天竺学习17年之后，玄奘已精通梵文，结合他持诵《心经》的经验，他对罗什译本的枝蔓进行了删减，对个别文字精心润色修改，形成了我们今天拥有的《心经》。相比之下，孔兹版不够简约。比如，对“无智亦无得”这一句的翻译，孔兹版为“There is no cognition,no attainment and no non-attainment.”（无智无得，无无得。）玄奘法师删减了有些绕口的“无无得”。玄奘版的《心经》的音韵和谐安宁，充满一种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念诵者自然从中感到力量。因为简约，以及其音韵感，玄奘版的《心经》适合诵读。简约本身能赋予文字生命，因为语言的发展趋势是简约。
在260多字的《心经》中，玄奘惜字如金，可以说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美感。整个经文空灵缥缈，令诵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达到“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孔兹版的《心经》翻译风格较为“实”与“直”，因此限制了诵读者想象的空间。比如，玄奘将经文的第一句译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孔兹的译文为：“The Holy Lord and Bodhisattva,was moving in the deep course of the Wisdom which has gone beyond.He looked down from on high,He beheld but five heaps,and he saw that in their own being they were empty.”（神圣的主和菩萨，在智慧之道上远远地行进着，行到那边了。他从高处往下看。他注视到五堆聚集物，而且他看见它们本身都是空的。）英文39个字，汉语仅为29个字。孔兹将观音菩萨称为“Lord”圣主，带有强烈的西方基督教色彩。玄奘版的这一句的主语是“观自在菩萨”，只出现一次，后面的谓语动词有“照见（五蕴皆空）”和“度（一切苦厄）”。孔兹的译文，首先将观音菩萨称为“圣主和菩萨”，接下来三次使用人称代词“he”（男性第三人称），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诵读者的冥想。经文可谓是神圣的诗，诗歌最大的特性是朦胧美。当一切变得太“实”、太“直”时，圣诗的朦胧美就消失了。
玄奘版《心经》的诗意还体现在酝酿和引导持诵者的心绪波浪。玄奘保留了鸠摩罗什译文的增译“度一切苦厄”，这是玄奘版《心经》的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梵文《心经》没有“度一切苦厄”，这是典型的增译。孔兹的译本，以及比尔·波特(Bill Porter)等的译本，都忠实于原文，无“度一切苦厄”。玄奘译本的第一句经文开门见山地指出般若波罗蜜的神秘力量，点明了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益处，以及《心经》在“宁其心神，佑其平安”方面的功用。“度一切苦厄”几个字令诵读者心里升起希望。经文的第二部分进入了“空”的境界“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经文的第三部分，在经过了否定之否定后，以观音菩萨之口告诉舍利子般若波罗蜜多“能除一切苦”，与“度一切苦厄”遥相呼应。
玄奘版的诗意还表现在对“意象”的处理。玄奘译为“远离颠倒梦想”这一句，孔兹译为“he has overcome what can upset.”（他克服了所让他苦恼的事物）。玄奘法师的译文里以“梦”为意象，加上“颠倒”二字，富有创造性地翻译出了梵文中的“烦恼”“苦恼”之意。孔兹的翻译过于“直”，是对一个心理性质的简单说明句。玄奘版的“远离”二字的力量胜过孔兹版的“克服”。所以，“远离颠倒梦想”无论从简约、音韵、意象等方面都超越了孔兹的译文。
严复认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信、达、雅”。“信”指意义不悖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偏离，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可见，孔兹的译本可谓是达到了“信”和“达”，但在“雅”的维度上尚有欠缺。如何才能达到“雅”？对于原文的一味“忠诚”，并不能创作优秀的译本。玄奘的译本既有增译，也有减译。他所采用的音译，虽然带来了理解的障碍，但对长期诵读经书的信徒来说，并不是问题，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反而增加了几分神秘感。
玄奘版的《心经》简约至极，具有无可言喻的美，是最完美的经文，也是最不可思议的诗句，臻于至善的音韵节奏极易口诵，《心经》因此而成为妇孺皆知、传播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玄奘法师在中国的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孔兹版《心经》是一篇阐释性的短文，不具备诗歌的形式，无任何内在的韵律，不具备经文的韵律和简约，不适合念诵。它是适合阅读而非持诵。孔兹的目标读者不一定是笃信佛教的信徒，而是对佛教有一定兴趣甚至只是好奇的普通西方读者。这呼应了孔兹的翻译策略：避免深奥难懂的佛教术语，而必须对艰深的佛教术语进行“阐释化”的意译。孔兹的译本具有以下特征：介绍性而非教化性，大众性而非小众性，散文性而非经文性。
四、结语
孔兹和玄奘各自所处的年代相距1300多年，一西一东，在家与出家。他们文化身份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其译文风格的巨大差异。
孔兹13岁首次阅读佛经。但对佛教全面的研究始于二战开始时。孔兹反感当时执政的纳粹，曾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波恩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因躲避纳粹迫害而逃离德国，来到英国，并加入了英国的劳动党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但他的政治理想很快破灭。孔兹35岁时遭遇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个人生活也陷入困顿，经历了离婚。他将自己的后半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佛教研究。二战期间，他曾闭关修行，拥有过坐禅观心的体验。由于他在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多部很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力作，于60年代和70年代，他常常在加拿大和美国讲学。孔兹拥有非常诚实的品格，在他宣讲佛教的讲座中，他告诉他的听众：他只是一个佛教学者，而不是一个僧侣，希望人们不要因为他没有遵守佛教的戒律而失望。孔兹曾任西方佛教协会副会长。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西方学界，人们认为佛教研究者只应该客观地研究佛教，而不应该有个人的卷入。但孔兹是一个以佛教研究者身份来实践佛教理念的佛教修行者。他对20世纪的西方思潮持有批评态度，对当时盛行的“女权主义”“民主”等主流思潮都持否定态度。因为他曾加入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反对越战，孔兹在美国受到排挤，最后回到英国并在英国去世。在20世纪40年代，孔兹因为他的闭关以及打坐等行为，被视为“怪异”。尽管今天孔兹被称为西方社会般若波罗蜜研究的最重要学者之一，他在西方却是一个非主流的学者。
玄奘法师生于602年，13岁就出家。27岁去印度取经，万里孤征，经流沙，过火海，受尽种种苦，终于艰辛抵达古印度，在那烂陀大学求学17年，精晓梵语，通达印度佛学，在佛学辩论大会上无人与之抗衡，被大小乘学者普遍称赞。玄奘回国后被皇帝重用，成为国师。他在翻译时注重表现佛教的义理，既保留了韵文语式，又不拘泥于梵语原文结构。佛经之于玄奘，胜过生命。据说玄奘去古印度的路上，依靠念诵《心经》遣除了一切违缘，并凭借吟诵《心经》平安回国。可见，“持诵”是玄奘版《心经》的目的。本文并非要区分出《心经》的玄奘译本和孔兹译本孰高孰低。而是在于阐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有着不同的使命。孔兹的时代背景决定了他的使命可能是“阐释性”地翻译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