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语”到“日本语”：近代日本单一民族的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从“国语”到“日本语”

近代日本单一民族的神话是如何创造的

文 / 李凯航

1994年6月，山本书店的学术杂志《日本语》刊发了一期题为《“国语”还是“日本语”？》的特辑，其中一个调查研究显示：在以“国语国文学科”和“日本语日本文学科”命名学科的大学中，使用后者的比例在1953年为19％，到了1993年则剧增到了48％。而且，据说最近10年间新开设的大学均称“日本语日本文学科”，没有一所大学使用“国语国文学科”的命名。这说明，在20世纪末期的国际化浪潮中，“日本语”取代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国语”，成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选择。

但是，正如子安宣邦指出的一样，事实上“日本语”概念也并非与民族主义无缘的普通历史名词，“当我们观察20世纪40年代围绕日本的语言政策的事态推移过程时，马上会发现这种事态仍在当代日本反复”，“日本的经济力量在国际上开始增强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语’确实发生了强有力的再生”（《近代知识考古学：国家、战争与知识人》）。换言之，子安认为，在战后国际化背景中的“日本语”，与战前“大东亚共荣圈”中的“日本语”，存在着一条草蛇灰线般的思想路径。

从学术史的谱系上来说，战后日本对“国语史”的研究是历史学界解构“国民国家论”的重要一环。它首先起源于对“日本”“日本人”概念的批判，随后扩展至对支撑这些概念的学术史的批判性考察，例如磯前顺一对“宗教史”，福间良明对“边境论”，平藤喜久子对“神话史”，以及坂野彻对“人类学”的研究等等。而在诸多近代学术体系的解构中，对“国语”史学的批判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塑造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大日本帝国”同化殖民地人民的重要工具。

然而事实上，对于明治初期的日本人而言，“国语”还是完全陌生的事物。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后来掌管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官至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在明治初期甚至提出过“日语废止、英语采用论”的建议。1872年，时任驻美辨务使的森有礼（1847—1889）给耶鲁大学的著名语言学者惠特尼（W.D.Whitney，1827—1894）的信中讨论了日本“语言贫瘠”的问题。他提到，现在日本使用的语言是the language of Japan（日本的语言），而不是Japanese（日语）。在the language of Japan中，既有Japanese又有Chinese（汉语），他们处在一种“无秩序的混合状态”，“（日本的）书写文字的文体是与汉语相同的。我们的所有教育机关都在用中国典籍……如果不借助汉语，就无法学习我们的语言，也无法在交流中运用我们的语言”。此外，由于“日本的口语不适合日渐增大的帝国的人民的需求”，且“现在日本使用的书写语言与口语之间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贫瘠的语言，注定要陷入被英语支配的命运”。于是，他建议日本人放弃the language of Japan，改学英语。

这一点经常被以后的国语学家批判。但学者李妍淑敏锐地指出，这种批评出自于一种错位的历史语境。即，在森的语言观中“隐藏着极端的合理主义”，他并“没有成为顺从的英语崇拜者”，而是提出“为了方便日本国民的使用，建议剔除英语中所有的不规则性”。这就无怪乎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森有礼“与其说是日本国语废止论，不如说是英语废止论。他总共8页的信中，有6页都不是关于日本语的，而是在攻击英语”。在森看来，语言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而不像后来的国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

之所以森会建议采用英语，与其说他是对“日语”，不如说是对“汉语”的反感。明治维新前后，“汉文训读体”是作为标准书面语通行整个日本的。如果不掌握“汉文”，就无法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森的意见不过是把统治阶级的语言从“汉语”改为“英语”而已。例如，在英国留学的马场辰猪（1850—1888）就警惕用英语取代日语的做法。他认为，这会产生因语言壁垒而区隔出的社会阶级的分裂。“国民中的富裕阶级因为不像贫困阶级那样被不断地束缚在日常的工作中，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如果国家政务，甚至社会上的交流都是用英语进行，下层阶级就会从与国民全体有关的重要事情中被驱逐……如果这样的话，须两者团结的一体化行动就变得不可能了。统一为一体时产生的优势也会完全丧失”。就某种意义而言，辰猪的指责可谓一语中的，那就是“拒绝让语言成为社会性统治工具，而应该致力于支撑起政治民主主义的语言民主主义的实现”。他自己就亲自编写了近代史上第一部《日本语文典》（An Elementary Grammar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1874），试图系统性地整理日语的文法与词汇，否认了森所谓的“日语是无规则的劣等语言”的看法。

然而，讽刺的是，“马场辰猪虽然说话时用日本语，却从不用日本语写作。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无论是在伦敦留学或在美国流亡时期写下的书物和小册子，还是在流亡之前已开始写的《马场辰猪自传》，都是用英语著述而成的。另外，在伦敦时的日记，甚至在日本所写的日记也都是用英语写成的”。这是因为，辰猪自幼在长崎的英语传习所学习，其知识性教养几乎全部来自“英学”，欠缺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的“汉学”素养的缘故。而当时日本“言文不一致”，口语无法成为书写语言，导致辰猪不得不使用英语写作。

事实上，那种由于语言问题而导致的社会阶级的分裂，并非采用英语以后的事情，而是辰猪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现实。只不过，这里的“统治性语言并不是指英语，而是汉文”。“批判森有礼的英语采用论的马场辰猪，却只能用英语写作，这样的悖论不折不扣地、象征性地反映出当时日本的语言状况”。这也并非是辰猪个人的尴尬，而是整个明治初期“日本语”的局限性所导致的普遍性问题。据说，二叶亭四迷（1864—1909）在创作小说《浮云》（1887年）时，每当“他写小说每次遇到词不达意的情况时，实际上是首先用俄语写出来，然后反过来将其翻译为日本语口语体的”。

按照柄谷行人的看法，原本东亚的汉文是与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属于“帝国的语言”。“汉字在各国被以不同的发音所阅读，在西欧拉丁语亦是怎么发音都可以的。这些作为书写语言基本上与声音没有直接关系”。但“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分别从‘世界帝国’中分化出来的”，日本早在18世纪的国学中就已经有了那种在“汉字文化圈中把表音性的文字（假名）置于优越位置的运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与森的思路不同，1880年代起，日本兴起了用假名或罗马字替代汉字的运动，他们分别是1882年带有国粹主义色彩的“假名之会”，以及1885年与前者相对抗的带有欧化主义色彩的“罗马字会”。小森阳一注意到，这场争论的背景是在中法两国围绕越南的宗主权爆发战争（1883—1885年）中，中国的战败助涨了日本的“脱亚”意识。这种看似的派别对立，事实上都主张将表意文字汉字从“国字”中排除出去。然而，这里却存在着某种二律背反。因为为了翻译欧美新概念，明治的知识人创造了大量“双音汉字词组”，“作为翻译词汇的汉字越多，那么它就越能成为文明开化主体的标志”。“假如没有汉字的‘复合式’效果，没有一种像盒子一样能将极富扩张性的意义收集在一个类似容器的文字里的话，如果没有这些可以将意义包容起来，并借此表达各种概念的文字效果，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翻译这些支撑着欧美列强的‘文明’、‘进步’的新概念”（《日本近代国语批判》）。正如柳田国男感叹的一样，就连“国语”本身也是一种“新汉字词”。不到十年，“假名之会”与“罗马字会”就都失去了声势。

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语”这个概念仍然不存在，即便翻译书中偶尔出现了“国语”二字，那也不过是language的同义词而已，因此，会有“日本国语”、“英国国语”等说法。甚至是没有“国”的北美土著，也有“亚美利加国语”之说。在1884年，由大槻文彦（1847—1928）编撰出版的《日本辞书言海》中，也没有出现“国语”。这说明即便没有“国语”概念，也不影响日本词典的编撰工作。但是在1897年，同样是由大槻文彦编撰的《广日本文典别记》中，不仅出现了“国语”，而且那是一种极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一国的国语，对外是一个民族的证明，对内则可以让同胞一体的社会正义感得以固结。也就是，国语的统一是达致独立的基础，也是独立的标志。这样一来，国语的消长与国家的兴盛相关，国语的纯驳、正讹与否与名教相关、元气相关，与一国之荣光相关”（李妍淑）。

御厨贵注意到，此时期“国语”概念的流行与甲午战争（1894—1895）后日本舆论中流行的“黄祸论”相关，它加强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明治国家の完成 :1890—1905》）。事实上，“民族”一词本身是在1880年后半期才开始成立的政治概念，它将生物学与文化的同一性作为创造“国民”（Nation）的基础，由“人民”与“种族”两个概念组合而成。将“民族”概念虚构出来以后，那么支撑起它的诸多文化装置，例如“国文”、“国史”、“国画”、“国歌”等等概念也就相继产生了。然而，就“国语”诞生过程而言，它并不源自于江户时期的“国学”系统，不以狭隘的复古主义为志向，而是从西方学术体系，特别是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新概念。这正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上田万年（1867—1937）所完成的重要贡献。

上田于1890年前往德国留学。在学期间，他深受1870年代以后“青年语法学派”影响。这是一个与德国统一战争同步进行的学术狂飙运动，构成德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一环。原本德国的古典教育是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的文献研究，而“青年语法学派”受到“东方学”的刺激，开始以梵语作为印欧语言研究的参照标准以推进历史研究。“声音”取代了“文字”（文献），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首要对象。此外，在普法战争后，一场排除法语外来语的“德国语言纯化”运动也给上田留下深刻印象。这与甲午战争后日本排除汉语的行为如出一辙。

归国后，上田开始在日本致力于“标准语”的制定。1901年，日本设立了作为国家机关的“国语调查委员会”，上田任该委员会主任，其目标之一就在于“调查方言，选定标准语”。事实上，“标准语”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各地的“方言”导致交流的障碍。有一位兵库县出身的小学教员曾记载过一个小插曲。他在前往福冈县的火车上，看到邻座有一位“英国人和一位仙台妇人”。而“听仙台妇人的谈话其语言甚难理解”，但他稍稍懂点英文，所以与英国人的谈话可以顺利进行。他不得不感慨，“同邦人之间有如此难以沟通的语言”。作为国语学者的保科孝一敏感地指出，“方言的发生是不得已的事实”，“这样分裂的国语，难以期待达成国民精神发达的教育目的”。此后，“国语”研究的内容，开始从“价值”转向了“政策”。

在此一时期，上田之所以“一方面主张国语与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结，另一方面又反复地哀叹真正意义上的国语现在还不存在”，正是因为“‘国语’并不是已经完成的、存在着的实在物，它实际上是作为理念被把握的价值”。因此，所谓的“国语学”不过是“持续不断地制造出在一部分国家的价值系统中起着作用的‘国语’。也就是说，‘国语学’并不是研究已经确定存在着的国语。相反，生产、再生产被称为‘国语’的理念价值才是国语学这一学问的第一目的”（李妍淑）。正如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非相反”（《民族与民族主义》）一样，是“国语学”创造了“国语”，而非相反。

但是，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割占台湾，如何将“国语”应用于殖民地，成为了新的问题。上田认为，“此前只考虑了创造出在日本全国通行的语言，而现在，即便不情愿，我们也必须要有创造出一种和东洋学术政治商业等相关的人们，不论那是朝鲜人、中国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谁都必须通晓的，所谓的东洋全体的普通语的大决心”。在明治初期，那种为了享受西洋的“文明”而采用罗马字表记论的论调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此相对，明治末期，出现了一种“国语”就体现了“文明”本身，且将之传播至东亚世界的“国语”表记论、文体论的思潮。“日本语”这样一种崭新的概念就诞生了。正如时枝诚记（1900—1967）后来总结的一样，“到第三个时期（甲午战争）为止这还是国内的问题，可是如今问题已经超出国家的领域，国语问题终于发展成了日本语问题”（子安宣邦）。“日本语问题”是与殖民地教育问题直接关联的。对此，进行理论建构的，是上田万年的学生保科孝一。

保科与上田一样，也于1911年前往德国留学。但与19世纪90年代上田关心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不同，保科所关注的是德国如何处理其殖民地，即新吞并的波兰领土“普鲁士领波森省”。这与当时日本帝国吞并朝鲜，需要处理殖民地问题相一致。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控制（朝鲜）的形势，那么（朝鲜）很有可能踏上普鲁士政府的波兰，以及英政府的爱尔兰所走的路”。保科撰写的《德领时代波兰的国语政策》（1921），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研究此问题的专著（李妍淑）。通过波兰被普鲁士殖民的历史进程，保科看出语言与宗教是维持一个“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由此，他认为日本在被殖民地应该采取强硬的语言政策。

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是，“国语”作为一门教育学科，首先出现在殖民地台湾，而非日本本土。1898年，台湾总督府就制定了“追循日本语脉而形成的普通文”为基础进行日语口语教育的“国语”科，而在日本本土则是1900年。由此可见，近代日本的“国语”概念其起源就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石田雄指曾指出，事实上，反而是殖民地的政策加剧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帝国化的统治程度，例如宫城遥拜，对媒体的管制，监控反抗分子的警察体制等都是首先出现在殖民地，再通过殖民地官僚调回内地任职时，把这些统治手段引入日本国内的。在整个近代日本历史上，一半的朝鲜总督都官至内阁总理大臣，殖民地的高级官僚转任国内的警务局长、警视总监、警保局长的也不在少数。就这个意义而言，是殖民地影响了母国的治理，而非相反。事实上，“国语”政策也是遵循着这个反向殖民的逻辑。

但是，将“国语”推广至殖民地却引发了国内保守派学者的不悦。山田孝雄指出，“国语乃是作为日本帝国核心的大和民族思想表达和理解的工具”，拒绝了非“大和民族”掌握“国语”的可能性。身在朝鲜京城帝国大学的时枝诚记也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如果是国语的领域与日本国家及日本民族的领域完全一致的时代，那么，把国语定义为在日本国家所施行的日本民族所使用的语言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定义国语无论在哪里都是一种过于简便的做法，这只要看看今天的国家、民族与语言的关系就会清楚的”。山本有造指出，“所谓帝国，是一种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内部会以族群的差异而被分割成复数的（司法与行政）领域，由此而形成等级化的秩序结构。复合型的等级化的帝国，是基于与均质的非等级化的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原理而形成的”。至1940年代的日本，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殖民地、占领地、‘独立国’、军政、民政、委任统治”等等复数司法与行政领域的“帝国”体制，那种“语言-民族-国家”的“国语”原理无法适应其的形式，因而，“日本语”概念应运而生。

但是，将“日本语”推广至海外殖民地并非易事。“难写的汉字、汉语四处泛滥，假名使用法与发音不相一致，口语与书写语言之间太过分离。保科孝一断言道，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日本语的海外普及将会非常艰难”。众所周知，保科师承上田万年，继承的是西洋语言学的知识教养，一贯主张简化日语，减少使用汉字，书写与口语一致等等。但是，这在国内一直遭到了国粹派国语学者的反对（李妍淑）。山田孝雄就批评道，“在菲律宾、爪哇、新几内亚等地，简化日语的内容以便于当地人理解，这种仰人鼻息的教育方法，打算把天皇陛下的尊严置于何地呢？虽然军人能在十天半个月的工夫里发挥让世界震惊的威力，可是传授文字的人却用奴颜屈膝的态度把日语作为仰那些本已依附于他们的人们鼻息的工具，这种想法实在是奇怪至极”。

此时的日本学界毋宁说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在分离对外的“日本语”与对内的“国语”概念后，企图从海外殖民地的“日本语”教育反向推动国内的“国语”改革。就这个意义而言，殖民地事实上为保科孝一的“国语/日本语”构想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但1941年在《关于国语国字之整理统一的内阁训示》中，政府却以“内外一如”的口号拒绝了这种分而论之的思路。然而，日本政府这种在战争期间高调的“皇国主义”口号完全无法应对现实。

事实上，反而是军队主导了最激进的“国语”改革。由于战线的扩大与伤亡的加剧，日本不得不进行大量兵力动员，“结果导致军队的平均学识低下，甚至给兵器的操作带来了障碍，因此军队不得不对兵器用语进行简化。这样一来，1940年《关于兵器名称及用语简化之规程》中将名称限制为‘寻常小学校毕业’的人可以读写的1250字的汉字范围内，同年的《兵器用语集》中进行了用日常用语替换掉难以理解的汉语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的《有关兵器的假名使用要领》中，彻底采用了表音式的假名使用法”。这一点，反而被保科孝一视为是“理想的改革方向”。

1945年，昭和天皇通过“玉音放送”公布了《终战诏书》。但是，由于《终战诏书》采用大量难解的汉字以及古雅的文体，一般民众难以理解，他们只能通过播音员的解读才知道“日本战败了”（佐藤卓己）。“玉音放送”的广播在某种意义上也象征了“国语”在近代日本史中失败的命运。

但有意思的是，战前“因保守派反对未能解决的国字问题、假名使用法问题，终于在被美军占领的情况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解决了”。例如，1942年的《标准汉字表》被搁置了，却在1946年以《当用汉字表》的形式公布，并且与《现代假名用法》一同形成基本的文字使用规范。此外，美国占领军还“一气呵成地将所有的法令、公用文书、报纸、杂志等的行文方式统一为‘汉字假名混交文’，成功地实现了书写方式的国家统一”。事实上，对于保科孝一这样的国语学者而言，战败反而是“国语”革新的契机。例如，在1941年，他曾想借助近卫文麿（1891—1945）的“新体制运动”主张“国语统制”遭到了失败，但到了1946年，相同的主张却以“民主化”的理由被普遍接受了。失去殖民地反而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正如他自己所言，“与朝鲜台湾以及满洲相分离后，对于我国而言，政治的国语问题已经微不足道了，但另一方面，对于新生日本而言，文化的国语政策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因此，国民必须要经常自觉反省，为建设民主主义国家之健全与发达而努力”。不必说，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国语”的革新运动也会再次成为战后失去殖民地的日本人幻想“单一民族”神话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