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下汤四十（上）｜24个遗址发现，它是起点，从未忘却
下汤四十（中）｜下汤罐、器物坑，进村看看万年前的生活
“两年的时间，成果是令人振奋的。”北京大学一级教授赵辉，在会议结束语中这样说。
振奋、没想到、惊人——在一场学术会议上，不断听到这样的词。
10月26日，100多位全国考古文博界的学者专家，齐聚仙居，参加了一个名字很长的会——仙居下汤遗址发现四十周年暨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研究工作会议。
在前两集故事里，我们已经认识了这场会议的主角——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是目前上山文化发现了24个遗址中，揭露聚落结构最为清晰完整，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初步呈现了远古村落的万年图景。
赵辉口中的两年，指的是会议名字的后半句。
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浙江、湖南、江西三省联合申报了“考古中国——长江中下游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研究”课题。浙江省主要以上山文化为工作重心。
这个课题的设置，是为了探索早期稻作农业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特征等，从而理解整个稻作文化区史前文明的特质和发展道路。而下汤遗址近十年的正式发掘，房址、墓葬、土台、器物坑、环壕，要素齐备，在很多学者眼里，它的唯一性、丰富性和特殊性，是实现这一学术目标的重要支撑。
下汤遗址
【1】 “绝好样本”
“下汤遗址为我们从事农业考古、环境考古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绝对好的地方来研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这样说。
这种“绝好”怎么体现？
吕厚远说，在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的时候，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在低海拔地区发现了稻作驯化在6000年前后有一次驯化程度下降事件，“4000年前后是否存在籼稻传入的证据？文化的演替是否对应环境变化？我们一直找不到一个有连续文化堆积的地方。”
下汤遗址的“超长待机”出现了。
“从9000多年前到4000年前后，经历了5000多年的一个发展时间，前后没有中断，在一个遗址上比较完整地经历了新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这在中国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不是之一，是唯一。”山东大学教授栾丰实强调了“下汤样本”的唯一性。
“从近10000年到4000年的连续性，为我们探讨稻作农业起源完整过程提供了时间段上的条件和经验，这是下汤遗址重要性的体现。”植物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志军也有同样感受。
那么，这一好样本在农业、植物考古学家看来，可以知道什么？
吕厚远提到了野生稻。
下汤遗址T21和T9两个探坑里，在下面的生土层中，发现了野生稻，一个年代是27000年前，一个距今40000前左右。“下汤遗址和上山遗址一样，它提供了上山文化区东部的早期野生稻的分布，对我们认识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下汤遗址，和同为上山大家族的上山遗址、荷花山遗址不在一个盆地里，不同的盆地可能有不同的资源，不同的植被，不同的水文条件，那么，它们在文化上有没有差别，在时间空间上有没有传播延续？
“当然，它的生土层地层和上山、荷花山的地层是可以对比的，是中更新世晚期以来形成的网纹红土-红黏土-含粉砂粘土沉积，也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把24个上山文化遗址放在一起，通盘考虑它们的分布特点和规律。”吕厚远说，植被生态的研究，是他和团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从目前上山遗址的工作来看，至少最冷的时候，就是两万年前后，这里的气候还是很好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暖温带的植被类型。而且，还发现了跟现在不一样的情况，比如，当时长了很多的蕨类植物，吕厚远和团队还要继续往下做工作。
“仙居是气候、生态、环境非常好的地方，但一万年前后，仙居又是什么气候，长了什么树，什么植物群落，现在还不清楚，值得我们继续往下做。”
另一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提到了下汤在研究上创造的新空间，比如食物。
“下汤遗址的有些迹象，为我们探讨早期稻作农业形成过程中人类的食物构成提供了探讨的空间。”他提到了壕沟里的灰坑。
灰坑是古人的生活痕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破案线索。而下汤遗址壕沟里的灰坑，有一个小细节。环壕内侧沿岸分布了很多坑，也是上山晚期形成，沿用到了跨湖桥时期。这些坑凿破了砾石层，把石头都挖穿了，说明是有意的行为，似乎是为了利用河边的水。
环壕（西南转角），内侧分布了很多坑
“非常重要，因为很可能是用来储藏橡子，其他考古遗址中已经有先例。田螺山遗址的古河道里也发现过几个灰坑，出土的时候几乎满满的。这种在河边挖灰坑来储藏栎果，应该是南方早期先民很重要的一种食物采集加工方面的特点。”
赵志军说，下汤遗址不光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新起点，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早期阶段，人类的食物构成不光有水稻，它应该由各种食物共同构成，其中包括采集的食物和最早种植的水稻。所以下汤文化早期的这些堆积，很可能反映的是稻作农业初期阶段。
在赵志军看来，下汤的重要性，来自“完整”和“全过程”。
“下汤遗址是探讨稻作农业起源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我们现在研究农业起源，包括研究稻作农业起源，是从一个过程来探讨，不是执着于‘最早’，而是完整复原全过程，所以我们在试图复原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全过程。”
【2】陶器的丰富性
除了完整性，还有独特性。下汤遗址出土陶器所体现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认为，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早期形成，上山文化每个遗址点的的共性很强，有同质性。但下汤遗址的发现越来越多，上山文化的研究者越来越感觉到，金衢盆地的中心再加上灵江流域等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里，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早期的农业社会以聚落为单元，或者说以它所在的小生境为单元，它们之间呈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
具体就表现在陶器上。
筒形器，也被称为下汤罐
在中篇故事里，我们讲到，上山文化彩陶可分为红彩和乳白彩两种。比如，桥头遗址发现了太阳纹、“八卦”纹的彩陶，就是乳白彩，线条比较细，但能画出复杂的图案。这套表达，在下汤遗址没有看到。但是，下汤又有最典型的筒形罐，大家取了个昵称“下汤罐”，说明是下汤地区独有的器型，在义乌等其他遗址里看不到。而永康湖西遗址，又是另一套器型，也很特殊。
“我们以前认为，陶器要到很晚才会有这样的丰富性。但现在非常非常惊讶，也可以说给大家提出了新的思考：在农业社会形成时，地貌单元很小，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不见得会往一致性走，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这种丰富程度。”
“意想不到的精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说，上山文化的陶器也许制作方式没有那么熟练，但是有意做了各种各样的器型，可能会用白色的化妆土、红色的陶衣。像圈足器，本来圈足已经够了，还要在圈足上镂孔。一圈红彩，边上还有很多很细节的戳印的小点。“这些精细，这样精致，出乎意料。”
圈足罐
“目前发现万年前后的新旧石器过渡的遗址，或者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南边北边已经有相当大的数量，但是，我感觉最有‘文化’的还是上山文化。我们说，万年文化的起源，其中一个指的是最初的农业生活方式的探索，是一个农业革命的起源阶段。从最初的植物驯化来看，南方稻作农业，北方旱作农业，都有发展。但是表现出来的文化性，从最初的定居开始，定居时间的加长，生活的稳定，在上山文化里表现的更突出，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变化。”
【3】器物坑的谜团
在这个万年村落的聚落结构中，下汤遗址发现的台地上的器物坑，是一个重要的遗迹，也是大家讨论的焦点。
这是目前上山文化遗址发现器物坑最多的遗址，目前已经清理出50个。它的面貌和义乌桥头遗址很不同，是多个小台地和多组器物坑的组合。
器物坑在上山文化中到底什么功能？学界有不同的观点，这次下汤会议上，专家们也有不同的观点。
器物坑
湖南大学教授郭伟民有一种解读：陶器的生产车间。
“一个土台一个坑，这些陶器还来不及销售和分配，就把他埋起来了。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现过。刚刚制造好，就留在这里，这也是一种解释。我们其实也可以请周围的老百姓来解释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很重要，是对上山人行为的解读。”
衢州皇朝墩遗址最近发现了上山文化水稻田，“但是，如果要说早期万年前后的稻作农业聚落的人类行为，下汤遗址是最完整的，也是最丰富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胜前也提出了一个思路：从废弃过程的角度去考虑。
“早期农业发展还不是很充分的时候，人类不一定全年定居。我们对定居的定义是365天都住在这里，这在9000多年前，难度是很大的，群体生活有一定的流动性，就像你经常要出差，家里要收拾，石磨盘要摆放，陶器有意识的存储，这种现象在早期的新石器遗址中很普遍。不光在上山文化，北方地区的磁山文化、兴隆洼文化等，都有类似的现象。至于是不是祭祀，还可以进一步争论。”
“发现很早，正式发掘近十年，初步揭露出这个聚落的结构，这是非常之要紧的一件事。”赵辉认为，对于聚落结构，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器物坑，我个人不太成熟的观点，很多往祭祀考虑，如果真是祭祀的话，有一个浅显的反证，几乎每个黄土台上都有祭祀坑，那这个遗址还有别的用处吗？还有别的功能吗？这些器物坑究竟做什么用，还要进一步研究。如果我们把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全部否定掉之后，我们不要轻谈祭祀，不然问题就走到死胡同了。”
除了器物坑的讨论，对于墓葬，也有不同的观点。
在发掘区东部的土台上，一个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随葬陶器有20多件，可能为9000年左右中国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墓葬。性质明确的墓葬，目前发现了三座，随葬品都很多。
“在同时期的很多遗址，陶器可能会往实用功能走，有些简单的纹饰，但没有细致的装饰。今天看到下汤的陶器，就更让人震撼一些，竟然有这么大规模的器物坑，还有一些看陶器的排列可能跟墓葬有关。没想到这么早会有随葬品这么丰富的墓葬，包括大口盆也有一些差异，圈足罐也有些差别，隐约呈现出一些礼制的感觉。这让人想到，稻作农业社会的最开始，也许物产更丰富，人们就会去追求更精致的生活，也会出现更细致的一些礼仪的表达，我们期待后面多学科的研究，对这些器物坑到底是做什么的有更可靠的结论。”李新伟说。
陈胜前认为，过去30年里，人类学和考古学有一个认识上的重要改变，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的，它可以早到上万年前。所以在下汤遗址发现了大型墓葬，不是意外中的事，“如果这个墓葬性质能得到确认，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实证。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良渚文明能在文明进程中有那么发达的水平，代表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有意思的是，秦岭有不同的观点。
“大家看到大墓很高级，是不是已经有等级，我反而觉得这些大墓——也不能叫大墓，而是随葬同类陶器很多的墓葬，和很多器物坑放在一起，这就是下汤遗址的地方特点。它和桥头遗址呈现出的更重视精神世界，有太阳纹、八卦纹等各种符号的红衣陶，以及那个只放一件陶罐的单人墓葬，如果做对比，它可能只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上山文化农业社会形成里的内部差异，而不是等级的分化，这当然是我现在的一点点认识。”
桥头遗址太阳纹陶片
【4】可以填补世界遗产的空白
“今天看了下汤的成就特别高兴。”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资深总规划师、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想起了两年前在下汤看到的场景。“可以概括为一棵树、两个坑、一个台地、一片村子，还有一条小溪，这是当时在下汤所有能看到的。但是今天能看到这么完整的一个聚落，心里非常高兴，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来讨论。”
下个阶段，便是上山文化遗址群的申遗。
截至目前，浙江省4个市12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4处，这些遗址主要位于长江下游钱塘江流域，形成了一个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的遗址群，是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2022年6月，仙居县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组长，20个重点部门和属地乡镇主要领导为成员的下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暨“上山文化”保护和申遗工作专班。
2023年3月，《下汤遗址保护规划》经省文物局审批、县人民政府同意公布实施。8月，《上山文化遗址群申遗预备文本》完成编制，并上报国家文物局。
上山文化的“辐射圈”和“同心圆”不断扩展，形成了浙江辨识度的“万年上山”金名片。
“今天看到下汤的成就，确实感到特别高兴，考古成就展现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具有定居性质的遗址。在整个万年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方面，它具有一种阶段性的标志意义。要素很清楚，这是很振奋的一个收获。”
陈同滨说，万年遗址人类遗迹很少，也很难保存和发现。“2年多以前，赵辉老师说，选下汤作为一个案例，做示范性发掘，两年后，真的成示范了。这是考古人的眼界。”
从申遗的角度，她提到了巴勒斯坦的“古耶利哥/苏丹之丘遗址”（Ancient Jericho/Tell es-Sultan），202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我们来看这个遗址申遗文本中的表述：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防御城市，它是人类一万多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世界上最早定居的农业社会之一，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中心，也是世界上最早期的祖先崇拜实例之一。
“这是一个距今11000到10000年的永久定居点。它符合列入标准(iii)，是见证人类定居和相关生业方式的转化过程。不过我关注到其实提到了小麦，但没有列在标准里。”
“到目前为止，在《世界遗产名录》里还没有一个用完整的稻作起源和定居方式结合起来讲的故事。所以我想上山遗址群，争取把这个中国的故事讲的更为精彩。现在看了下汤更有信心了。”
陈同滨还提到了两方面的问题。
“农业起源阶段，社会的内在秩序特点是什么？桥头和仙居的祭祀色彩那么重，定居的村在哪里？是不是有一个相关聚落群的调研。信仰对一个族群发展的延续来讲，是不是一个基本要素？就跟良渚有统一信仰，是建立早期国家的基本要素一样。”
“另一个人地关系，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既然是农业起源，世界遗产关于农业遗产的介绍，全讲生态系统，地瓜、番薯，讲生态多样性。我们在上山文化群的申遗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个特点，上山文化遗址群，不在大流域，在小流域。就像牛河梁的祭祀地在大凌河流域，不在西辽河流域。”
陈同滨说，上山遗址群全坐落在盆地范围内，如果对历史环境要素进行解读，可以分为6要素：盆地、岗地、台地、支流、山间平原、湿地生态系统。“这在上山遗址群的典型案例里全部具备，非常有意思。在万年遗址里，环境要素和人工要素是同等地位的，是一个互动的组成。再把农业起源融合，是一个很清晰的系统。所以我特别期待考古的人地关系上有更清晰的梳理。”
【5】会不会有“上山时代”
栾丰实提到了一个“上山时代”的概念。
“过去我们讲新石器时代比较晚的阶段，有龙山时代、仰韶时代、裴李岗时代。那之前的呢？我们觉得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文化来作为它的时代命名。从长远来看，将来是不是可能建立一个‘上山时代’来命名这个阶段的这些遗址。从目前来看，上山可能具备了这样一个条件。”
再次回头看“考古中国”这个课题的名字，我们关注的不止是稻作农业起源，而是“社会”。
赵辉说，下汤遗址、湖西遗址、桥头遗址，还有上山遗址，以及刚刚开始的皇朝墩这些遗址的情况，“我们对这个阶段的聚落已经可以说话了。之所以我们的田野考古工作都在聚落方面，这就是学术进步。”
“我们的研究是从单纯稻作农业的起源开始的，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水稻为主食的人，占全世界人口的50%以上，所以水稻的起源栽培驯化是个大课题。但是光有农业技术生产体系，我们还要关注背后古代社会的形态究竟怎么来的。所以我们有了实际工作，对早期聚落在田野考古上的追求和努力，形成了‘考古中国’的课题，不止是早期农业，而是早期农业社会的形成。”
赵辉说，浙江上山和湖南彭头山的资料，不像一个最初的农业社会，如果跟半坡的比一比，差不多基本的东西都有了，“怎么都不像一个非常原初的农业社会。刚才秦岭说，现在的材料很可能意味着农业生活的产生不是慢速的过程，是个快速的过程。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下结论，毕竟9000年或者10000年以前的资料太少，这也给我们接下来‘考古中国’的课题提出期望。”
（图片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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