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批评资源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批评家需要依据当下复杂多变的文学事实和精神事实，整理发掘本土批评的优质话语资源，促其完成真正适应新时代的汇通和转化，凸显本土批评在阐释中国独有的现实理解与美学精神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批评时，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提出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些重要讲话精神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开展、批评话语的重塑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中国作家通过讲述以“中国故事”为载体的“中国经验”，向世界展示了独一无二的叙事风格，那么，运用那些深植传统、饱含情感温度与审美韵味的本土批评话语去阐释、传播并深入研究这些作家的创作，同样是新时代文化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当下的文艺批评如何切实发挥作为文艺创作“一面镜子、一剂良药”的作用，如何成为“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激活传统文论的魅力，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重塑当下批评话语体系的认识与实践。
“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
一个被反复讨论的旧话题
说起来，“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并非一个新话题，而是与新文学相伴生的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从事批评的人受制于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内核的现代性话语的笼罩，导致在文学批评的资源和路径上倾向西方，一味拿来，近百年发展积累下来也的确形成了现代型知识体系的观念及架构，各种来自或化自西方的文论术语甚至成为人们表述时无法规避的无意识和“习惯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近现代以来的批评大家，他们的批评实践中都包含着对于传统文论的吸收和创化，如王国维的“意境”“境界”之说、鲁迅的“白描”之论、朱自清对“诗言志”的再辨析、宗白华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的强调、钱锺书对传统诗话文体的发扬等等都是如此。朱自清早在1934年就曾说过：“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自己本来面目。”后来又说：“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来。”将“批评还给批评”“将中国还给中国”“将时代还给时代”，这素朴的话里无疑凝结着对传统批评理路的深刻理解。
七八十年过去，前辈们思虑的问题依然让批评界念兹在兹，且更为复杂。就批评环境而言，“世界性语境”的挑战在加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各种理论、方法、思潮经过学术旅行都在中国扎根生长，深度介入当代文学的阐释，如陈晓明所言，“我们面对着西方迄今为止给我们提供的美学标准，西方现代性的美学实际上既引导着当代中国的文学前行，也对其构成强大的压力”，因此“如何适应西方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对自身文学的认识，并建构自己的美学准则，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
就批评体制而言，“学院派”批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受制于高校考评体系，学院批评往往标榜学理性和科学性，强调研究之于批评的优先性，多用概念演绎、逻辑归纳等阐释套路，“评价的机制性板结，进而造成文体的学术化僵硬；与文学现场的关系趋冷，最终导致了批评文体的拘谨窘迫之态”，等而下者就出现了专家所讥的“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和“反序的认识路径”等弊病，也就导致了一方面是各种理论批评方法争奇斗艳一方面又不断出现所谓“批评失语”之焦虑的怪状。
建构本土批评话语
应当采取的三个基本态度
今天我们究竟如何才能避免削本土故事和叙事之足以适西方批评话语之履，清理累积多年的理论先行的批评定势，真正将传统批评资源作为活水引到当下，建立起贴合文本的，具有阐释有效性的、有情的和有力的本土批评的话语体系呢？
首要的一点，作为传统批评资源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批评家需要依据当下复杂多变的文学事实和精神事实，整理发掘本土批评的优质话语资源，促其完成真正适应新时代的汇通和转化，凸显本土批评在阐释中国独有的现实理解与美学精神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激活古代文论，绝非简单地“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探索与文化回溯。批评家不仅要深入理解传统批评观念的原初意义，更要以现代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其进行重新的阐释，这一过程是一个古今视野相互交融、彼此借鉴的深刻互动。
相较于西方知识论传统催生的重理性探究的理论批评路数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性”和实践属性更强，即便以“体大思精”著称的《文心雕龙》， 如王运熙所言，“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所以，相对来说，中国批评轻理性和逻辑，重感发和直观，极少作观念的直陈，常常是剖情析采、感类连譬、即事言理、评点机警，以点带类，以具体带抽象，并强调诉诸读者的品评涵咏，唤起鉴赏者的细腻情感体验。有论者将中西批评体系性的差异描述为“知识论”与“诗性”的对立：“‘知识论’式的汉语文化与诗学再也无法关切存在的诗意，再也无法‘敞亮’和‘引领’出‘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知识论’的意义上，在汉语走向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的同时，作为我们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才真正‘失语’了。”所以，重建批评话语就必然要恢复汉语的诗性敏感和“涵容性特征”，发挥汉语传统批评的“批评性”优势，尊重中国经验表达的特质。
其次，要注意批评文体的扩容，以丰富当下批评话语的形态。中国传统文论形式本来多样，序跋、注疏、诗话、笔记、史传、点评，甚至骈文、诗歌、词曲都可成为批评文体，与西方那种理论严谨、体系完整的论说体截然不同。然而事实却是，传统的批评文体在当下很难有存身之地，留给批评者选择的文体空间也很狭窄，为因应僵硬的期刊标准，批评者自己亦规行矩步。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讲“文体递变”时曾有“诗文境域之扩充”论，他以宋人谈韩柳之别为例：“林谦之光朝《艾轩集》卷五《读韩柳苏黄集》一篇，比喻尤确。其言曰：‘韩柳之别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即余前所谓侵入扩充之说。”韩愈以文入诗，打破文体边界，有从心所欲的洒脱，钱锺书的《谈艺录》与《管锥编》作为批评文本，同有此妙。
《谈艺录》，钱锺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12月
“侵入扩充”说白了就是文体自由，从事批评者不必兢兢自守，应对架构宏大、条分缕析的批评文字和运思清拔、风神高迈而不落体系的批评文字等量齐观，最好是能内在打通，互融互援。而这既需要批评家的自觉，也需要学术批评刊物的自省，学术深度和批评之学理性并不能以文风、概念来作判断，隐晦曲折绝对不是高深的同义词，而体系架构之宏大与细琐也不是判分水平高下的当然指标，可再举钱锺书观点为例，在《读〈拉奥孔〉》中，他说：“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容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很多千年前零碎的批评文字在今天读来亦熠熠闪光，奥妙就在这里，“不耻支离事业”未必没有精深的学术发现。“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过对批评文体的“寻根”，可以帮助我们更开阔地建设批评话语体系。
第三，挖掘和运用本土批评资源时要有“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自觉。习近平总书记说得非常明确：“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中西文论在很多问题上本来就有互通性。举一个简单例子，作为思潮的现实主义的确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现实主义各种理论观念的借鉴和仿用，但本土史传传统所培育的“实录”精神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解也有不小的影响。班固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因他“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种实录精神，可谓中国古代朴素现实主义思想的精髓，它深深浸入古代叙事文学的创作，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特性和理论批评的生成起到推动作用，也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传播有重要的引导。又如，传统的“文以载道”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强调文学与现实关联、强调文学教化功用的同时超越工具论的僵化理解等方面也有诸多契合之处。
100多年来，西方的经典文学理论、后现代和跨文化的批评视角等等都为本土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批评界应该继续保持开放心态，借镜西学回返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将其与本土文学批评资源相结合，直面中国问题，可提升批评的锐度、深度和广度，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
打开新的文学观照视域，
激活传统批评话语的生命力
最近十年来，文学界以讲好中国故事为职志，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激活传统，寻找“纯属中国”的叙事资源，如笔记小说、世情小说等，体现了新时代作家们通过建立具有鲜明辨识度和差异性、与“中国故事”相表里的“中国叙事”风格的自觉和自信，如莫言的《锦衣》《一斗阁笔记》、贾平凹的《秦岭记》《山本》、张炜的《河湾》《去老万玉家》、刘震云的《一日三秋》、格非的《望春风》、王安忆的《考工记》、李洱的《应物兄》、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北上》、付秀莹的《陌上》《野望》等等，本土的历史风物、传统的叙事智慧、当下中国人的经验处处可见，与此同时，批评话语的更新与适配也在广泛展开。
《一日三秋》，刘震云著，花城出版社，2021年7月
2014年底张江提出“强制阐释论”，在理论批评界引发巨大反响，被认为是“中国话语介入当代西方文论价值判断的一个有力尝试”。以“强制阐释论”激起的波澜为契机，批评界开始有力地反拨“文论偏离文学”“无视文本原生含义，强制裁定文本的意义与价值”的偏失，一批回归传统、回归文本、回归诗性的体验和感受，立足中国文艺发展历史经验和实践路径的批评不断涌现，不仅打开了新的文学观照视域，也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了传统批评话语的生命力，展现了中国批评的民族性。
以《文艺报》为例。2015年来，《文艺报》先后组织了“加强与改进文艺批评”“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新中国文学70年足迹”“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这十年”等专栏，围绕“文学批评的标准”“现实主义的深化”“讲好中国故事”“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回到文学本体”“当代文学经验”“新时代文学新人的塑造”“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价值观”“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艺的关系”等话题，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有力推动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更新，深化了对文学批评与创作内在规律的理解，批评的人民性标准、内在价值尺度等获得新的探讨与应用。在这些讨论中，“继承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总结提炼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宝贵经验，成为新时代建设文学批评的重要面向”。
在批评的文体建设上，一些批评刊物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如《文艺争鸣》自2015年第1期设立“随笔体”栏目，刊发了一批“谈不上精深厚重”，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另如《小说评论》的“三栖评论”、《南方文坛》的“绿色批评”、《当代文坛的》“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扬子江文学评论》的“名家三棱镜”等等也都在鼓励率真自由、意至笔随的批评文风，贴近现场、真诚对话的批评站位和直面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这十年来，老一辈批评家坚持从时代和心灵的实际出发，以最真切的生命体验，致力于“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他们的批评风范也滋养、感染了一大批批评新人在充分汲取和吸收传统批评资源的回返与创新中重建批评的历史感、现实感和审美感，扩容了批评话语的版图，提升了阐释的能效，而这也是我们本土批评因应“理论之后”危机的疏解之道。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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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0月30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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