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南周开始密集推出文博条线的报道。其实，倒回若干年前，此类报道很少。可以说，是曾国藩墓系列报道开辟了南周文博报道的“生产线”。
该系列报道的记者是刘悠翔。刘悠翔2014年进入《南方周末》，先接触了社会时政新闻，后转入文化报道领域深耕至今。
文博条线是如何开辟的？看似“形而上”的文化报道如何找到现实关怀？以下是刘悠翔的分享。
刘悠翔
在文保领域，有个概念叫“建设控制地带”：在文物周边一定区域内，不能建设破坏文物历史风貌的工程。因此，曾国藩墓已经算是遭到了破坏。
而当时，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度，远没有现在这么高。大家觉得，只要墓的主体还在，就不是多大件事。甚至一些记者——记者算是大众里面知识水平稍微高一些的人群——也不理解这事有什么值得报道。我当时觉得这一选题很有价值。身为湖南人，我知道曾国藩及他领导的湘军是湖南近现代重要的文化名片，而他的墓在长沙却落成今天这样。长沙早在1980年代还被列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这实在是值得反思。我感到好奇：当地文物部门、城建规划部门在干什么？房地产商是如何取得建设资质的？曾国藩的后人没有发挥影响力吗？要解答这些问题，涉及很多条线，得挨个去摸清。
所幸，采访算是有天时地利人和。当时是七月底八月初，正值许多公务员的暑期休假季。长沙又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因为我本科在长沙。此外，有个很理想的爆料人。记者一定要仔细甄别爆料人，在一些报道中，爆料人出于种种利益，可能会把记者出卖。当时的爆料人是个文化遗产爱好者，对文保领域比较了解，让我得以比较快摸清基本情况。而且他不是长沙人，跟当地没什么利益关联，爆料纯粹是出于热心。我大概花了十几天，完成了稿件中除曾家后人外的所有采访，包括政府部门、高校专家、相关学者、守墓人等。难点是采访政府部门。首先，这种采访不能堆在一起，因为很多信息是关联的，如果全放在一起，就得耗时间反复交叉采访。然后，采访顺序很重要，为了保护稿件安全发出，我按照“从下到上”的顺序来采。如果上来就约采文物局，他会找宣传部门的人来对接。所以我是通过专家柳肃，联系上当年文物部门对接曾国藩墓的那个人，直接跟他聊。从文物部门入手很安全，因为它很希望能把文保工作做好，它会觉得记者在帮自己。我最后才去采规划部门，这样采完后可以尽快写完并发稿。之后，我通过守墓人和柳肃联系上了曾家后人曾樾。我原本担心他拒绝采访，因为可能他历经那么多年的无效发声，已经心灰意冷。所幸，最后他接受了采访。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后面才去约他，当时已经采访了很多他熟悉的人，他能由此感受到我做这事的诚意。采完后我才知道，当天是他生日，晚饭都没顾上吃。采访结束后，为了保护稿件安全发出，我急匆匆用三天写完初稿。编辑提出修改意见后，我又补充了一些感性的细节与场景。我在采访时会额外记一份memo，比如去曾国藩墓现场时，看到怎样的杂草与植物，行走其中时胳膊被划伤；以及跟不同人聊时，忽然意识到可以哪些内容可以串联——这都是无法用录音记录的东西。Memo我一般是随想随记，当日全部采访结束后再重新理一遍。9月7日报道发出后，仅过了3天，湖南省文物局就前往尘封十余年的曾国藩墓进行现场办公。随后，湖南省政府也出面干预，通过了相关的文保规划，划拨了一批经费，开始文物风貌的恢复。尽管政府一开始反应迅速，但大概过了几个月，进度又逐渐放缓。在此期间，第一次采访认识的那些人（包括爆料人）不断跟我聊起当地情况，呼吁我继续跟进此事。所以首篇报道发布一年后，我又重返曾国藩墓，对它的风貌恢复情况做了回访报道，关注当地实施保护规划的进展。《保护规划至今无法实施？——回访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曾国藩墓》回访是社会新闻的常用范式，但在文化报道中并不多见。对于这次回访，最初一位编辑提出了委婉质疑，说去年的报道已经影响够大了，没必要再做一次。而且去年报道发出后，很多人质疑曾国藩等所谓“知名人士”的历史地位，进而认为这些文物不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地保护。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回应这些质疑。我希望指出，文保问题不仅局限于长沙，全国各地文物部门当时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在回访的同时，我又报了个题，讲一些全国性的文保问题，两边同时穿插采访。本来我打算合在一起写，后来发现这些内容足以独立成篇了。《基层文博“后继无人”现状调查：谁来守护你，中国宝藏》我开篇就写长城被破坏，因为长城是最出名的文物，想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就要从大众最有认知的事情写起。你说一些历史人物不了解，觉得没必要保护，那长城总了解了吧？现在连长城都保护不好，何谈其它文物呢？这篇报道与回访报道相配合，把文保问题由湖南拓展到全国，引起了更大范围的热议。
2019、2020年曾国藩墓系列报道发布时，正值全社会兴起“文博考古热”的前夜。此后，南周开始密集推出文博条线报道，主要是我和王华震在做，我做编辑，他做记者。他写过很多古城镇、古建筑的保护，如《宁海古城拆迁引争议：城市更新如何防止大拆大建？》、《七百岁村庙的“一生”：东南最早元代建筑被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与操作路数，跟曾国藩墓的报道相通。我们摸索出了一套文化报道介入社会的模式。有人觉得文化报道就是“形而上”的。它不像社会新闻，指向一个具体的问题，涉及具体的责任方和受害方，最终推动问题的解决。但其实，文化报道也可以有“社会性”。做文化报道前，我也接触过社会新闻。我读研究生时到《南方周末》实习，申请实习时填的志愿是文化条线，但到报社后，当领导当场询问我的兴趣时，我改口说想去社会条线。于是我后来跟了一个做社会时政的记者。改选社会条线，是出于学生时代的好奇心。我本科与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中文专业，中文专业学久了，感觉有点“空”。当时我想，如果实习做文化方向，那还是得读那些文化类书籍，还是要接触那些文化人物。这些本就是我平时的研究对象。所以我想跳出去，满足自己对复杂社会现实的好奇心。那段实习期间，我每天都在汲取新东西。印象最深的是，我感觉社会时政的记者像超人一样，兼具文学家与特工的特质。2014年毕业后，我进入《南方周末》。见习期间，我还是在社会条线，但我逐渐感到做得有些吃力。正式工作与学生实习不同——学生实习更看兴趣，但正式工作如果想做到极致，只凭一腔兴趣肯定不够，它要跟自己的专业与特长紧密联系，才能让自身能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我的专业肯定还是更贴合文化报道。后来文化部有一次记者试稿的机会，我就去了文化部。现在回头来看，以前做社会报道的经历，不仅不是“弯路”，反而是优势。许多文化报道的选题确实比较“形而上”。但如果用社会报道的眼光去看，可以抓到里面一些更现实的、更具公共性的落点。一个例子是《艺术唤醒植物人》它讲的是动画艺术家吴超发起了一个“艺术唤醒植物人”项目，给植物人播放动画、录音等视听作品，用艺术治疗介入其康复。
（2018年7月25日，吴超的艺术唤醒团队在北京市圣马可医院开展植物人与家属的“意识疗愈”共绘活动。父亲正握着女儿昕昕（化名）的小手，带她感受鲜艳的颜色。\图源刘悠翔）这件事可以有很多落点。而我看到了它背后的社会观念缺失——大家觉得病人康复就是躺在医院里打针、吃饭，但其实心理层面的康复也很重要。我写这篇报道，就是希望社会更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从而推动人文治疗在全国医院的铺开。当然其中还包含经济等结构性问题，但突破观念是第一步。正如报道中说，我们长期对人文干预治疗的认知程度不高，因为“中国的人文教育是偏弱的”。报道发布后，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与吴超达成协议，计划在医院设置一个艺术展。经过两年筹备，2020年12月12日，“医院生成美术馆”展览正式开幕，展出的许多绘画和手工品是由病人和家属参与创作的。《“艺术本就应该托住生命”—— 在医院开美术馆》另一个例子是2021年写的《“火星”84小时：一场改变未来的演习》。它讲的是一群小学生去戈壁进行火星登陆“实习”。当年，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几乎同时发射了火星探测飞船，2040年载人登陆火星正成为多国的共同目标。这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十余年后我国真正的宇航员。这事写到这就可以结束了。但在疫情背景下，我找到了一个更现实的落点。人类对火星感兴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与地球很像，一旦地球遇难，它或许可以成为避难所。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纯属杞人忧天，但疫情警示人类，对全球性危机的想象与预防，是很有必要的。抗击疫情与火星演习——两者在现实中构成了呼应。文化报道涉及的很多事，并不构成显性冲突，但如果能揭露它背后的文化观念上的症结，就能在更软性、更持久的层面影响社会。民间传说，扁鹊的大哥扁雁医术更为高超，但却没那么出名，这是因为他能在疾病发作前就发现隐患，并提前纠治，而不像扁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新闻领域，文化报道可能就是扁雁的角色。
当然，并非所有文化报道都具有所谓“社会性”。我把文化报道内部分为“社会派”和“本格派”。社会派报道追求介入现实，本格派报道则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大，更为“形而上”。（如：余世存：《金刚经》没有一个“空”字，无处不在说“空”）
神奇的是，在《南方周末》，我发现本格派文化报道时常有不错的阅读量。其实我们操作这种报道时，一般不求它有很多流量，但结果往往给我们惊喜。
之所以如此，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好的本格派文化报道总能戳中一部分群体的心。比如你刷到一篇讲科幻的文章，你又正好喜欢科幻，那自然会引起你的思考；又如你看到一个学者讲的知识，启发你把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安排得更好，或者加深了你对人生乃至历史某阶段的理解，那你自然会很高兴。
当然，本格派的受众范围总体还是比社会派小很多，但这不代表它的价值更小。比如，一篇社会派报道涉及的事件，可能关系到1亿人的公共利益，但这事可能只是件小事，只占据每人日常生活的10分钟；一篇可本格派报道可能只戳中了100万特定人群，但它在每人心中都占据很大分量，可能引起他们思考一整天。“1亿人的十分钟”与“100万人的一天”，我们很容易忽略后者，但其实两者同样可贵。
其实，本格派与社会派并不是互斥关系。任何一个报道选题，都可以视为一个三角形，三条边分别是专业性、公共性、可能性。可能性就是能不能采访到、能不能写出来、能不能发出去，专业性和公共性就分别对应本格派与社会派。最理想的当然是一个面积巨大的等边三角形，而每篇报道都是以此为目标作出的各种锐角三角形。
当然，这个最理想的巨大等边三角形也不是我的最终追求。我常常用文学批评的视角来看新闻报道——文化记者与文化界的关系，就像批评家与文学家的关系。批评家没有文学家那么会创作，但批评家可能立足点更高，懂的理论更多，研究的书更多，因此他可以站在文学发展脉络中，给文学家作出提示——可以往哪个方向写、怎样可以写得更好。
身为文化记者，我的追求就是成为文化进程的参与者。我希望去挖掘、阐发各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并对文化界和全社会提出自己的期许。在这一进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奇形怪状的三角形，但它们共同铺就了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Google Map上的曾国藩墓及其周边，2024年
*图片源自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