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上海女孩（图文无关）。资料图
我们在歌乐山的那些年，我和端木仪民的友谊还没有萌芽。端木一家住在山脚下一座简朴的房子里，是我第一年上学时必须经过的地方，那个小小的旧学校坐落在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内。那些日子，我和一个比我小的名叫伦伦的女孩比较亲密，她美丽的母亲英文名字叫海伦。母女俩和海伦的姐姐格蕾丝·董一家住在一起，董家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男孩，最小的那个我们叫他毛医生，因为他总喜欢玩扮演医生的游戏。上学时，我会牵着伦伦的手，称她为我的公主，因为她的举止让她显得柔弱，激发了我内心强烈的保护欲。一个冬日中午，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经过池塘，伦伦发现池塘边上冒出一朵花。我高兴地告诉她，我会为我的公主摘那朵花，然后沿着滑坡往下走，伸手去摘那朵小花——啊！我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滑了下去，掉进了池塘里。我不会游泳，拼命踢腿，但无法抓住那座形同“人工水库”的池塘的斜壁——池塘的边缘都被水泥填平，不能再长树木。我的头在水面上浮浮沉沉，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抓住任何东西，树枝或是石头。
救命啊！救命啊！伦伦开始用尽全力尖叫。
救命啊！救命啊！她哭得那么大声，大颗泪水顺着脸颊流下。
我努力在水中保持漂浮，但厚厚的冬衣开始吸水变得越来越沉重，拖着我的身体往下沉，我觉得生命快要结束了。
就在那一刻，端木伯伯手握拐杖朝我们这里走来。他家的房子就在池塘的另一边，当时他正要回家吃午饭。他看到那惊心动魄的场景，立刻冲过来帮忙。他一只手抓着树，身体向水边弯下，另一只手把拐杖反着伸出，弯曲的把手向着远处，这样水里的人就能牢牢地抓住它。我就是这么从冰冷的水中被拉了出来，惊讶而充满感激，我跪了下来，抬头看着他那张嘴唇上面留着小胡子的英俊的脸，说道：
谢谢您救了我的命，端木伯伯！
将来要小心哦！不要再玩危险的游戏，明白了吗，小虎？嗯？端木伯伯说。
嗯，是的，非常感谢您！
回到家后，火炉旁的母亲和仆人拿毛巾用力擦拭我。她们在客厅里匆忙生起了一堆火，把我身上那几层浸透冷水的厚重衣物一件一件脱掉，我站在那里，从头到脚都在发抖。不用说，我受到了大家的严厉训斥，但也第一次品尝了微量的干邑，那液体的火焰，那香气至今仍让我珍藏于心。那时，我还不认识端木仪民，只知道我们的父亲都是法学专家，彼此认识，也可能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合作过。
现在在上海，仪民和我都是马克谛耶女校的初一学生，而全校只有我们是来自内地战时陪都的学生。我们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联合起来，自称为唯二的爱国抵抗战士，反对日本人，而学校里的其他人则是可耻的合作者，在日本占领下过着奢华的生活，并成为汉奸，迟早会被处决。我们制造了足够的恐惧，让整个学校在年底时都能说四川话了。
那时，在端木家那个美丽的大花园里，四周环绕着各种开花和结果的树，我们之间还有一位无形却始终存在的贝多芬先生，这使我们的聚会变得更加秘密、独特。我们的谈话似乎超出了普通人的幻想范畴，包括上天的存在、创世者的意识领域的存在。
我成了端木家中的常客，甚至成了这个家庭的成员，经常出现在他们那张大餐桌旁。我永远难忘的是一个特别的秋天傍晚，我们聚在一起准备享用美食。刚好是中秋节，桌子上除了筷子、筷子架以及一小碟酱油和醋混合汁之外，什么也没有，整个大桌子正等待着这个季节的盛宴：渔夫捕捞的螃蟹，据说能在中秋节这一天抓到肥美的母蟹，平日它们被保护起来去做妈妈了。蟹黄的确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除了桌子中央的螃蟹，每个人面前都来了一小碟细细的甜美的姜丝，像金色的火炬一样轻盈，点亮着每一口螃蟹肉或蟹黄。那个难忘的夜晚，想象一下，我们唯一的食物就是螃蟹——配上无尽的小杯热黄酒，真是美味无比！世界上还有什么更奢华和珍贵的享受？
就在端木家的餐桌上，和仪民杆杆的父母、祖母，她的兄弟姐妹一起，我第一次体验到蟹肉无与伦比的美味，同时也享受到仅由这种无与伦比的体验组成整顿美餐的至高特权，我们尽情享用着，那张大桌子上的螃蟹数量多到好像没有底。这样的美食对我来说并不常见，于是形成了关于集体享受的难以忘怀的记忆，当时大家都完全沉浸在愉悦的享受中。
从此，蟹黄就成为了我心中丰富收获的重要部分。另一次是我去镇江探望父亲。当时爸爸正担任国民政府江苏省委员兼秘书长。那天他带我去了一个餐厅的私人包间，与其他官员共进午餐。桌子很大，我们的主菜是迷你蟹肉小笼包。尽管还有其他菜肴，但那时我已经对蟹黄上了瘾，只吃小笼包。父亲和其他官员警告我不要吃太多，否则会肚子疼。但不知为何，我在那时——大约十三岁的时候——就已经深刻地感觉到我这一生再也不会吃到这样的食物了。因此我开心地决定：只吃蟹肉小笼包，同时愉快地回忆起不久前我们围着端木家的大圆桌子庆祝中秋的盛宴。大人在谈他们的大事儿时，我在默默地与最爱的蟹肉合二为一，边吃边数，一共吃了三十二个小笼包子，配上细切的甜腌姜丝，慢慢地享受了每一口难忘的滋味。那晚我遭遇了一阵短暂且不太剧烈的胃痛，却仍将那个时刻视为完美而丰盛的享受。
这种不道德和不真实，逐渐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世界，甚至在吃螃蟹或任何甲壳类动物、鱼类、禽类，我们随意称之为“肉”的哺乳动物时，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原来认为自己在学习享受大人的美食，欣赏大人的烹饪成果，却没有意识到，大人实际上比孩子愚蠢。孩子们体验的是第一手的生活，不像大人那样，过着第二手、第三手的生活。我们孩子从不假装自己是与真实自我（即使偶尔不完美的）不同的人。我目睹了许多大人的聚会，当我的父母与他们的朋友或同事见面时，大人的行为与孩子的行为完全不同：大人在交谈时通常会互相说一些虚假的话，包括不真心的恭维；他们喜欢提起一些自己并不真正感兴趣的话题……这一切表演都是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与他们的真实自我不同的印象。为了显得更富有、更有权势、更有学问、更有关系网……或者其他什么方式让自己显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那都是为什么呢？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在家思考这个令人烦恼的话题时，我又听到对面楼上外国邻居的吵闹声。 他们的灯亮了，东西从那个窗户飞了出来，哔昂的一声砸在路面上。我能看到废墟中似乎有一个收音机，同时无法摆脱邻居那刺耳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声。他们又在争吵了，肯定是因为他们以大人的方式互相传递了错误的想法，以大人的心态面对世界，使得彼此误解、失望、生气了。那时，我立刻跟上帝祈祷：
上帝啊！请帮助大人停止这种愚蠢的行为！
我知道学校宿舍同学们也开始这样说话，只是为了给彼此留下不真实的印象。可爱年轻的学姐们都在逐渐变成愚蠢的大人，而她们都是十二岁！我当时还只是那个刚刚从重庆战区归来的十一岁爱国“勇跑者”——我是南开十一岁的田径冠军，绝不说谎——无论是什么事情，无论为了任何目的……但在上海这似乎变得多么稀罕，在这个伪装、愚蠢的大人世界里，这显得如此奇怪和不同寻常。我反复思考着即将来临的危机，慢慢地，我正接近十二岁喽！迷醉于涂指甲油、玻璃长袜、美丽裙子以及男孩的年龄。嗨！真恶心！不要不要！请别把我拉进十二岁！啊，我多么怕变得像那些青春期的学姐们一样，她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丝毫没有意识到当时人类正在面对的更大、更广阔的世界，仿佛又一次战争即将来临。当我望向窗外，看到月亮在上，又大又亮，足以让我们的邻居沉默。夜晚静谧，万物在月光下熠熠生辉。我在心中听到了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就跪在床上仰望着明月，向苍天祈祷：
哦，仁慈的天穹和贝多芬，以及所有听到我的天使们！请您们，求求您们，绝对別让我进入十二岁！我将永远忠实地停留在这一年，从十二岁起我们就会变成笨大人。小虎在这里发誓，我永远不进入十二岁！
那种坚定的入会仪式，希望永久地保留童年，是我人生中一个巨大而深思熟虑的转折点。我拒绝屈从于同龄人或多数人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既陌生又肤浅，还有令人惊恐的空洞。那是我们去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我们开始把自己视为有些浪漫情怀的年轻人，特别关注好莱坞巨作《乱世佳人》的到来，那部史诗般的剧情片由费雯·丽和克拉克·盖博主演，正在我们这一带原法租界的杜美电影院上映。大家都去看了这部电影，有些人甚至去看了两次，因为它实在太精彩了。
电影第一部分中，斯嘉丽·奥哈拉走进一个正在举行派对的房间——她一进门，所有活动都停了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位美丽的少女身上。这是斯嘉丽一个重要的时刻。大约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在上海，我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那时我参加了端木仪民已上大学的哥哥们举办的聚会，他们当时在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就读。他们把宽敞的客厅和餐厅的地毯卷了起来，让维克托拉唱片机播放各种舞曲，供那些想要跳社交舞的人们享用。那天我穿了一件新做的粉色旗袍，材质光滑，紧紧贴合着我的身体。从家里走到端木家，当我一进入那个大舞厅，房间里的喧闹和谈话似乎突然停止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门口。我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仿佛整个房间的人都注视着我。就像斯嘉丽·奥哈拉在电影里一样，男孩们开始朝我这边一一走过来，形成一个大圈子，围绕着这位新来的客人。我立刻想起了电影中的那个场景，却丝毫没有感到快乐或自豪。相反，我立刻意识到，正是我那件耀眼的粉色旗袍所展现的表面或外在形象，引起了整个房间的骚动，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全都是“别”的。一切都是表面的。没有人了解真正的我，真正了解那个穿粉色旗袍的人的内心深处——真正的小虎。
在那间充满大学生的大厅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对贝多芬的热爱，对我们古老祖国的热爱，对肖邦和古典音乐的热爱，对《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热爱，没有人认识我的内心，何况我的灵魂。然而，他们都围过来想和我交朋友。我深信，他们只是被一些纯粹外在的因素、不切题的标准、肤浅的东西所吸引。他们显然生活在虚假的、充满装饰性的琐事的世界里，完全忽略了对内心、灵魂本质的考量，而选择成为那些只关注生活中较小方面的愚蠢大人。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于是不久之后我决定回家，从此再也不参加这样的聚会了。我一辈子只有这唯一一次进入虚假的交际会，立刻深深体会到真与假的区别。一次的一手体会就够了。
回想过去八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发现我确实坚持了这个决定，不浪费时间在与无聊的大人闲聊上。一位来自葡萄牙的英俊年轻人也参加了那个派对，他主动提出在黑暗中陪我走回家。当我们走到我公寓的门口时，他轻轻地将我抱入怀中，窃窃私语：
我现在好想吻你……可以吗？
不知为什么，我点了点头，默默无言，突然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全身涌动，使得身体自动地非常渴望靠近他，渴望被吻。我曾在电影中看过亲吻，但没想到实际的亲吻竟然会如此温暖，如此令人沉醉，以至于我的双膝盖变得软弱无力。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年轻人，也没有想起过他，因为我把那次脆弱的感觉归结为身体不够结实。
1947年5月，我十三岁时，魏道明被邀请担任台湾新成立的省政府首任主席，并寻求我父亲的协助，作为他的秘书长、跟着一起到台湾去。台湾岛自1895年以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归还给中国。
爸爸再一次离开家，到别的地方为政府工作去了。这一次我们全家上下都对这个离岸岛屿充满了好奇，听说那里有许多奇特的土著习俗，还有中国大陆所未见的花卉和水果，我们很想去他那异域情调的旅居地看看。我迫不及待想等到中学的下一个暑假，那时妈妈会带着我们三个，小玉、我们叫作小胖子的弟弟乔治和我，前去拜访我们在太平洋那座神奇岛屿上的爸爸。
夏天来临时，我们关掉了上海的公寓，用大白布盖住一切，然后启程前往台湾。那真是一段美妙快乐的海上旅程，仅仅三天，没有担心隐藏的海雷或突袭的轰炸机。那是一段和平时期，我们终于不用像难民逃难般，而是像无忧无虑的游客一样旅行。抵达台湾时，我们受到了公务员队伍的热情欢迎，他们欢迎“二号家族”徐家来收回的美丽岛屿，并护送我们前往一座巨大的豪宅（今天的“台湾宾馆”），位于两条宽阔大道的交会处，步行右转就可达“总督府”，所有建筑都是优雅的维多利亚风格，由日本人在明治时代建造的，作为他们在台湾的总部。事实上，台湾早已通电，处处都有自来水，冷热皆备！它拥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察局，配备了一队出色的骏马，每天早晨都会被带到大街上进行日常训练，这些马匹由经验丰富的日本驯马师精心照料，这些驯马师也留了在台湾。我立刻请求爸爸让我和他们早上一起出去，因为我早已经学会了骑马，曾经在每个周末都会在上海市郊的虹桥练马术。我多么自豪地骑在那些高大的骏马身上，随着它们的蹄声在台北宽阔的大马路上，迎着初升的太阳奔腾。
在台湾，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像我们在罗马时一样，周围充满了随时听命的仆人，享受着奢华的生活，从食物到家具、居所和交通工具。最重要的是，一直都是假期，不必上学，只是玩！他们雇了一位十六岁的年轻女仆，专门陪伴和照顾我，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会说普通话！在日本统治下，人们被禁止说中文，并被迫去上日本学校，接受与东京儿童相同的日本教育。对于一些家庭来说，继续在家里秘密使用普通话，训练他们的孩子不仅说地方方言（他们的母语闽南语或福建话），还要学习一个多世纪前满清朝廷官员使用的官方公共语言……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个可爱又高挑的年轻女孩会为我整理衣服，关注我吃的东西，偷偷带我在夜晚的街道上散步，欣赏那些架在木桩上的日本房屋，观察人们在街边摊购物或用餐，看电影，或者每个星期天在公园里免费聆听日本交响乐团为市民演奏的古典音乐。
我家雇佣了交响乐团的一位俄罗斯或是波兰来的指挥，他像那些被留用来服务于政府的警察一样，在台北工作了。他每周都会来我家给我上钢琴课。唉，那个夏天实际上是我长大以后一辈子都不能无畏地演奏任何音乐的根本原因。那个酷暑的钢琴课上，每当我犯错时，他就会猛击钢琴，让我从头开始重新演奏一次。这让我对音乐作品的开头非常熟悉，因为我进行了无数次重复演奏。但如果我在大部分乐曲中演奏得毫无瑕疵，心底深处又会悄然生起一种黑暗的怀疑，像虫子一样啃噬着我对音乐的热情，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想着：
下次错误会在啥时发生呀？
那么，在某刻就会突然来个哔呛！错误的音符会响亮而清晰地出现，毁掉我心灵中整个音乐世界的时空——在台湾这位钢琴老师的严厉管教下，我对音乐热烈的爱中生出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对演奏的恐惧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