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配图均为电影《赎罪》（2007）剧照
从宗教意义上，人的命运被看做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但在电影《赎罪》中，两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西西莉娅和罗比的命运，却是被十三岁小女孩布莱欧妮的那双“翻云覆雨手”所彻底改变的。
导演乔·莱特十分擅长充满细节而又繁复变幻的视觉美学，在《赎罪》中，镜头热烈而饱满，有一种将要崩裂的情感在隐约飘荡。电影从打字机急促地敲击字符的特写镜头开始，用第三人称视角，长长地铺呈出各个角色之间的关系与纠葛。直到五十分钟后，随着前一个事件的落幕，观众已深陷于情节之中，电影才开始切换成青年布莱欧妮的视角：原来，这部电影的讲述者和“始作俑者”，都是她，当年的小女孩布莱欧妮。而电影的末尾，则以朴实却沉重的一段采访镜头，让老年布莱欧妮直面观众的凝视，亲口道出那深藏终生的忏悔。
……直到这时，观众才终于厘清了整个剧情。原来在电影的中段，那些看似线性发展的、关于西西莉娅和罗比这对情侣最终幸福地生活在海边小屋的情节，根本没有发生过——现实是，他俩由于被布莱欧妮恶意拆散，罗比坐了牢，西西莉娅离家出走，双双失去了大好前程与共同的未来。后来，罗比为了离开监狱，主动参加了二战，死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前夕，而西西莉娅也死于敌军的城市轰炸。在影片的结尾，布莱欧妮说，她将自己和姐姐西西莉娅以及罗比的人生故事写成小说，在小说中将幸福的结局“还”给了他们，将姐姐生前梦想的海边小屋“还”给了他们，她想以这种方式，安放自己不安的灵魂。
也许你会疑惑，一个十三岁的未成年女孩究竟能做出什么坏事呢？背地里说一些无中生有的坏话？怂恿某个不太聪明的伙伴去做蠢事然后取笑他？是的，这是“常规的”十三岁，但是像布莱欧妮这种天赋异禀、热爱幻想和编剧创作的“小天才”来说，她一旦要作恶，也便恶得“出类拔萃”。
这是个骄傲，自负，情窦初开，却还穿着儿童连衣裙的孩子。不幸的是，她的姐姐西西莉娅已经像一株耀眼的玫瑰，散发着诱人的魅力，并且与心上人罗比双双在剑桥读书，可以想象，他们虽然存在着阶层障碍，但随着罗比读上计划中的医科，两人的幸福未来指日可待……对布莱欧妮来说，更为不幸的是罗比根本没把自己这个“小破孩”的暗恋当回事，他的心里全是美丽的西西莉娅。
那个夏天，庄园里盛开着繁茂的鲜花与爱情，四处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姐姐和罗比的你侬我侬，深深刺伤了布莱欧妮的双眼与心灵。她正在写一部关于爱情的剧本，但是，姐姐和罗比的行为远远超出了她对爱情的想象。罗比写给姐姐的情书里，那些惊人的用词和小布莱欧妮对爱情的用词一个字也不相符，这使她挫败，愤怒，嫉妒，这个小人儿不可自控地走向罪恶的深渊，上演了一场后果深重的诬陷：她向警察作证，是罗比强暴了她的小女伴。警察听取了布莱欧妮的指控，将无辜的罗比作为强奸犯逮捕入狱。
布莱欧妮剥夺了西西莉娅和罗比去拥有“正常生活”的权利——正常地去爱，去痛苦，去生活，去争吵，去和解，去结婚，或者去分手的各种可能，导致他们首先在精神上死亡，而后在末世飘零中伤逝。该如何理解布莱欧妮的作为呢？或者，这不是可以用来“理解”的。
每个人都经历过十三岁。十三岁的我，或许有过和布莱欧妮类似的“痛苦”：在我还没“长开”，身高一米四几的时候，两个表姐都已亭亭玉立。她们的相片常被相馆放大到二十四寸，贴在玻璃橱窗里，日夜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每次我从相馆门口经过，都不禁低头汗颜，羞怯于自己身上带着泡泡袖或动物图案的幼稚衣着，姐姐们的成熟与美丽对我构成了压迫，让我自卑。
但是，也就这样而已，没有诽谤过姐姐们，更不曾介入过她们的生活事件。大概我的经历，代表了大部分“普通小孩”的经历。每个人都在想象中受到过恶的诱惑，真正将恶付诸行动的人却不多，因为我们处于律法之中：社会的律法，以及“良知”的律法。一个“正常的人”，意味着他具备了应有的道德感，能够抵抗恶的诱惑，而不是屈从于恶。不过，布莱欧妮是一个例外——从小说和电影的角度，正是这个例外造就了“精彩”的情节。一个谎言，毁掉了三个人的人生。但是这个谎言，又成就了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以及一份被冻结成琥珀的永恒之爱。
布莱欧妮想象过罗比会如何指责她，罗比会愤怒地要求：“请你把真实写出来，没有修辞，没有押韵，没有添油加醋。”是的，布莱欧妮似乎是知道该这么做的——但她仍然没有这么做，她虚构了“美满”，虚构了自己在西西莉娅和罗比面前忏悔，并得到姐姐的谅解。她声称，小说中的美满是一个善举，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读者不会满足，读者会失去希望”。但我想，大部分观众看到这里，都难以接受布莱欧妮的这番“善意”，和她自认为已经完成的忏悔。
文学创作可以作为忏悔的方式吗？为了安放和纾解这个电影带给我的痛苦，我重读了弗洛伊德和拉康关于道德与愧疚的分析。弗洛伊德这样定义道：“良心，是对躁动于我们体内的某种异常愿望的抵制。”他又说：“一个人感到内疚，是因为他确实干了不能为自己辩护的事情。”这两句话，像是对《赎罪》这部电影的精到解说。
弗洛伊德认为，矛盾与冲突是人的本能，爱的冲动和死亡冲动（破坏冲动）之间是一场永恒的斗争，在人类以家庭为单位的演化中，文明不可避免地与日益增长的内疚感紧密相联。只有少数人有能力从自己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最深刻的真理。
但是，“一切东西都瞒不过超我……超我使邪恶的自我遭受同样的焦虑情感的折磨，并且寻找着通过外部世界来惩罚自我的机会。”弗洛伊德进一步说道。这便是人们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这个朴素真理所隐含的心理机制，也是布莱欧妮十八岁后的人生写照：因为罪疚，她放弃了去剑桥读书的机会，自愿成为军队里的护士，她拼命工作，到临死的士兵榻前陪他们聊天，将他们每个人都当作罗比去照顾，去陪护。布莱欧妮在悔恨、自责、自我折磨中度过了一生。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布莱欧妮能够承认自己的“有罪”，她实际上已成为了一个“有德性的人”。
在“赎罪”生涯中，布莱欧妮得了强迫症，每天必须反复用力刷洗自己的双手。法国精神分析家拉康对强迫症的见解在这里具有诠释意义：强迫症患者反复进行这些“强制执行”的仪式，是因为她这么做能够（暂时）逃脱幻想中那可怕的灾难——这种灾难，便是良知的无休止折磨。饱含症状的重复行为，是一个人认同了法规的约束，内化了他者的凝视和监督之后，所产生的愧疚。
电影中，爱的冲动与死亡冲动在布莱欧妮身上转换，使她变成一个坏的“造物主”。但观众们别忘了，归根结底，布莱欧妮是《赎罪》这部小说原著的作者——麦克·尤恩这个“造物主”的杰作。无疑，麦克·尤恩是个高超的小说家，他几乎让人忘记了这只是个小说。但我仍然难以释怀，为什么他一边藉着布莱欧妮之口说“不圆满的结果会让观众失去希望”，而他自己的这部小说却是如此的残酷和令人绝望呢？
我在电影带来的这种痛之中，试图去找寻故事本身的逻辑漏洞，以便戳破它对我构成的天罗地网的共情，我必须从这痛之中自救。
因而我想指出，罗比被诬告而入狱，这一核心情节实际上很难成立，因为他的热恋女友西西莉娅必然会为他辩护，她可以将他们的秘密恋情公布于众，阻止警察以两个小女孩之口给罗比定罪。在影片中，西西莉娅是一个聪慧、果敢和有个性的女性，如果她当时没有这么做，那么，她也不会有勇气在事件之后离家出走，与血亲们脱离关系（是的，这其中有一个隐藏着的逻辑缺口）。在电影中，直到罗比入狱数年，西西莉娅也没有作出任何辩护——如果是这样，那她也就需要“承受”痛失爱人的后果。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仅仅目瞪口呆地旁观着罗比的被捕，这已成了妹妹布莱欧妮的“共谋”。
无论如何，这部电影非常成功，导演用卓绝的视觉之美和复杂精妙的影像叙事，捕获了观众的感官与心灵。同时，镜头的光影华美之下涌动着命运的沉重，末世的沉重，爱的沉重，恨的沉重，以及忏悔的沉重。电影里的种种沉重，让我们在重返日常生活时，能够更好地对待他人，因为善待他人不仅仅是一种“做人”的需要，更要紧的是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免于超我的惩罚。
【给黎明写着信】是连芷平在笔会的专栏
作者：连芷平
文：连芷平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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