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大利亚明亮的风景背后，潜藏着大约16万流犯，他们“哐当哐当”地拖着脚镣，在半明半暗中走动……
1787年，国王乔治三世统治的第28个年头，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舰队，前去殖民澳大利亚。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是另一个星球——一个流放的世界。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被逐出英国，进入一种令人发指的刑罚制度。这段血淋淋的流放史在《致命的海滩》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中徐徐展开。
流放制度留下的官方文件堆山叠海，但很长时间以来，有关流放制度的叙述中基本上都缺乏一个元素，就是流犯本人的声音。罗伯特·休斯则试着由下而上地观察这个制度，通过流犯的证据——信件、证言、请愿书、回忆录等——来了解他们自身的体验。在本书中，流犯终于有机会开口了，讲述他们的苦难与幸存，他们的向往与抵抗，他们对流放的恐惧，以及他们如何与这片一度不可想象的土地握手言和……
《致命的海滩：澳大利亚流犯流放史（1787—1868）》，[澳] 罗伯特·休斯 著，[澳] 欧阳昱 译，南京大学出版出版
>>内文选读：
新陈代谢
鞭子造成的心理创伤比肉体伤害还要严重，留下了同样永不消失的痕迹。麦夸里海港的前外科大夫约翰·巴恩斯后来在莫尔斯沃斯委员会做证说：“这种伤害在极大程度上产生了令他们丧失信心的效果。我从未看到流犯因鞭笞而得益。”九尾鞭灌输的不是对惩戒行为的尊重，而是让人愠怒地深信不疑：人在面对权威时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采取暴力将之一笔勾销，或通过一己的死亡把它抹去。除了同性恋奸污之外，鞭笞是落到囚犯头上最侮辱肉体的一种侵犯行为。在普通人的体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九尾鞭的仪式相提并论：让人把衣服脱光，绑在三戟刑具上，就像把一张猫头鹰皮钉在谷仓门上。忍受着连续打击的痛苦，听任军需军士缓慢地报着鞭数，这一切最后都淹没在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之中。它让囚犯感到的是一钱不值、自怨自艾。巴恩斯谈到那些第一次吃鞭子的流犯时说，他们“被这种惩罚整得丢尽脸面，有时候告诉我，只有再因什么罪被处决，他们才会感到心满意足。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没有男子气概的惩罚”。
遍体鳞伤的脊梁反倒成了一种地位的标志。决不出声也是如此。谁要是在三戟刑具上哭喊尖叫，就会被流犯骂作爬虫或砂石。（砂石是悉尼一带一种很常见的石头，很软和，一捏就碎。）对照之下，能一声不吭扛住疼痛的流犯，就会受人钦佩，被尊称为卵石或铁人。他敢于不屑一顾地展露形体（脱光衣服，接受惩罚），在多米诺（最后一鞭）之后，朝那个给他红衬衣的人脚底下吐一口唾沫。但是，砂石总是比卵石多。厄内斯特·奥古斯塔斯·斯雷德于1833年到1834年在悉尼海德公园营地担任总监，他认为，流犯只要挨了鞭子，就会崩溃，他根据过去的记录，给莫尔斯沃斯委员会提供了两方面的例证。“凤凰号”上的詹姆斯·克雷顿因“擅离职守……”而被罚五十鞭：
鞭子打到第五下，就已经皮开肉绽了，有一点血在往外渗。囚犯咬住嘴唇，忍住疼痛。这个人的皮肤厚到非比寻常的程度。从前的多次惩罚，使他从肉体到灵魂都坚强无比。他还很有名，人称“彪悍”“勇敢”……如果他以前的所有惩罚……都能像最后一次这样生龙活虎地给予，他的精神就是再不屈不挠，也会被打垮。
相形之下，有一个来自卡姆登的可怜的詹姆斯·肯沃希，是个小偷：
第一鞭打下去，这个囚犯就大叫起来。打到第十八鞭时，就开始现血了。打到第二十五鞭时，血开始往下流。打完第三十二鞭时，鲜血顺着他脊梁直往下淌……本来打到二十五鞭时，就已经把他整得够呛。他说他从来没有挨过鞭子……他长得很胖，皮肤很嫩。把这个囚犯放掉时，可从他肉体失常的状态上看出来，他有多么痛苦。他几乎已经站不起来了。
这个制度在19世纪30年代，在致人肉肤之痛方面，特别讲究官僚精确性。1833年，达令的继任者伯克总督就从地方法院接到多次投诉，说地方法官对一项犯罪施以惩罚的五十鞭根本不够，而且，政府发的九尾鞭也太过疲软。因此，新南威尔士的所有警务司法官都收到一份通报，要求就标准九尾鞭提出报告，函中同时附上样品，供消费者进行鉴定。
收到的回复很说明问题，但又自相矛盾。坎贝尔敦的警务司法官乔治·霍尔顿，对标准的九尾鞭无法做出“明确答复”，只是说该鞭质量不佳，打一百五十鞭后就不能用了。
（九尾鞭应该更轻更硬，但）使用它则要承担可怕的责任，我不忍心承担这种责任，来根据法律，决定对任何一组人应该系统性地施加多大的折磨……我承认，我还没有养成这样一种能力，能看着别人受苦而无动于衷。
除此之外，他下面的鞭子手却好像很喜欢大力挥鞭，而“（不用）海德公园营地……经常使用的那种特别的挥鞭艺术，因此大大加重了疼痛之感”。
厄内斯特·斯雷德是海德公园营地的“德拉古”，他认为，标准九尾鞭相当够用，只要“适当地挥舞”就行，但他提醒殖民地大臣，鞭子手不能过度劳累——一天抽鞭不能超过一百五十次——而且，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本身得不到赏识，应该给他们特别保护。
一个署名“J. P.”的人从巴瑟斯特写信说，九尾鞭的鞭头会打散，切入人的脊背不够深。古尔本警务司法官对这种工具不屑一顾。他说，只打二十鞭，手柄就会脱落，每根鞭子的线头就会松散，结果，“尽管能把人打青，但很少能够打出血，这样，犯事者就逃脱了那种极度的痛苦，而这正是他们挨鞭子时人们很希望看到的情况”。他还说，鞭绳应该更硬，鞭尾应该再长一英尺，“如果末端结成绳结，那就更好了”。
然而，在19世纪30年代，对达令及其几届继任者来说，鞭笞代表的不过是惩罚达到巅峰时的一段插曲，而鞭笞所发生的环境则是一成不变的苦难。每个男性流犯一到达，就要戴上脚镣手铐，然后到公共工程上服刑劳动，“劳动结束之后，我打算把他们配给给拓居者，如果表现不好，再让他们去‘公路帮’干活”。到这时，只要尝到了“公路帮”的辛苦，他们“就都愿意配给给拓居者，这样才能摆脱那种痛苦不堪、低级下贱的情境。他们越害怕……就越愿意在主人面前表现好”。
作者：[澳] 罗伯特·休斯
文：[澳] 罗伯特·休斯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