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先生（中）与李岩（右）、徐俊（左）
从古至今，人类知识与智力成果的传承与传播，都是依托出版这个媒介来完成的，这也是出版的初心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孔子是早期中国的杰出编辑家和史学家，正是他开启了对先秦思想文化与文献的汇辑、编纂与集成，并成功地将先民的思想理念，借助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推动，铸造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古代文献典籍聚散流变的核心轴便是对儒家经典乃至先秦以来的文献加以诠释解读并赋予新的使命（冯友兰先生所称旧邦新命）。
个人有幸在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入职中华书局，成为以传统文化读本为品牌出版标志，以传统古籍出版重镇为出版使命的著名出版机构中的一员。中华书局的编辑养成史素有传统，加入学会，深度交往，提升视野，审读稿件，组织学术传播与知识生产，成为学术界中坚力量和顶梁柱。我所服务的中华书局和我所熟知的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周振甫、李侃等先生，即是这一传统的代表。
中华书局有一个好的传统，要求入职后的年轻编辑们一定要加入各个学会，加强与学术界的深度交往。我因为学隋唐历史文献学，所以很快就在先生们的推介下加入了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宋史研究会和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与这几个学会的几位会长、先生们都有深度的交往。
第一位要提到的是漆侠先生。记得是1992年下半年，我刚到总编室担任负责人，就受傅璇琮先生的委派，参加在保定河北大学由中国宋史研究会举办的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在这次的研讨会上，有幸结识了包括漆侠先生、张曦、王曾瑜、裴汝诚先生等一大批知名的宋史研究学者。特别是漆侠先生，他把我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他说，小李，你不是代表你个人，你是代表中华书局，代表中华书局的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来参会的。临行的时候，专门把我叫到身边，嘱咐我一定要向傅璇琮先生问好，表达学术界对中华书局的向往，以及期待在中华书局出版学术论文集的愿望。后来这次国际宋史学术研讨会上相关学者的重要论著由中华书局另一位资深编辑汪圣铎负责出版，保持了书局和学者的交往热度。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也是我加入的重要学术团体。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厦门同安举办了一次年会，当时张舜徽先生和北师大的刘乃和先生都参加了。会上，张舜徽先生详细询问我的学业师承，他们两位先生和我的导师吴枫先生都很熟。我记得刘乃和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哎呀，吴枫先生很厉害啊，他把自己的两个弟子都推荐进中华书局。”我和我的师兄王景桐当时都供职于中华书局。张舜徽先生当时就问我：“你想不想继续深造，读我的博士生？”后来由于机缘未至，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但是后来我和他的很多位博士生如周国林、傅道彬、王国华、陈虎等诸位先生都成为学术界的好朋友。
对于宋史学界另外一位巨擘邓广铭先生，我们更是心驰神往。他的很多学生都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所以我们和邓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我记得当时探讨邓广铭先生几部大传出版的事情，当时三联书店的总编辑李昕专门给我打电话，说希望中华书局退出竞争，由三联书店出版，并且一定会出好。我就此专门和邓小南先生打过电话。邓小南说，这两家出版社都和他们关系非常好，她难以割舍，由我们来决定，只要把书出好就可以了。这是一段学界交往的佳话，也是我们保持和这几位学术界大师深度交往的佐证。
中华书局的这一传统，是前辈先生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像赵守俨先生在主持“二十四史”的编辑出版工作中，与祁龙威、唐长孺、王仲荦、陈仲安、王钟翰、启功等诸位先生的友情，我们都曾口耳相传或是听前辈们反复提及。再如程毅中先生和古典小说界、古典文学界的前辈学者们翰墨酬和与交往。特别是傅璇琮先生，他和老一代学者程千帆、漆侠、蔡义江、倪其心、褚斌杰、金开诚、沈玉成、罗宗强、曹道衡、周勋初等先生涵泳蕴藉，相互推重，在唐宋文史界与同辈学者大家们共同推动唐宋文史研究向纵深挺进。此外，特别是他奖掖扶助中青年学者的廓大情怀让人难忘。他对晚辈后学的提携奖助，对晚辈的求助从不拒绝，这一点我觉得弥足珍贵，也时时从旁印证着。这种学术界与出版界的深度交往，共同推助文史学界呈现勃勃生机、学术新意盎然。
除了通过参加学会结识大家名家作者外，保持与名作者在工作乃至生活上长期不断的深入联系，也是中华书局维护作者资源的重要优秀传统。
还可以举著名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例子。那时候我们和冯先生关系相处得非常好，每年的春节前几天是冯先生的生日，我们一定要在春节提前几天到他家里去拜访。我记得当时是中华书局的资深编审柴剑虹、朱振华两位经常陪同我们，后来还有徐俊、顾青一道到冯先生家去拜访。冯先生特别高兴。有一度他要出版全集，当时也面临着多家出版社竞争，我们也多次表达了出版的意愿。后来，青岛出版社抢在了前面，他们提的很多条件及服务细节，让冯先生很满意。我和傅璇琮先生参与了冯先生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也作为编委会的成员，承担其中的部分工作，帮助把这套书出版得精美典雅，全集也获了大奖。冯先生一直很感激我们这种无私的友情，并在日常的交往中屡屡提到。
我看首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李国文先生的作品较早，在大学期间；认识他本人则是遵桂晓风署长之嘱，在1997年底，先生转型散文随笔写作之后，为他购买打折的“二十四史”。其后《通鉴》《通典》等史书，以及大量史料笔记都是我主动送上门的，从此成为家中常客，每年三五次探望聊天都是心仪神往。李先生说唐，说宋和重新评点《三国演义》都是我主动为中华书局邀约的稿子。李先生经常讲一生中始终伴读两种书：《红楼梦》和鲁迅杂文集，对我辈也深有影响，甚至是终生受益。在我人生中面临几次重大选择的时候，我都要打好电话到李先生家中长谈，一杯手冲咖啡、一杯清茶，每次都是如沐春风，教益良多。在李国文先生的追思会上，我发言时数次哽咽，情怀难禁。
还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与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的交往。袁先生和中华书局的情谊更加深厚，他和程毅中先生是前后的同学，经常听他提及程先生和傅先生，这两位先生都是他的学术诤友。袁先生在写作《陶渊明传》的时候，在研究文学通史的时候，他的许多文史图书及国学研究杂志的出版，都请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参与其中。他主持海外汉学家研修活动，主持中央文史馆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和《传统文化百篇赏析》两部皇皇巨著，中华书局也都参与其中。
这两部巨著，都是由袁先生主编的。他把编辑出版的工作交给了中华书局，表现了对我们充分的信任。当然，袁先生生日前我也都要去探望或者电话问讯，表达我们的诚敬。有一次我到袁先生家里，袁先生和我、徐俊还专门合影留念。袁先生的夫人杨老师主动说，李岩，行霈听说你来，他特别高兴，在你来之前专门给你写了幅字。袁先生的这幅墨宝，我一直珍藏着。袁先生轻易不赠人墨宝，但是他对我们这些晚辈特别厚爱、关切与慷慨，让我们感佩、铭记于心。
还有两位先生，也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大艺术家韩美林先生。我们是韩先生在北京的艺术馆的常客，他在宁夏、江西、浙江开分馆的时候，我们都有幸参与其中。韩美林先生和他的夫人周建萍女士同我们都是挚友，韩老师每年的书画展我一定要参加。他的著作《天书》也是我力促由中华书局重新再版的。韩先生的传记，包括周建萍女士记述他们生活的一些图书，也都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另一家出版机构华文出版社来出版。这也印证了韩美林先生和周建萍女士与我们持续十余年的深厚情谊。
我们也时常到韩先生家里去探望，享受韩家宴的美味，感受艺术家的人格魅力。每次到访，韩先生都特别高兴。他在青岛举办的书画展，我们也专门陪同参加。包括在外地的大篷车活动等，只要我们有时间，一定会陪同他们去。这些体现了一位艺术家对我们晚辈、对于出版人的深情厚谊。韩先生很关注自己作品的印制出版，对中华书局很多编辑同仁和雅昌文化的万捷、何曼玲都充满了无限关怀与深情厚谊。
最后讲到一位先生，阎崇年先生。阎先生多年深耕清史领域，特别是清朝入关前后清初的历史，是该领域国内外顶尖的学者。他和中华书局的老一代，特别是李侃先生保持了密切的学术交往。他经常给我讲这一往事，当时中华书局正在出版吴晗先生整理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尚未出版只是清样的时候，李侃先生就允许阎先生到中华书局查看有关的清样，誊抄这部分史料。
《正说清朝十二帝》（原名《清宫十二朝疑案》）是由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年轻编辑，现在的优秀出版人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发现的。宋志军发现这部书稿后，当时就报告了我。我当时和中华书局的另外几位同事顾青、沈致金、宋志军，由我开车直接到阎先生家里争取这部稿子。当时已经有30多家出版社在竞争，但是我们的诚意深深打动了阎先生，阎先生和夫人解老师决定把稿子交给我们。书名是我们经过请示杨牧之署长之后，确定下来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成为一部改变历史类图书阅读习惯、引领学术风尚的新书，引导了一系列“正说”系列。中华书局及更多出版社出版的“正说”系列，整个销售应该在千万册以上。中华书局这本《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成为经典之作。阎先生在今年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二十周年纪念版）的序里讲了这段故事，讲了这个书名和作者与学者、出版人之间的交往佳话。阎先生一直保持着跟我们的深度交往，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华文出版社也出版了阎先生的著作集。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和学者之间深厚友谊的见证。
我举早年间在中华书局供职时这些出版界和学界交往的例子，是想说明优秀的出版物，它的创作与生发来源于作者，来源于作者和出版人之间深度交往过程中的发现。我认为，一个时代的成长进步，一个时代的递进发展，离不开作者，包括艺术家、科学家、作家们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服务和人类智慧的结晶，离不开我们这些知识人、出版人，离不开优秀作者增进人类福祉的智力成果的汇集。我们作为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专业化社会组织机构中的一员，特别是优秀的出版人要发现这些成果，并把他们传播传承出去，以最好的载体形式呈现给读者、民众，这就是出版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是我们需要恪守的永恒不变的职责。
从业三十七八年，常感慨编辑生涯最值得骄傲的事是有一两本好书流传下来，成为架上庋藏之物，并时时引以为荣。机遇从来都是提供给有准备的人，准备接受上天礼物的人整日里虔敬勤恭克俭地工作，与人广泛交往期盼着有好书的降临。那些心有千壑、胸中万卷的作者何尝不是日夜逡巡地观望着考察着，反复斟酌探讨才把那绣球抛出来，交给他们认可合适的出版社和合格的编辑出版人。我们常常艳羡那些出得好书的优秀出版社、出版人和知名的图书品牌，其实包括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知识传承传播者在内的优秀作者，才是并且永远是优秀出版社优秀图书的源头活水和亿万读者朋友的福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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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10月28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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