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山、者阴山收复作战中，我荣获了一等功，并被授予了荣誉称号。

战后这四十年，没有特殊情况，我都不会戴那枚军功章。

我觉得它的分量太重。

那是前线战友的鲜血，和我们野战医疗所所有医务人员的汗水铸就的，它永远都不属于我个人。

时隔40年，我永远也忘不了1984年的4月28日。

这一天，我是哭着上完班的。

在凌晨的蒙蒙细雨中，远处火光冲天，炮声隆隆，老山收复战正式打响。

不一会儿，伤员被一辆辆的大卡车拉着，潮水般涌进医疗所。

我当时是陆军第72医院野战医疗所的一名卫生员，我们小组分管的28 张床，一下子就被伤员躺满了。

轻伤员就围着床边坐，重伤员不够躺，就把床上的褥子拽下来，铺在走廊上、草坪上先躺下。

大家肯定见过矿工的形象，全身黑乎乎的，只有两个眼睛锃亮锃亮的。

我们前线下来的伤员也一样，全身汗、血、泥巴混在一块，只有两个眼睛也是亮亮的。

我的工作任务是术前准备和术后护理，第一步就是快速清洗。

我快速把伤员的衣服绷带剪下来，鞋子、绑腿解不开也用剪刀剪，然后把伤员身上、脸上、耳朵、鼻腔里的泥巴、泥浆清洗干净。

我是个新兵，从小也在城里长大，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感觉就是特别恐怖。

有些战士都是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到前线潜伏，很长时间没洗过澡了，很多战士的绑腿解开，脚丫子的肉都烂糟糟的。

怎么形容那个烂脚丫呢，就像我们云南人煮熟的芋头，拿到手里剥掉皮，就是那种黏糊糊的、烂糟糟的。

我蹲在地下给他们解开绑腿，清洗脚丫的时候，有的战士还好心问我，“诶，女兵，臭不臭？”

我说，不臭不臭。

开始的时候我本来戴着一个口罩，那个气味闻得我都快窒息了，很快我又加了两层口罩。

但是那一整天，我看到伤员没有一个叫苦一个叫痛的，我很快的把那三层口罩都拿掉了。我不再觉得恶心，也不再觉得窒息。

人都是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我被战士的勇敢打动，也为自己开始的行为感到羞愧。

伤员清洗完马上要做皮试，打破伤风针，青霉素也得打，然后医生准备做手术。

整个医疗所很紧张，全是流水线，你的动作慢了，就影响下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

三天三夜，医务人员没有一个人休息，有的甚至坚持了一个星期。

野战医疗所的手术室设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布置了 6 个手术台， 6 台手术同时进行，一天做 100 多台，可想医生护士的工作量有多大。

有的医生从手术室走出来，脚肿得跟橡皮脚一样，鞋子都穿不了，大拖鞋都挤满了。

有个护士累得直接在手术台上晕倒了，扶下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喝点水，清醒了又继续进手术室。

他们全身心救治伤员，那种忘我的精神，激励着我，也感动我。

4月28日那天，我是哭着上完班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血，那么多伤残的战友，那么敬业的医护。

最让我最难忘的一个伤员是我在外科小组看到的，一个大活人躺在病床上就剩那么一小节。

整个下肢没有，两个胳膊也没有，脸上就只有几个窟窿眼，全身包着纱布。只能发出那种微弱的，像小羊羔的哼唧声，很弱很弱。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意识，会不会疼痛，就是觉得他好可怜。

这个士兵生命力很强，他坚持了 70天，最后也走了。

我哭，是心疼，更多的是感动。

三天三夜后，伤员换下来的脏衣服，带血带泥的已经堆得跟小山一样。

医疗所的同事们梳头不梳头，不洗脸，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清理完伤员，去扔脏衣服时，高一脚低一脚跟踩棉花一样。衣服扔完，一头扎到脏衣服堆里去了。

那衣服多臭、多脏，完全顾不上，脑子已经不运转了。

后来被一个路过的看到，说这不是小钟吗，怎么在这睡着了，把我叫醒给牵回去了。

我回去洗个冷水脸，又继续在病房里坚持着，最后实在熬不住，倒哪睡哪。

前线下来的什么伤都有，我把伤员当自己的哥哥弟弟一样去爱护，因为我哥哥钟友祥也在前线，而且就在老山主攻团118团8连。

我看到伤员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也有思想准备，哥哥可能受伤，也可能会牺牲。

但我相信，只要我哥下了阵地，进到任何的医疗所，一定会碰到像我一样的卫生员，很好的照顾他。

有一天我正在帮伤员写家书，突然一个护士吼了一声，“小钟，快来，这有个伤员姓钟，看看是不是你哥哥。”

我心里咯噔一下，朝那边跑去，脚跟灌了铅一样，迈不动，发软，问：“哪个伤员姓钟？”

我哥比我早两年去当兵，算起来我都快4年没见到他了，我都不敢想象他受伤的样子。

有人用手一指，我跑到刚刚抬下来的担架旁，看到这位伤员脸肿得厉害、面目全非，我泪眼模糊仔细辨认，确定不是哥哥后心才落了地。

但心马上又揪起来了，这也是前线的战友啊——每个伤员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从那天以后，每天夜深人静伤员都睡了，我就悄悄跑出病房，在屋外几棵芭蕉树前冲着老山的方向祈祷。

祈祷战争早点结束，祈祷我哥哥、祈祷所有的战士，早日平安归来。

话说解放军怎么能迷信呢？但没办法，心里就是牵挂，每天晚上都去。

我们兄妹出生在云南大理，我爸爸在法院工作，妈妈是老师。我们那一代人都是看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这些英雄人物长大的，从小就很崇拜解放军。

记得我上高中，还弄了一件军绿色的上衣，一条蓝色的卡其布裤子，那就是当时最流行的潮服。

82年我参加高考，差8分，就想去当兵，当时我哥哥已经去部队了。

那时候也没有走后门拉关系这一说，女兵体检面试也很严格，我们300多个女兵报名，就招收了我一个。

我是带着大红花从大理武装部出发的，先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中途换了闷罐车，到达昆明后各个单位来接兵。

我就被宜良汤池镇的72医院带走了，我在那里进行新兵培训。很荣幸，新兵结束的时候，我还得了个嘉奖。

我先是分到总机班当通讯员，主要是收发报纸。一年后部队整编，玉溪44 医院和我们72 医院合并，我们转到玉溪，还是叫72 医院。

我在医院是传染科的卫生员，相当于现在医院的保洁。

到医院刚过完年，就开始组建医疗队，要开拔到前线支援收复老山作战了。

我虽然瘦瘦小小，90斤不到，但当兵一场，有机会上战场，不去肯定会后悔，我就特别想去。

但领导不同意呀，一是我年纪小，二来我哥哥已经在前线部队了，要是两个牺牲了怎么办。

最后是我死磨硬泡，领导才同意我去的。

我之前还没学过护理，都是战前突击训练。记得还用狗来帮助训练，开枪打伤后我们跑去抢救包扎，估计是想让我们接触一下真的血。

接到出发命令后，医疗物资、器械还有人员，一大个车队从玉溪出发，先在开远歇了一个晚上再往前走。

车队到了麻栗坡，接到命令要停下来等待，因为再往前就是越军的炮火封锁区。

上前线前更多的是兴奋和激动，一到了麻栗坡境内，通过微弱的灯光能看见那些戴头盔、绑绑腿的战士，莫名就紧张起来，知道前线就是这样子的了。

等到天黑，车队才继续前行，但不能开大灯，开很小的车灯慢慢往前走。

4月20号夜里，车队到了指定地点，这里是边防团一个连队的营房所在地。

我们在这里卸医疗设备和药品，黑灯瞎火啥也看不见，只听到山那边“咣咣咣”的炮声。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才知道这就是我们野战医疗所驻扎的地方，叫落水洞。

出去一看，一个个小山包像倒扣的窝窝头一样，云彩从山间穿过，云雾缭绕，跟人间仙境一般。

我心里还忍不住感叹：真美呀。

我这个人大事干不了，但不管是父母还是单位领导安排的事，绝对完成任务，甚至百分之一百五的完成任务，包满意。

我当话务员时，就被评为“三满意”，照顾伤员也一样。

每天天一亮，我就把伤员的热水打好，给他们洗脸，接大小便，打饭喂饭。

我病房28个人，喂完这个，下一个的饭菜就凉。我就这个喂一口，等他咀嚼的过程，赶紧跑去喂下一个，保证让大家都能吃到热饭。

见我在病房里飞速轮转，大家都打趣说我像个陀螺，还有人叫我是永不停摆的小钟。

除了喂饭，还有给伤员接大小便。

我那时才18 岁，男孩手都没拉过，第一次给伤员接小便，就特别难为情。

我把口罩戴上，白帽子拽得尽量低，让伤员看不清我。伤员也知道我是女孩呀，也不好意思，脸红的跟猪肝一样的，憋着，尿不出来。

怎么办？

我就让他自己扶着尿壶，我在边上拿两个缸子，弄点水，哗啦哗啦的声音刺激他条件反射，让他把尿尿出来。

驻地高温潮湿，每天跟蒸桑拿一样，伤员一身衣服三五天就臭了。怎么让他们穿上干净的衣服，我也有了个计划。

28 个伤员，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就让 10 个伤员把衣服、裤子从里到外全脱下来，放在病床下面到脸盆里，他们裹着床单在床上午休。

我就按照顺序一次 10 个盆，把它端到水池子旁边，按照顺序洗完，按照顺序晾起来。

差不多每天中午我都在洗衣服，洗完这 10 个，再洗那 10 个，再洗这 8 个。

那时候年轻也不懂医疗保健，只是觉得在那么热的天里洗衣服也是一种享受。站在水里洗，每次洗完我衣服、头发也全湿透了，就去冲凉。

冲凉回来，再把衣服翻个面，等衣服干了，所有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伤员午休起来，枕头旁边已经是一套干净的衣服。

后来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伸不直，膝关节、踝关节也变形了，严重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

年轻的时候，膏药能够缓解，后来就是用一些激素维持。

我那时候很瘦，90 斤不到，也不知道哪来的劲，还能背伤员去上厕所，每走一步咬着牙，就是有点逞好汉的感觉。

环境真的能改变人，激发人的无限潜能。

反正我就是不停的想办法，让病房里的 28 个伤员活跃起来，不要让病房里死气沉沉。

你想想，都是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突然去经历枪炮，又受了伤，他们的心情能好吗？

有一个叫晋方立的小战士，才16 岁，跟个娃娃似的没长开，像个中学生。

他的腿被高射机枪打穿，到了医疗所一言不发，躺在那不吃不喝不说话，成天就是睁着眼睛瞪着天花板。

我跟他说话，他也不搭理我，眼睛就看着天花板，眼泪汪汪的。

我给他喂水喂饭，洗脸洗脚，时间长了，他才和我说，原来他担心自己以后残疾了。

说到伤心处，小晋哭了，我也哭了。

我其实也比他才大两岁，就像姐姐一样开导他，说你看看手术室里，裤腿空掉的多的是，你现在两条腿都在，只要好好吃饭，营养充足了，伤口长满了肉，就好了。

等他转院时，我扶他上的车，还给他准备路上吃的水果，汽车开出去一大截，他还泪光闪闪给我挥手呢。

我那时一个月的津贴是 11 块 7 毛5，我全部都拿去麻栗坡县城买各种书报、象棋、跳棋、扑克牌，给病房里的伤员们娱乐，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没事就组织他们聊天，唱歌活跃气氛，我唱歌不好，也给他们唱，电影里王芳不是也给伤员唱嘛，反正就是要让他们开心起来。

我还买了推子，给头发长的伤员理理发，虽然我理得不好，但伤员看起来精神了，状态也更好了。

渐渐的我发现，对这些伤员不仅是生活护理，更重要的是心理护理，战争创伤后遗症干预和抚慰这一块很重要。

记得第一批伤员转走的时候，有的挎着绷带，有的绑着头，有的杵个树枝，一跳一跳的，我突然觉得哪里不对。

他们本来个个是英雄，怎么看起来像一群残兵败将。

我回来就琢磨，伤员下来后，给他们换上新军装，领章和帽徽都在口袋里，还没有缝上。

我就利用所有休息时间，把伤员的领章全部缝上，把帽徽也全部别上。

第二批伤员转送时，完全不一样，精气神出来了，再也没有那种残兵败将的感觉。

我做的都不是什么大事，都是这些小事。

病房里也有很多事情感动我。

我分管的病房是医疗所最大的一间，除了睡觉，我全部泡在病房里，因为有的伤员看不住就丢了。

他们随着接送伤员的车子跑回前线去了，觉得战友牺牲了，自己还活着，心里特别不愿意，就自己跑回前线。

当时有周边文山的群众来慰问，送点水果糖、小苹果之类的，大家都舍不得吃，要给我。

我当时怕伤员跑了，中午睡觉我就守着大门，坐着门槛上休息。等我醒来，白大褂的口袋里装满了糖和苹果，两个兜兜满满的。

伤员为了感谢我，送我好多礼物，子弹壳，越南人的帽徽，越南人的照片，越南人的钱，各种战利品。

没有礼物的他们就几个人约起来，说钟护士我们要离开了，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集体给你唱个歌吧。

其实我不是护士，我是卫生员。

他们说完几个就排起来，然后唱歌，当时《少林寺》比较火，就唱里面的主题曲，唱完给我敬个军礼，再转身走了。

反正我挺感动的，战士真的非常可爱。他们讲了好多前线的经历，我听一次哭一次，太感人了。

那时候女兵比较少，战士们当兵几年可能都不见到女兵。

不知道怎么传开了，很多战士知道医疗所有个叫钟惠玲的女兵，说像天使一样。

传的到处都是，他们给我写请功信，感谢信，写了寄到前线指挥部，寄到我们医疗所。

还有一些战士说，如果能到了 72医院被钟护士护理，受伤也愿意。

我当时小，有些问题也处理的不好，想得太简单。

有个我曾经护理过的伤员，回到阵地后又偷跑回来找我。

他突然出现，把我吓一跳。他说让我出去，有点事要跟我说一下。

我们出去后，他就说，回去后闭上眼睛就是我的影子，忘不了我，让我做他女朋友。

我哪经历过这个呀，我就说军队有规矩，不允许谈恋爱的。

他说没事，先处着，等过几年长大再结婚什么的。

我说那也不可以，不能违抗命令的，不能违反纪律。

没想到，他拿着两个手雷，不答应他谈朋友，他说他活着没意义，死了算了。

我完全被吓懵了，感觉小命就握在他手里。

我先冷静下来把他哄到病房，让他先跟伤员聊一下，我去处理点急事，然后跑到二楼宿舍躲起来，让宿舍里休息的医生去找政治部。

我都不敢出面，把门关上，不敢再出来了。

后来我就想，这个事情我没处理好，这个战士回单位肯定要挨批评的。

到了8月，首批参战医院救护任务接近尾声，我们也即将撤出前线。

这时，救护所要召开工作总结会，也就意味着要评功授奖了。

可几轮都评不下来，你让给我，我让给你，大家都推来推去。

那个年代，大家对名利真的淡泊，追求的都是无私奉献，自我牺牲。

根据钟惠玲在前线创作的艺术作品‍‍

我立功后，我哥哥他们已经从前线撤下在南温河休整，前线指挥部安排我们兄妹见了个面。

那天见面特别有意思，我知道要见哥哥，但哥哥完全不知道要见我，都是央视导演安排好的。

先是一辆小吉普车把我拉到哥哥他们连队附近，然后让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等着。

我哥的领导对他说，连队要训练，把他们班用卡车给拉出来了，还给他安排坐到最后一个位置。

卡车过来后，就有战友说：“钟友祥，你看你妹妹在那。”

我哥都还没搞清楚状况，领导就让他下车了，然后那个车就走了。

他一脸懵，问，你怎么在这？

我说，前线指挥部安排我在这。

哥哥说，听说你还立功了，我们在前线那么多人有几个一等功的，你还是幸运的。

我说，比起你们前线的战友，比起我们医疗所的医生护士，我真的是比较幸运了。

然后我哥好奇问，那等一下你怎么回去呀？

他不知道旁边还有人，我赶紧说，哥你别回头，后面有摄像机。

我哥这才一下反应过来。

然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就出来了，摄像机对着我哥就采访，问他，在前线的时候你最想干什么？

我哥说，最想洗澡。

然后又问，你妹妹立功了，你没有立功，你有什么想法？

我哥说，没有想法。

现在想想就觉得好笑，我哥是特别朴实憨厚的，没有光辉、没有口号，没有高大上的一句话。

他们8连是主攻连，打得很艰难，每个战士都英勇，到评功的时候，都是受伤的让给牺牲的，没受伤的让给受伤的。

我哥虽然没立功，也没授奖，但平平安安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我哥从前线回来后，代表军区参加军事五项比赛，取得优秀成绩，部队推荐他上军校，他选择了退伍还乡。

我考入军校，4年后毕业分配到中央警卫局从事医疗保健工作，直到退休。

每当别人说我是英雄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幸存者，能立功授奖又是其中的幸运者，真正的英雄在烈士陵园。

我参加了这场战争，经历了生死，对荣誉、对人生有了新的理解。

立功授奖只是我军旅生涯中，那一段特殊环境下的昙花一现，日常的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我从来没有居功自傲过。

我们单位的同事，和我所带的新护士，他们都不知道我曾经立功授奖，连我参过战都不知道。

我结婚早，但38岁才要孩子。记得女儿在北京上国际学校时，她开始特别自卑，说同学都是什么富二代，红三代之类的。

我为了鼓励她，就说他们是红三代、富二代，你知道你是什么代吗？

她说，我是穷二代。

我说，不是的，你是英二代，英雄的后代。

到了女儿上初中，一次我正在做饭，只听她对着电视疯狂叫，我老公，我老公。

我一看，吓一跳，电视里面是个小鲜肉。

我突然发现，我们的下一代，对国家、对英雄、对信仰的崇拜是缺失的。

原来我一直很低调，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参加任何活动，看到女儿这个情况，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站出来，告诉青年一代，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退休后，在2019年受到退役军人事务部邀请，代表退役军人参加国庆70周年观礼。

说起来我是两次受邀参加国庆观礼，84年我从前线回来就被选入国庆观礼代表团，到北京参加35 周年国庆大阅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19年这一次，因互联网比较发达，身边同事看到相关报道，才知道我是个参战老兵，还荣获了一等功。

我也开始参加一些红色宣讲团，宣传爱国主义，老山精神。

我前前后后做了差不多近 400 场报告，我不要讲课费，也不要他们送鲜花，一束鲜花好几百块钱，没有必要。

坚持是有效果的，我女儿大一假期回来跟我说，老妈，你真吓我一跳。

原来他们学校里组织学习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战的英雄，竟然还学到了我的事迹。

女儿说，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她内心也很自豪，为有这样的英雄妈妈骄傲。

她说：“老妈，你放心吧，我这一辈子超越不了你，但绝对会做一个让你骄傲的孩子。”

我退休后，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烈士父母和困难战友。

我看过一张照片，志愿者去看一个烈士父母，一墙之隔的邻居家就是三层别墅，非常漂亮的大房子。

而烈士父母家呢，儿子牺牲了，女儿出嫁了，家庭很贫困，老人很孤单。

这种强烈的反差刺痛了我，我就尽我所能去关爱他们，照顾他们。

我一直记得84年我去老山前线时，路过麻栗坡，那里还是一座草木葱茏的青山，等我们 9 月份撤回来的时候，麻栗坡已经是满山遍野的小土堆了。

每个小土堆前面插块小木牌，简单写着籍贯、姓名、部队番号，19 岁、17 岁、 20 岁，看完以后太震撼了。

我当时在烈士陵园就发誓，作为这场战役的幸存者，要替牺牲的战友好好的活着，健康快乐的活着。

40 年过去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和从前线撤回来时一样，从未改变。

钟惠玲没有进过军医大学，没有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训练，医疗救护属于“半路出家”，按理说，她在护理中不太可能有大作为、大表现。

但钟惠玲让收复老山的战斗英雄们，亲眼见证了从不可能到可能，见证了她从黄毛丫头到巾帼英雄的淬炼过程。

而让我感慨的是，不管是战前还是战后，钟惠玲初心如一，还是那么的纯粹。

她所做的都不是什么大事，但这些小事背后折射出她的真诚、善良、细心、认真。

我相信，当一个人执着的把每件简单的小事，从一而终地干好，就是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