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0年到2021年,全球新发脑卒中病例数(增长70%)、脑卒中所致死亡人数(增加44%)以及脑卒中相关的健康损失(增长32%)大幅增加。
脑卒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预防的,2021年的脑卒中负担84%可归因于23个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包括空气污染、体重超重、高血压、吸烟和缺乏体力活动,这既是一项公共卫生挑战,也提示了采取行动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以来,高温对脑卒中所致健康损失和过早死亡的影响上升了72%,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加剧——凸显了环境因素对日益加重的脑卒中负担的影响。
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大气颗粒物污染对蛛网膜下腔出血(一种致命性脑出血)的高度影响(与吸烟的影响相当)。
为了减轻脑卒中负担,所有国家都迫切需要采取有效、广泛可及的、可负担的措施来改善脑卒中监测、预防(重点在于血压控制、生活方式干预和环境因素改变)、急性期治疗和康复。
尽管脑卒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防可治的,但由于全球人口增长,老龄化人口增加,以及人们暴露于环境和行为危险因素的机会大幅增加,在1990年至2021年期间,全球脑卒中疾病负担迅速上升。
《柳叶刀-神经病学》(The Lancet Neurology)发表了一项关于全球疾病、损伤和危险因素负担(GBD)的最新重要研究结果[1]。在全球范围内,2021年新发脑卒中病例数增至1,190万(较1990年增长70%),脑卒中幸存者增至9,380万(增长86%),脑卒中相关的死亡人数增至730万(增长44%),脑卒中成为全球第三大死因(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和COVID-19)。超过3/4的脑卒中患者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
此外,据估计全球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即脑卒中导致的残疾、疾病和早死的总损失年数,在1990年至2021年期间增长了32%,从1990年的约1.214亿年健康寿命损失增加到2021年的1.605亿年,使脑卒中成为继COVID-19、缺血性心脏病和新生儿疾病之后造成全球健康损失的第四大原因。
由于全球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一些可预防的环境、代谢和行为危险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加,脑卒中负担不断加重。与高体重指数(BMI,增长88%)、高温(增长72%)、高血糖(增长32%)、含糖饮料高摄入(增长23%)、缺乏体力活动(增长11%)、高收缩压(增长7%)和omega-6多不饱和脂肪酸低摄入(增长5%)相关的全球脑卒中负担在1990年至2021年期间大幅增加。
然而,如果通过年龄标准化(以每10万人年为单位)来消除人口统计学的影响(以便进行不同国家和时间上的比较),那么自1990年以来,全球脑卒中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下降22%)、患病率(下降8%)、死亡率(下降39%)和DALYs(下降39%)都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于几乎所有国家收入水平。但自2015年以来,全球发病率的改善发生了停滞,且在东南亚、东亚、大洋洲和70岁以下人群中,年龄标准化的脑卒中发病率、死亡率、患病率和DALY率均有恶化。
研究的主要作者、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兼职教授Valery L Feigin教授指出:“全球脑卒中患者、因脑卒中死亡或残疾的人数迅速增长,强烈地提示目前使用的脑卒中预防策略不够有效。根据《柳叶刀-神经病学》(The Lancet Neurology)重大报告[4]关于脑卒中的建议,应立即针对所有具有脑卒中风险的人群,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新的、有效的、覆盖全人群且具有激励性的个体预防策略"。
本研究以前期发表的GBD分析[2]为基础,对1990年至2021年全球的脑卒中负担和危险因素估算进行了最新、最全面的分析,以帮助指导健康规划、预防和资源分配。
未控制的危险因素导致疾病负担快速增长,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国家
研究揭示了2021年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收入水平之间在脑卒中总体负担(以年龄标准化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衡量)方面的显著差异。在脑卒中负担最低的地区(高收入的北美、澳大拉西亚以及中等收入的拉丁美洲)中,2021年新西兰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患病率最低(分别为67.8/10万,707.4/10万),加拿大的死亡率最低(20.4/10万),澳大利亚的DALY率最低(435.0/10万)。
相比之下,在中低收入的东亚和中亚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1年的发病率(超过248/10万)、患病率(1458/10万)、死亡率(190/10万)和DALY率(4,320/10万)要高出2至10倍。
令人震惊的是,尽管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率仅为缺血性脑卒中的一半左右(410万新发出血性脑卒中 vs 780万新发缺血性脑卒中),但2021年全球因脑卒中所致残疾和死亡损失(8,100万DALYs)有一半是出血性脑卒中造成的。脑出血是一种最致命的脑卒中类型,主要由高血压引起。受影响最大的是70岁及以下的人群和生活在低收入国家的人群,他们发生脑出血的比例是高收入国家人群的2倍(37% vs 18%)。
研究的共同作者、IHME首席研究科学家Catherine O. Johnson博士解释说:“脑卒中相关的健康损失对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许多最弱势国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原因在于未控制的危险因素,尤其是控制不佳的高血压、在年轻人中不断增加的肥胖和2型糖尿病,以及这些地区缺乏脑卒中的预防和医疗服务。除非立即实施有效的预防策略,否则脑卒中负担很可能继续向年轻人群偏移。”
环境危险因素的影响日益增加
研究估计,全球因23个风险因素[3]导致的脑卒中相关DALYs从1990年的1亿年健康损失增加到2021年的1.35亿年健康损失。这既是一项公共卫生挑战,也提示了采取行动的机会。这些危险因素在东欧、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占比例最大。
2021年,代谢危险因素,尤其是高BMI、高收缩压和高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所有国家收入水平中造成的脑卒中负担最大(66%-70%不等),其次是环境危险因素(即空气污染、低/高环境温度、铅暴露;35%-53%)作为一个整体在低收入国家中占比较高。
2021年,全球脑卒中的五大危险因素分别是高收缩压、大气颗粒物污染、吸烟、高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家庭室内空气污染,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区之间的危险因素差异很大。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一种严重的脑卒中亚型。研究首次表明,大气颗粒物污染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首要危险因素,在蛛网膜下腔出血所致的死亡和残疾中,大气颗粒物污染占14%,与吸烟的影响相当。
与之抗衡的是,在减少与不良膳食、空气污染和吸烟有关的危险因素所造成的全球脑卒中负担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高摄入加工肉类和低摄入蔬菜膳食造成的健康损失分别减少了40%和30%,大气颗粒物污染减少了20%,吸烟减少了13%。这表明,在过去三十年中,通过设置清洁空气区和公共场所禁烟政策等减少危险因素暴露的措施取得了成功。
Johnson博士指出:“84%的脑卒中负担与23个可改变的危险因素有关,因此有很大机会能够改变下一代的脑卒中风险轨迹。鉴于环境空气污染与环境温度和气候变化紧密关联,需要格外强调采取紧急气候行动和措施来减少空气污染的重要性。随着高血糖和含糖饮料膳食等危险因素暴露的增加,亟需采取以肥胖和代谢综合征为重要干预的措施。找到与社区合作的可持续方法,采取行动预防并控制可改变的脑卒中风险因素,对于解决这一日益严重的危机至关重要。”
预防是当务之急
作者指出,通过对2023年《柳叶刀-神经病学》(The Lancet Neurology)联合世界卒中组织发布的重大报告[4]中关于脑卒中循证建议的实施和监督执行,有机会在当下十年内及以后大幅减轻全球脑卒中负担,并改善全球数百万人的脑健康和整体福祉。
正如Feigin教授所言:“必须在所有国家紧急实施更多、更有效的脑卒中预防战略,重点强调全民覆盖措施。比如,将任务从医生转移到护士和医疗卫生志愿者,更广泛地使用循证的移动技术和远程医疗平台,从而为提供脑卒中医疗服务、建设医务人员能力和建立流行病学监测系统等存在严重缺口的方面提供务实的解决方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刘鸣教授和吴思缈副教授(未参与该研究)在本文的相关评论中指出:“针对日益增长的沉重脑卒中负担,务实的解决方案应涵盖监测、预防、急性期治疗和康复。监测策略包括建立国家级框架,通过社区调查和医疗记录来定期监测脑卒中负担、危险因素和医疗服务。人工智能和移动技术不仅可以促进循证医疗服务的传播,还可以增加数据来源,鼓励多学科合作者的参与,从而有希望提高未来GBD估算结果的正确性和准确性。我们希望GBD分析能持续提供及时的健康数据,从而为全球、地区和国家等各层面抗击脑卒中的行动提供指导信息。” END
其他主要发现
卢森堡的年龄标准化脑卒中发病率最低(58/10万人),所罗门群岛最高(355/10万人)。
塞浦路斯的年龄标准化脑卒中患病率最低(522/10万人),加纳最高(2,046/10万人)。
新加坡的年龄标准化脑卒死亡率最低(14/10万人),北马其顿最高(277/10万人)。
瑞士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最低(333/10万人),瑙鲁最高(6,100/10万人)。
题图 Copyright © 2024 Sovereign, ISM/Science Photo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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