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美]杰里·H. 本特利主编，陈恒、李文硕、屈伯文、黎云意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出版，840页，188.00元
在希腊神话中，地处亚平宁半岛与西西里岛之间的墨西拿海峡两侧各居住着海妖斯库拉（Scylla）和大漩涡怪卡律布狄斯（Kharybdis）。斯库拉是一个长着六个头和十二只脚，并且有猫的尾巴的海妖，而卡律布狄斯则是海王波塞冬（Poseidon）与大地女神盖亚（Gaea）之女，由于偷宰赫拉克勒斯的牛羊，触怒宙斯而被放逐在这里。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有一道狭长的安全通道，如果船只不小心偏离安全通道就会发生危险。奥德修斯返乡过程中的一道考验即是要经过这里，由于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的安全通道仅能够船体本身通过，因而后来斯库拉勾到了他们的桨，将船拉过去并掠走了六名水手。该传说后来演化为英语的习惯用语“进退两难”（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用来表示事物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中。
墨西拿海峡
全球史是一种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审视人类历史活动的史学理论与实践，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随后为世界其他区域的史学界所接受。全球史学家指出，必须把西方从其自视的世界历史认识主体的位置拉下来，将其还原为认识对象，若以全球视野观照西方，它也只是普通一员（中文版序言，第2页）。全球史力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假设和一种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单位的做法。然而，过分强调全球史不免导致“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以单线叙事模式取代多线叙事模式，“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张旭鹏：《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历史研究》2013年第一期，17页）。换而言之，全球史叙事模式行走在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之间，而已故全球史专家杰里·H. 本特利在其主编的《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中试图为全球史叙事模式通过“墨西拿海峡”提出建议。
《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由杰里·H. 本特利主编，201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序言外，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概念”“主题”“进程”“区域”，每个部分又细分为若干章。第一部分处理世界历史最为核心的概念，即“世界历史理论”“地理学”“历史分期”“现代性”“全球化”“认识论”。第二部分则围绕世界历史涉及的主题展开论述，涵盖环境、工农业、国家、宗教以及性别等。第三部分以全球为视野，探讨世界历史上的人口迁移、洲际贸易、工业化、物种交换、文化交流以及帝国与帝国主义。第四部分把全球分为十个主要区域作为分析单位，既强调特定地理和文化区的独特发展道路，也突出把单个区域联结成一个更大世界的历史事件。
《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英文版封面
《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所探讨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专业和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通常这种世界历史意味着外国史，即“不同于本民族、自己的社会的其他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而且，在特定场所如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世界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在较高抽象层次对全世界民族和社会进行的纵观全局式的和比较性的纵览”（英文版序言，第2页）。世界历史在该书中的含义等同于我国学界所说的“全球史”，是一种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欧美，后传播于世界的一种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审视人类历史活动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的重要分支，是新的世界史编纂方法和研究视角。全球史突破以往以西方为中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单元为主线的世界历史叙事模式，转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各个社会之间的比较、联系、网络和系统上，而不是单一社团或互不相连的社会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史家并不否认地方、国家和地区性历史的重要性，而是致力于要找到那些在宏大背景下的重要历史事件。
从学理谱系而言，新世界史或全球史脱胎于十九世纪由兰克及兰克学派奠定的现代历史学。在兰克及兰克学派的影响下，该史学模式随后在全球范围内被历史学家所采纳，同时世界历史获得新的模式，以兰克主编的《世界史》和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是其中的佼佼者。诞生于十九世纪的世界历史，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史学书写单位的特征，“首先，在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时代，欧洲在世界历史上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全球性力量和影响力。其次，在欧洲和北美，政治家们将摇摇欲坠的王国和封建制转变成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这两项发展都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以及作为一个知识项目的历史学的概念”（第5页）。而这些意识形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世界历史书写模式力图突破的瓶颈，这也就成为本特利编写《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的初衷。
兰克的世界史文集
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
突破西方中心论与强调多中心的视野构成该研究指南第一个显著的特征。毋庸置疑，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绝对性的优势，与其率先开展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然而，关于工业革命是否欧洲的独创，全球史学家采取一种与过去历史学家相左的观点，“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尝试着回避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并在十九世纪扩展向全球的传统叙事，开始重新探索其起源，分析其利弊影响”（408页）。这样一来，全球史学家质疑现代性是欧洲特殊性的标志，“他们认为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也为现代性的某些关键特征的显现作出了重大贡献”（105页）。因此，全球史学家在考察现代性的内涵时，认为“应该主动思考现代性（单数）和现代性（复数）在塑造知识结构和国家权力中所起到的作用”（114页）。在这种理念指引下，全球史学家刻意忽略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强调世界是一张“共同成长”的“人类网络”。
然而，突破西方中心论并不等于把西方社会排除在世界历史书写外，而是为了在世界历史的版图中为西方社会寻找到合适的位置，新的方法“不会用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印度中心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上的偏好来代替欧洲中心论——也断然不会将欧洲完全剔除出去——而是远离所有的民族中心主义观念”（15页）。这表明全球史学家把西方社会从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者变为世界历史书写的对象，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一样，都是世界历史的成员。然而，历史作为一幕缓缓上演的戏剧，既有开始、发展、高潮和落幕等情节，也有在不同阶段出现的主角与配角之别。全球史也不例外，“毫无疑问，我们不应忽略欧洲历史或革除民族史，也不应期望历史学家会发现达到绝对客观境地的特殊方法”（13-14页）。因此，在论述世界农业史中，该书强调两河流域、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以及美洲的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论述1750年以前的欧亚大陆贸易历史时，中国等国家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同时突出欧亚大陆贸易的重要性，“将英国工业革命描述为从农业占主导的经济向工业主导经济的突破性、快速性转型，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在此之前，大量制成品已经参与到世界各地的贸易中去了”（407页）。
该书第二个特征是将全球、区域的视野与民族国家的视角相结合。全球史反对以民族国家作为史学书写的单位，而为了到达此目的，全球史学家一般采取两种方式：其一是将目光转向比民族国家小得多的地区；其二是将地方的、民族的和地区的历史放在更大的跨地区、跨文化和全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15-17页）。然而，即便强调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视角，全球史学家事实上并没有否认以民族国家为史学书写单位的价值。从本质上讲，推动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是民族国家，而书写全球史的历史学家则拥有国籍。因此，全球史学家“在不否认民族国家意义的前提下，世界历史学家通过关注对沟通和交流的网络的分析以及探索不同国家、社会和文化传统下的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使其失去中心地位”（17页）。例如，在该书第十章《国家、国家转型和战争》中，作者强调以民族国家名义进行征战构成了人类近代以来的主题，表明全球史学家并没有忽视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一个世纪以前，阿克顿勋爵在一封写给《剑桥近代史》撰稿人的信中写道：“我们对滑铁卢战役的书写必须让法国人和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都满意；如果不查看撰稿者名单，谁也无法知道哪些内容是牛津主教的贡献，也无法知道哪些内容出自费尔贝恩、加斯奎特、利伯曼还是哈里森的笔下。”虽然全球史书写无法忽视民族国家作为幕后主角的事实，但跨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史学著作，为全球读者提供了一个比阿克顿勋爵所主编的《剑桥近代史》更易被接受的角度。
作为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研究指南系列“牛津研究指南”之一种，《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对推动全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首先体现在其谋篇布局上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全书三十一章，依据内容划分为四个部分，合而观之，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相联系且层层递进的整体。第一部分所列举的六个概念是全球史书写的基本要素，第二部分列举了八个全球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第三部分以时间为主线，考察七种主要的历史进程，最后一部分则以区域为基础，设定了全球史研究的十个区域单位。同时，每一章又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其所处理的主题在内容规模上都具有不可穷尽的可能。其次，《指南》重视概念定义及其演变。这特别体现第一部分对全球史六个核心概念的分析中。例如，第一章分析了从启蒙时代以来世界历史理论的变迁，揭示了世界历史理论如何从“启蒙运动时代的全球视野又缩回了欧洲中心论的视角”。又如，第四章辨别了时域性的“现代性”与实质性的“现代性”的联系与区别。而第二十四章讨论作为一个区域概念的中东时，作者强调“中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第三，本书的作者们非常重视学术史与具体研究的结合。相当一部分章节中在进入具体研究之前，会对围绕该主题的研究展开学术史的回顾。例如，在《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往》中，作者回顾了研究文化交流的代表人物，包括阿诺德·汤因比、玛丽·赫尔姆斯和杰里·本特利等；在《现代帝国主义》一章中，作者梳理了帝国主义研究的学术史，讨论了以霍布森、列宁、罗莎·罗森堡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及从中延伸而来的依附理论，以约翰·加拉赫和罗纳德·罗宾森为代表的修正派，以及以弗雷德里克·库珀和安·劳拉·斯托勒为代表的转向路径和后殖民主义。这些鲜明的特点彰显了作为研究指南的独特优势，使该书成为学生和研究者迈入全球史领域的宝贵入门助手。
查卡拉巴提著《地方化欧洲》
全球史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后，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发展有目共睹，此间涌现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如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彭慕兰的《大分流》、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贝克特的《棉花帝国》以及查卡拉巴提的《地方化欧洲》。与此同时，全球史研究也形成了多种路径，包括对全球互动体系与网络的阐述，物种传播、文化交流的全球视野考察，以及区域史与跨国史等研究方向。在中国，全球史作为一种史学书写模式，得到中国学者的推崇，大批全球史著作被翻译引进，也出现了以全球史视野进行史学书写的作品，如葛兆光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该书从中国的视角出发，“通过研究事件的外表来发现其内在关联与意义缠绕”（陈恒：《从反思到行动：当代中国史家的作为与地位》，《上海书评》2024年6月11日）。然而，在我们拥抱全球史的同时，仍无法忽视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叙述的中心就是关注作为一个单位的民族以及作为其更高表现形式的国家”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如何在去西方中心化与超越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避免陷入新的种族中心主义与单线叙事主义，如何在这一“墨西拿海峡”里保持平衡，是本特利主编《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的初衷，同时也是中国学者翻译引进这本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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