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的产物——孤悬湖北的明朝陵寝明显陵

明显陵(以下亦称显陵),明代时位于湖广承天府(安陆州)钟祥县(即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显陵作为湖北省境内唯一的明代帝王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众对其了解不多。随着2000年显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开始为更多的人知晓。2024年,明显陵景区升格为5A景区,受到了国内外游客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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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陵
湖北地区唯一一座明代帝王陵
明显陵位于现今钟祥市城郊,该地位于汉水中游和湖北腹地,战略地位重要。
嘉靖十八年之前,明显陵的“主人”只有嘉靖帝的生父即兴献王朱佑杬。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嘉靖帝生母蒋太后在京师去世,次年,蒋太后的梓宫南祔到明显陵,故嘉靖十八年之后,显陵内葬有兴献王和蒋太后。朱佑杬是明宪宗的第四子,成化二十三年被册封为兴王,弘治七年启程就藩安陆州;八年二月到达安陆州。《万历承天府志》中有很多关于兴献王德言善行的记录,如正德三年五月,安陆州因干旱出现饥荒,兴献王“命陈政领米五千石于吉祥寺给散赈济,全活万人”,这些记载,虽不乏修志者迎合上意、刻意褒扬的成分,但依然可以看出兴献王其为人处世较为宽厚,上忧社稷、下系黎民。正德十四年六月兴献王去世,享年四十四岁,后来被安葬在安陆州。兴王墓原本为藩王墓,嘉靖帝继承皇位后将其升格为帝王陵,定名为“显陵”。无论是《大明会典》等官方记录,还是《今言》等私家著述,都将显陵作为帝陵加以记述,如明人所著《今言》记载:“睿宗显陵在承天纯德山。”2000年,明显陵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与十三陵一道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是我国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其规模可比肩北京十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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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王府遗迹
“大礼议”的见证
嘉靖帝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正德十四年兴献王去世时,嘉靖帝仅有十三岁(虚岁)。不久,明武宗朱厚照驾崩于豹房,内阁首辅杨廷和“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将朱厚熜确立为皇位继承人。嘉靖帝是藩王入继大统,其后来在即位礼和父母名分上,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产生了不同意见,朝廷逐渐形成了以杨廷和等人为首的“护礼派”和以张璁、桂萼等人为代表并得到嘉靖帝支持的“议礼派”。“护礼派”要求嘉靖帝以“继子”的名义称明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生母为皇叔考、皇叔母,以确保孝宗一支皇位得到延续,而“议礼派”则认为应当“继统不继嗣”,即认为嘉靖帝是继承了皇位,而不是继承了太子之位,反对强迫嘉靖帝改认孝宗为皇考。两派朝臣围绕嘉靖帝父母名分及相关礼仪进行了长期地争论,史书称之为“大礼议”。“大礼议”事件的重要转折点是“左顺门事件”,经此事件,“护礼派”有十多人因杖刑而毙命,元气大伤,而杨廷和已于嘉靖三年年初致仕。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修成并令刊印颁发,嘉靖帝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自己在“大礼议”中取得的成果。
由于明显陵远在湖广安陆州(承天府),嘉靖帝继位后虽思念生父但无法亲临拜谒,心中便有了将显陵迁至北京的念头,而这一想法也渐为臣子所了解。嘉靖帝通过“左顺门事件”压制了“护礼派”,并使生父成为“皇考”,明显陵的迁建问题也更加为朝臣所关注。嘉靖三年九月,有人提议将显陵迁至京师天寿山,嘉靖帝听了有些心动,便让朝臣讨论。针对此议,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提出反对意见:“皇考体魄所安,不可轻犯,一也;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二也;国家根本所生,不可轻动,三也。”并以明太祖、明成祖都未迁建生父陵寝来对比此事。嘉靖帝觉得有理,便暂时放弃了迁建显陵。嘉靖十七年,嘉靖帝生母蒋太后去世,次年嘉靖帝在亲赴湖广查看明显陵并赴北京大峪山查看后,决定将蒋太后棺椁葬入明显陵内,后来,嘉靖帝对明显陵进行了扩建和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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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剧照
大兴土木的缩影
关于明显陵的扩建和升格,《大明会典》记载:“兴都显陵,嘉靖六年特敕修理,各项规制俱照天寿山,添设石像生、碑亭;八年,工完;十年,以香殿、暖阁漆漏重修;十八年,玄宫改卜……二十年,工完;三十五年,祾恩殿、重檐殿宇工完。”会典记载的显陵工程建设,从嘉靖六年持续到嘉靖三十五年。实际上,明显陵的修建时段上限和下限都要超过会典所记载的,明显陵的建设贯穿了嘉靖朝的始终,从嘉靖帝继位不久开始,直至嘉靖帝去世当年,扩建和维修一直在进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明显陵给当地人民留下了物质和文化遗产,成为当地旅游的名片和金字招牌,但作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它的修建给当地人民、周边人民乃至全国各地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和诸多痛苦。
一是修建显陵加重了嘉靖朝财政负担。嘉靖朝屡兴大工、营造不断,但显陵依然算得上嘉靖朝的大工程,其修建时间跨度要长于其他工程。嘉靖十九年正月,时任工部右侍郎、负责督修显陵工程的顾璘上疏提到:“修显陵宫殿,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建议让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两淮、两浙盐运司提供银两协济工程。嘉靖十九年五月,工部尚书温仁和向嘉靖帝进言:“近来帑藏已竭,工费无纪,虽分省办料,什去六七,而显陵之役,复坐派数省矣。”可见显陵工程已经给当时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显陵工程用银、用料涉及很多省份,可谓一处兴工、多方受难。
二是修建显陵加重了百姓负担。嘉靖二年,嘉靖帝命将明显陵瓦当更换为黄瓦,要求南京官窑造办,时任湖广巡按御史的何鳌进言:“湖广灾伤特甚,陛下幸哀而赈济之矣,今又役其力于千里之外,敛其财于悬罄之时,民何以堪?”一边是显陵即将大兴土木,一边是民众食不果腹,对比强烈。嘉靖十八年,蒋太后梓宫南祔承天并再次扩建显陵,各地船工劳役繁重,“负累困苦,日不聊生”。兴建显陵,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也使得楚地百姓无力抵抗自然灾害,时人唐顺之在《送柯佥事之楚序》中提到:“显陵之工,为费巨矣。去年楚大饥,流人聚而薮于承天左右,僵者日几何人。”受显陵工程影响的不止湖广地区,因为没能按时造送显陵工料,安庆府知府林钟、池州府知府陆冈、太平府知府路珠被各罚俸三月。在各地官民疲于劳役的情形下,嘉靖帝不仅没体谅民心,反而让各地加紧准备,显陵工程可谓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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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皇帝剧照
对嘉靖朝政治及后世的影响
明显陵对嘉靖朝特别是嘉靖中后叶政治影响巨大,是研究嘉靖朝政治的重要切入点。
嘉靖十八年嘉靖帝南巡明显陵前,嘉靖帝对留守京师及扈从南巡的诸多大臣广加封赏,其中夏言“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南巡时的夏言恩荣加身、风光无比。南巡承天期间,嘉靖帝拜谒完显陵,严嵩揣摩到嘉靖帝的心思,建议嘉靖帝在承天接受群臣表贺。承天是嘉靖帝的故乡,拜谒完显陵在这里接受表贺,更能彰显皇帝的尊荣和以孝治国的名声,满足嘉靖帝衣锦还乡的情结。作为“议礼”起家的夏言,没能理解透嘉靖帝的心思,他从礼制和现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回京后再表贺为宜,“帝报罢,意大不怿”,但严嵩坚持提议在承天表贺,并强调礼仪可由天子确定,嘉靖帝认可该议,“令表贺,帝自是不悦言”,从此,夏言在嘉靖帝心中种下了不满的种子。嘉靖帝南巡返京后到大峪山查看陵工,当时夏言没能及时进呈居守敕,嘉靖帝认为这是由于夏言开始自傲、精神懈怠,并对夏言南巡时的表现提出批判:“昨扈从南巡,偶以疾昏迷。”指出夏言不尽心供职已非首次,命夏言归还嘉靖帝给他的手敕,虽然嘉靖帝后来收回了成命,但对夏言已经有了负面的看法,这为夏言最终失势被斩积累了条件。至于严嵩,其南巡时的言行颇得嘉靖帝赏识,“从幸承天,赏赐与辅臣埒”,嘉靖十九年七月,礼部尚书严嵩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相比夏言仕途的下行,严嵩正在上行并逐步走向行政中枢——内阁。
嘉靖帝在南巡拜谒显陵之后更不视朝了,即“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其中固然有陶仲文等人引诱嘉靖帝斋醮而不视朝,但也有其他原因:一是明显陵是否北迁、蒋太后梓宫是否南祔,嘉靖帝一直犹豫不定,这些事情使得嘉靖帝无法专心斋醮和静摄,不得不同群臣商议,甚至带领群臣前往明显陵亲自拜谒和查看;二是因为嘉靖帝生父、生母的去世,加之嘉靖帝体质较弱,南巡时又遭遇卫辉火灾,其便希望通过斋醮等行为来祈求健康、获得长生。
此外,明显陵对嘉靖朝的“祥瑞”起了助推作用。由于嘉靖帝好祥瑞,故呈进祥瑞、报喜者接踵而至,如果祥瑞出现在嘉靖帝故乡承天或生父陵寝明显陵,那么呈报者往往能得到嘉靖帝更多的关注和垂爱。有关显陵祥瑞的记载很多,如嘉靖十年二月,“上以甘露降于显陵,作《钦天记颂》”;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守备太监张方奏报甘露复降于显陵。上报祥瑞的人,往往会得到升迁,如严嵩因奏告显陵祥瑞“迁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改吏部”,守备太监张方等人因上报祥瑞也被恩赏。嘉靖帝对祥瑞的钟爱,使得承天和显陵“成为”祥瑞频现之地,也成为一些官员获得嘉靖帝欣赏及升官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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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警入跸图》中的明帝形象
结语
明显陵的升格和扩建是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事件的重要产物和见证,也是嘉靖帝其人个人威望不断增强和权力持续巩固的直接体现。明显陵的扩建是明嘉靖朝大兴土木的缩影,基于显陵扩建以及嘉靖帝南巡显陵时相关官员的表现,夏言、严嵩等官僚的政治生涯出现转折。由于嘉靖帝南巡显陵时的“危急”遭遇以及其父母陵寝建设问题的逐步解决,使得嘉靖帝对长寿的追求更加痴迷,对依照贤君的标准治国理政更加缺乏兴趣,使得其一心“斋醮”和执意不上朝成为常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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